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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期博雅公法工作坊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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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19:00至21:00,第三十八期博雅公法工作坊在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辉担任主讲人。本次讲座的题目为“从平台责任到平台治理”。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晗、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灿华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錞担任主持人。

周辉老师主要围绕平台的概念和特征、平台责任的适用语境和平台治理模式、平台责任和平台治理的关系,以及平台治理的类型和走向四个问题展开本次讲座。

关于平台的概念,周辉老师指出,平台是介于市场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第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方式。它以扁平化的方式运作,有别于企业;但又具有内部结构,而有别于市场。平台的本质特征即在于为其用户之间的交易提供连接、匹配服务。传统平台到网络平台的演变正是体现了私主体享有的私权利到私权力的演变。

接下来,周辉老师从主体责任、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了平台责任的三个面向。

 

关于围绕平台治理的模式,周辉老师提出了三种治理模式,即政府治理平台、政府平台合作治理,以及平台的自我治理。政府治理模式是基于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主体地位而提出的。这种治理模式聚焦于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政府应承担的公法义务,政府作为享有公权力的主体,必须履行公法上的义务。合作治理模式体现的是平台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供给。此种模式的前提是政府限于人员、资源、时空等条件,在履行对平台的治理义务时明显地表现出治理能力的不足,这就使得平台协助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十分必要。自我治理模式体现的是平台的自我规制。关于自我治理模式,周辉老师指出,治理作为平台的基本技能和核心竞争力是平台生存和发展首要考量要素。平台的自我治理也是私权力的“自我驯服”。

鉴于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分析,周辉老师提出了政府与网络平台企业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第一种,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网络平台企业作为管理对象的管理型,即在平台内部,用户直接触及的监管者是网络平台企业,但是背后却是看不见的政府之手。第二种,是政府主导、网络平台企业参与的协助型。具体而言,网络平台企业除了基于政府执法的需要提供配合,也可能基于保护相关权利人权益的需要提供支持,这都会对用户的信息或自由等带来影响。第三种,是政府、网络平台企业共治的合作型。本质来说,在协助型网络平台治理进一步延伸,由单向协助到双向合作,即为合作型网络平台治理。关于合作类型,周辉老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讲解。首先,相对于协助型,在合作型的网络平台治理中,政府与网络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和对等。其次,在合作型网络平台治理框架下,对于网络平台企业而言,配合政府不再是法定义务,一般只是约定义务,但这并不是说属于法定的管制事项,就不能在合作型框架下实现。最后,与管理型和协助型框架下,应对和解决的是已经比较明确的问题相比,合作型治理框架更适合应对和解决新问题。既要避免监管不慎给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要为网络平台的创新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如何铺就网络平台的善治之路?周辉老师最后指出,围绕网络平台的善治,应当是在维持社会底线安全和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包括发展创新、权益保障等在内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围绕平台善治的目标,政府与网络平台企业都有其使命;实现或不断接近这一目标,也需要二者在“理想类型”框架下不断改进治理机制。

三位评议人针对主讲人的讲座各自发表了评论意见。

评议人刘晗指出,互联网的兴起本来是去中心化的,打破知识的垄断。但目前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比如滴滴,优步,淘宝等却明显加强了这种中心化。当我们在淘宝上买到假货,我们不太可能直接去找工商局,而是首先跟淘宝平台交涉。所以,周老师提到的平台的合作型治理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评议人刘灿华认为,周辉老师提出的私权力(private power)的概念是对传统意义上权力概念的解构。平台责任在公法义务,一些巨型平台可以删除用户账户,如用户微信被封等,这样的权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权力。原初意义上讲,平台只是用户行为向外界表达的通道,但当前互联网平台已经远远超出“通道”的角色定位。一定程度上平台在行使公权力。在此情况下,从公法理上讲,平台应当承担公法上的义务。平台性质是什么?这是网络时代平台治理中的核心问题。那么,垄断性的平台是否具有公共权力,承担公共义务?如何防止巨型平台逃逸公法上的义务?传统行政法以及新行政法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合理解释?这是学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否可以借鉴德国,不再区分。

评议人林华强调,平台行为更多的涉及到的是民事行为,周辉老师提到的私权力的概念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周辉老师提到,私权力是平台自我授权的产物,那么平台为何可以在与用户的合同中规定自身拥有此类权力?网络平台行为纷繁复杂,因此将网络平台行为类型化尤为重要。另外,平台对用户行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平台对用户有无监管的可能性?民法和刑法中并未规定。此外,我们还要思考:平台监管用户义务的法理基础何在?刑法上规定的监管义务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到平台治理中?

接下来,现场同学针对本次讲座主题纷纷提出问题,周辉老师和评议人一一做出回答与回应。讲座主持人彭錞老师对本次讲座做出总结,并宣布讲座结束。感谢各位参会的老师和同学对博雅公法工作坊的支持。同时,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及北大公法网发布的活动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