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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压力从哪里来?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制度根源及其改革方案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646

高考压力从哪里来?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制度根源及其改革方案

·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

·       期刊年份: 2016

·       摘要:中国的高考压力与应试教育最终是歧视性的办学管制造成的。歧视性管制人为将公立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并极大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不仅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实质性稀缺,而且也造成了教育资源表面稀缺和大学金字塔更加陡峭,进一步缩小了考生的有效择校范围,严重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并让中国基础教育走上正道,必须落实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打破教育领域的歧视、垄断与不合理管制,把办学自由与平等机会还给社会。

一、引言——是什么毁了上亿儿童的健康与幸福

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中国的孩子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幸福。恰好相反,“90“00的幸福感似乎还不如成长环境比他们落后得多的父辈。近期,笔者有机会为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讲宪法。当问及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时,得到的回答竟是清一色的不!。在长期实行一胎制的中国城市,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中心。如今的成长环境不只是不愁吃、不愁穿,物质供给应有尽有,而且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各种电子产品和通讯设施极大缩短了中国家庭和欧美家庭的生活水平差距。孩子们为什么还是不幸福呢?原因众所周知——他们的学习压力太大。岂止是高中生高考压力大,中考、小升初的压力同样也很大,以至小学生即已背上了沉重的书包。考试压力不仅严重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儿童的幸福,而且严重扭曲了中国教育模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只会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担当的畸形青少年。[1]
  平心而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谓不注重素质教育,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素质教育却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经常有人问,中国的中学校长或小学校长到底应该为改善基础教育做什么?这种讨论很有必要,但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一概流于空谈——他们其实做不了什么,因为素质教育不是谁想做就能做。谁都知道,中国的教育从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自始至终就是为了最后的一件事,那就是高考。高考不仅是每年近千万考生的指挥棒,也是压在全国亿万儿童身上的大山。说白了,如果绝大多数学生连基本睡眠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素质教育”?!古代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能修、齐、治、平。然而,我们的学生首先心不起来,因为面临太大的学业压力。[2]即便在压力相对不是很大的初中,学生作业做到深夜十一二点也并不稀罕,而第二天一早六点多就得起床上学。
  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在剥夺孩子基本健康和受教育权的同时,也造成义务教育体制的不平等积重难返。
1982年宪法第3346条分别规定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意味着至少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应该基本平等,但其实全国各地的义务教育从硬件到软件都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不仅城乡之间、省市之间的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差距,即便同在皇城根脚下,北京市内的中小学显然也是不平等的。四中、人大附中、师大附中等贵族学校属于第一梯队,其师资、设施等各种投入都是一般学校不能望其项背的。笔者曾去海淀区的十一学校做宪法讲座,这个中学的硬件条件可以说比北大还好。这些精英中学正是为了高考而存在的,名校录取率是衡量高中优劣的首要指标,也是这些学校对外宣传的主要政绩。既然高中有好有差,竞争压力很快蔓延到整个义务教育的各个环节。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必须要上一所好高中;要考上好高中,必须上一所好初中,中考甚至比高考竞争更加残酷激烈;要考好初中,也有必要上一所好的小学……事实上,即便在同一所中学内部,也要通过考试建立起不平等的分班制度。这样,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12年无时不处于残酷竞争的巨大压力之下。
  因此,我们的高中和义务教育,最终无非是为了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在我们眼里,
学校就是以考分为衡量标准的。高考成绩不行,素质教育再好也是白费劲。12年的教育含辛茹苦,就是为了最后的六月那两三天的考试。高考作为指挥棒或许本身并没什么错,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大学入学考试,中国也不可能没有。然而,为什么中国的高考对上亿的孩子造成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本文的目的正是探讨这个问题,找到高考压力的制度根源并提出可能的对策。笔者认为,中国的高考压力与应试教育最终是歧视性的办学管制造成的。歧视性管制人为将公立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并极大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不仅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实质性稀缺,而且也造成了教育资源表面稀缺和大学
金字塔更加陡峭,进一步缩小了考生的有效择校范围,严重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并让中国基础教育走上正道,必须落实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打破教育领域的歧视、垄断与不合理管制,把办学自由与平等机会还给社会。
  二、大学等级与教育资源的表观稀缺
  
1.为什么高考压力不降反升
  怎样才能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这一定是教育部门、教师、家长长期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提了
30多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每年的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有人说高考体制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显然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3]考试制度本身并不实质性地增加考试竞争压力,正如考试方式或流程改革并不会实质性减缓考试压力一样。决定竞争压力的是考试背后的基本供需关系,也就是录取比例。中国高考每年900多万考生,这是相对稳定的大学需求。我们可以对这些考生进行分流,建立职业考试制度。某些考试分流或许会减轻一点考试压力,譬如减免理科生的文科考试,使之选课与复习均更有偏重。但也正由于准备的科目更有针对性,这类措施最终也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因为考生们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投入理科的竞争,由此会造成一定的偏科现象,也未必是好事。不论如何,这种边缘性的技术改革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减缓考试压力,因为它并没有改变高考的基本供需关系。[4]
  然而,谈到供需关系,高考压力似乎就不好理解了,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如市场经济一样,至少在数量上经历了三十年的蓬勃发展。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一开始大学录取率只有5%,到1980年也才8%,后来逐步上升到20%-30%[5]那个年代,大学生就是凤毛麟角的人才,因而高考竞争压力大是正常现象。但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升级,如今高考录取率已经大大提高,全国录取率将近3/4,北京、上海等地则超过80%[6]这个数值和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其他城市在这方面也差距不大。事实上,全国高校数量还在增长。2015年,全国高校数量增长12%,其中多数为民办大学。[7]既然大学录取率提高了十倍,近3/4的考生都能上大学,为什么高考压力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成倍增长?事实上,中国教育部门很早就开始注意片追等不合理现象,并屡次采取禁止奥数补习班等诸多措施来促进素质教育。[8]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我们离素质教育的目标却越来越遥远。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沉重,中考、小升初等各种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临考前的魔鬼训练越来越严酷……教育需求固然随着人口和考生增加有所增长,但是教育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数增长,而在录取率逐年上升的同时,考试竞争压力却不降反升。这种现象看似不符合供需基本规律,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我们问问考生及其家长,这种现象一点不难理解。不错,高等教育资源看似获得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考生眼里,有效的教育资源增长却极其有限。三十年前,上大学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学生毕业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好
单位。三十年后,上大学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好大学。虽然有那么多所大学可以选择,但是如今有多少考生愿意选择二本三本?但凡有点雄心的考生都不会看得上这些大学,不会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选择目标。他们选择范围内的大学无非是北大、清华等少数重点大学,而所谓的重点大学也就是指教育部圈定的不到40“985”高校,以及一百多所“211”院校。[9]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孩子至少得考上一个“211”重点大学;如果连这样的大学都考不上,那么在国内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浪费青春,不如直接把孩子送出国上学。
  无论是
“985”还是“211”,都是教育部钦定的。教育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让考生都盯着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冰山一角。凡是有能力、有抱负的考生,就是在乎那么一百来所圈定的重点大学,而教育部控制着这些学校的招生规模。[10]这些学校本身也要模仿哈佛、耶鲁,实行精英教育、控制招生规模。北大、清华每年的招生规模只有3300-3400人,其他的“985”“211”高校招生规模参差不齐,多的如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每年招生约1万人,少的如中国科技大学每年招生不到1900人。总的来说,大学平均招生规模大致每年5000人。重点大学招生全部加起来,每年只有大约50-60万人次,其中“985”高校招生不到19万人。[11]面对每年900多万的高考大军,重点大学录取率竟和三十年前一样,只有大约5%-6%!正是(相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杯水车薪,才对全国每年近千万考生造成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12]
  2.大学金字塔与教育资源的表观稀缺
  由此可见,教育体制不平等是人为抑制优质教育供给的重要原因,使得中国大学成为一个相当陡峭的
金字塔,而这个金字塔尖上的实际录取率长期停滞在低水平。这种抑制效应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表象性和片面性。即便某些大学的教育质量相当高,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定,进不了重点大学的排行榜,那么它们就难以受到考生的认可,成为有效教育资源供给的一部分。事实上,无论是“985”还是“211”高校,其主要认定标准都是研究水准,但是研究水平并不能和教学水平划等号;有些大学并非以研究为重点,却仍然可以将大学教学办得很好。然而,大学评价指标的行政化、简单化和一刀切却剥夺了这些大学以教学为导向的平等发展机会。改革三十多年来,大学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加大。大学发展不平等越严重,大学金字塔越陡峭,有效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越小,高考竞争压力就越大。
  即便在教育
金字塔的塔尖上,不平等程度也有所加大。同样作为“985”高校这样的精英殿堂内,也并非一视同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艘航空母舰就比其他院校至少高出一个头“985工程一期拨款,教育部对两校的资助各为18亿,而且全部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对其余“985”高校的资助则是每年9-12亿不等,而且是中央与所在省市按1:1配套。[13]加上各种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同为国立大学”(中央部属院校)的师资待遇是差别相当大的。相比之下,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普遍比较,但也更为平等。以笔者自己为例,我是1980年在江苏参加高考的,那时候的考分应该可以上北大,但是我却没有选择北大,而是选择了离家很近的南京大学。在那个年代,高校恢复招生不久,各校之间的差距并非那么明显。南大总体上或稍逊于北大,但是也有很好的专业,比如我报考的物理专业就自称是全国第一,至少和北大物理专业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也知道北大总体上排名更高,但是既然差距不大,其他因素就可能进入考虑范围,譬如学校离家近、上学成本低。综合权衡起来,我还是很可能会选南大。换言之,在各所大学的地位基本平等的情况下,考生的选择面显然更大,决定选择的考虑因素也会更多。但是在国家通过不平等投入把北大、清华和其他重点大学拉开距离之后,人为扩大的差距将压倒其他考虑因素,考生的选择范围也显著缩小。假如现在再让我高考择校,那么我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把北大作为首选,而我的高考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当然,是在北京考北大,还是在江苏、山东或河南考北大,压力是大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每一所大学都按省市分配招生名额,北京高校对北京户籍的考生分配的名额占考生比例是外地考生的几十倍乃至更多
{1}。有人居然认为,招生指标制度降低了高考压力,因为它把全国高考的大市场区隔为32个省市区的小市场,各省考生只和本省考生竞争,教育需求减小了。这种论点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各省考生人数和全国相比确实减少了,但是省内的教育资源减少得更多。在招生指标分配严重不公之上,还要加上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地域失衡,京沪等发达省市集中了不成比例的重点大学,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却只有寥寥无几的“211”院校,河南甚至没有一所“985”高校。[14]河南省每年考生将近百万,即便仅有的两所“211”高校(郑州大学与河南大学)都招收1万名本科生,录取率也只有2%。省内没有足够的重点大学吸纳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大军,重点大学集中的省市又排斥这些考生大省,大学招生计划将它们的指标比例排在全国末位。严重失衡的教育供需关系极大加剧了这些省份的高考竞争压力,当地的重点高中被谑称为第一监狱。在招生指标体制下,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只能对京沪极少数发达省市有利,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受害者。事实上,即便在高等教育供需关系最缓和的北京与上海,高考压力也相当大,中小学一点也不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应试教育压力也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
政绩式管理而严重加剧。[15]也许不少考生、家长和老师本身并不想受制于应试教育模式,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将高考升学率作为学校评比指标,使得学校不得不诉诸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加大学生作业量来保住升学率和自己的排名。当然,在优质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即便没有教育部门的政绩工程,民间可能也会十分在意学校的升学率排名,学校和学生照样会处于很大的考试竞争压力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升学率(“政绩”)的重视也是学校和学生竞争压力的重要来源。
  三、办学管制与教育资源实质稀缺
  歧视性的教育行政管制不仅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表观性稀缺,增加高等教育
金字塔的纵深度并将考生选择范围人为局限于数量极少的重点大学,而且也确实会极大制约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质性稀缺。在教育部设定的框子内,中国只有两所航空母舰”——北大、清华,以及不到40“985”100多所“211”高校。无论考生的学习成绩多好、考试竞争力多大,都会面临巨大的考试压力。竞争力有限的考生选择余地更大,但是竞争者也更多;考生竞争力增强,其雄心也会随着考试能力攀升,选择余地缩小。即便是重点高中的全校第一,也面临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在她的选择视野内可能只有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学校。要考北大,就得面临北大的竞争。但是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不止有一所北大、一所清华,而是有10所、20所甚至更多,竞争压力岂不是成倍下降了?然而,现实恰恰是,中国只有也只能有一所清华、一所北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谓的优质高等教育是指大学本科教育。一所大学的教师队伍里不需要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能把本科教育做得很好。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研究的天才,但是他对物理学教育的贡献充其量只能说是极其有限;他发明了相对论,但他自己的论文和专著是很难读懂的,介绍相对论和其他高深理论的专业畅销书大都是研究领域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学者写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培养不出爱因斯坦,也许中国今天的教育和考试模式恰恰扼杀了爱因斯坦,但是我们能否培养出能把相对论、量子力学、引力波、遗传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
……教得很好的二三流学者?我相信,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改革30年,虽然中国教育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新老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高等研究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且不说数理化,即便是文科——法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具有相当完备的知识结构;毕业后去一所普通大学,把课讲好、把准确的知识原原本本传授给学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每年光是重点大学就有大量博士毕业生进入职业市场,今天在中国大学任教基本上也都要求博士学位乃至博士后经历。只要在攻读博士的三四年间没有混日子,中国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应该是不差的。既然我们并不缺乏合格教员的供给,为什么优质本科教育资源还是这么少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经济学规律是,管制导致稀缺,管什么缺什么;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
短缺经济,正是因为它实行计划经济{2}(P.38-44)。和中国不缺优秀的教师一样,当年中国也不缺会种地的农民、会各种技能的工人或会做生意的商人,缺的是允许他们勤劳致富的自由。作为一种经济和教育活动,办学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办学管制必然造成优质高等教育的稀缺。就和粮票体制导致粮食供给稀缺、肉票体制导致肉类供给稀缺一样,办学管制也必然导致教育资源的供给稀缺。在供给稀缺这个方面,办学管制遵循和经济管制同样的机理。
  
1.公立大学的不平等竞争
  和计划经济区别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计划办学也首先把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
(民办),并把公立大学分为三六九等,连重点大学也分为不同级别。办学管制与歧视待遇极大遏制了大学自由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事实上,即便是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深受其害。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既得利益者,和普通高校相比占据各种天时地利,但是体制赋予的特权对于这些大学的长远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就和国企一样,这些大学相当于被国家圈养起来了,而没有处在一个和其他学校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当中。缺乏自由竞争,不仅企业水平会下降,大学水平也会下降。只要你在教育部圈定的重点大学,你就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和资源,普通院校很难与你竞争。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告诉我们,这种体制只会养懒汉,对于重点大学本身的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并不利。
  公立大学被分成三六九等之后,国家在招生和投入方面都对
重点大学给予更优惠的待遇,直接抑制了普通院校的发展机会和动力。其实,既然都是政府开办和供养的公立大学,就应该享受平等待遇。地方政府应该平等对待本地的公立大学,中央政府则应该平等对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立大学,也就是隶属于各部委的部属院校。这些国立大学主要是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因而不论设立在哪个地方都应该受到同等对待。[16]歧视大学也就意味着歧视教师,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的公立大学教师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宪法第33条赋予自己的平等权利,打破教育部门的制度性歧视。只有这样,才能在公立大学之间形成平等竞争、自由发展的氛围,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公立大学教育的水平。
  
2.民办大学的不平等待遇
  和公立大学相比,民办大学当然要自食其力,不能指望政府供养,但是必须在其他方面的办学条件享受平等待遇。本来,和民营企业一样,民办大学可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健康力量。然而,由于民办教育在准入、招生等环节遭遇歧视性对待,发展了二三十年的民办大学至今仍然停留在极为边缘化的角落。光是招生这一个环节的歧视就足以把一所大学定格在三流水平,因为中国大学长期实行按批次招生。北大、清华等个别高校可以
提前招生,首先录取各地尖子,然后一本、二本、三本挨下来。越往后,所招收学生的成绩越差。考生经过十来年的煎熬,过五关、斩六将,早已消磨了青年应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考上大学之后总算摆脱了考试压力,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学习动力和激情。进了一所谁都不看好的二三流学校,更失去了勤奋的冲劲,上大学就是混日子、拿文凭。学生听课无精打采,老师讲课也毫无成就感。招生歧视决定了这样的学校招不到好学生,而一个招不到好学生的大学注定也招不到好老师。民办大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招不到好老师,好学生不愿意申请;招不到好学生,好老师不会愿意去……
  只要制度性歧视的大环境一日不改,即无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笔者每次坐火车回北京,都能赫然看到吉利大学在北京火车站的巨幅招生广告。这幅广告即足以体现民办大学在中国的弱势地位。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任何一所公立大学需要这样为自己做广告。就和中国民营企业并非竞争不过国有企业一样,中国民办大学的弱势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办不好私立大学,必须依靠国家扶持。这种状态并非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办学制度歧视人为造成的。在制度歧视下,民办大学注定是三流大学,永远成不了一流大学,而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就和民营企业极大增加了我们的物质供给一样,民办大学原本可以极大增加我们的教育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孩子的考试和学习压力,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吉利大学或许可以成为民办的北大、清华,考生的首选就不只是一所北大、清华,而是许多所北大、清华。但是被剥夺平等竞争的机会之后,吉利大学们永远不会成为中国考生的首选。
  对比英美等发达国家,他们最好的大学恰恰是
民办大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都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才能挤进前十名。[17]美国的公立院校只有州立大学,没有国立大学。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所美利坚大学,但是它和东京的日本大学一样,是一所私立大学。笔者经常拿民国初年宋氏三姐妹留学作为一个例子,她们就是在多数国人闻所未闻的民办大学”——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接受的留洋教育。虽然许多人从未听说过卫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名字,但是美国人都知道,这是一所以本科教学为特长的学院,其本科教学质量的声誉并不亚于哈佛、耶鲁。除此之外,还有达特茅斯学院、科尔比学院等本科教育质量很高的私立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本科教育就是义务教育的延伸,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高精尖人才,而首先是提供优质的通识教育。就是把书教好,这件事情究竟有多难?若是讲相对论,一个刚出道的物理博士完全可以比爱因斯坦讲得更通俗易懂。我们不需要哈佛、耶鲁、北大、清华的高端研究,就能够把本科教育做好,至少把文科教育做好。一所非研究型大学完全可以主打本科教育这块牌子,因提供优质本科教育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为什么美国最好的学校都是
民办大学?这固然归功于深厚的英美私学传统等多种因素,但关键还是因为美国宪政体制禁止政府歧视私人教育。私立学校和公立大学平等竞争,[18]才得以延续两百多年的辉煌。当然,美国公立大学也没有为了冲刺世界一流,而划定什么“985”“211”,或区分重点与非重点;否则,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肯定违背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美国宪法保证公立大学之间以及公立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才造就了众多优质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极大丰富了优质教育资源并扩大了考生的选择空间,减轻了学生的考试与学习压力。记得我1984年刚到美国留学,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位教授做助教。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千万别对美国学生期待太高,因为这些家伙3/4都能上大学。其实,美国大学的录取率和中国今天差不多,但是他们的75%是名副其实的。至少在本科教育阶段,各大学的教育水平差距不大,学生并无必要执意挑选哈佛、耶鲁、斯坦福、伯克利分校等少数几所耳熟能详的名校。
  
3.办学自由与资源平等
  美国的自由办学体制不仅极大提高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而且维持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地域平衡。既然各所大学的本科教育差距不大,东西部及中南部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是像我们这样极端失衡,东西南北都有很好的大学,尤其是大量私立学校提供了优秀的本科教育。相比之下,中国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是极不均衡、极不公正的。不仅所有的大学理所当然都集中在城市,而且经济越发达的省市,越是
重点大学扎堆,中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这也是为什么集中了大量名牌大学的北京、上海成为招生考试歧视最顽固的堡垒,严重加剧了欠发达、受歧视地区尤其是考生大省的考试竞争压力。
  事实上,如果可以放开办学限制,积极引进供过于求的境外教育资源,不失为缓解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捷径。国外大学因为人口下降而招不满学生,中国留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然而,留学毕竟成本高昂,至少目前只能满足少数中国家庭的需求。也有一些大学开始考虑到中国办学,譬如纽约大学已经在上海设有分部,杜克大学则在昆山设了分部,但是这些大学在中国办学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在国内招生人数十分有限。譬如
2013年,上海纽约大学首届只招收300名学生,其中151名是中国籍学生{3}。如果我们可以放松限制,让更多的国外一流大学到中国来办学并招收中国学生,无疑是众多中国考生的福音。如果这些大学要节省成本,可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办学,帮助我们发展老少边穷的高等教育,无疑有助于我们打破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和分布不均衡格局。教育学者一直都在建议实现教育资源地区分布的均衡化{4},其实谈何容易,新疆戈壁滩如何建成北大分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目前这种制度环境下,教育资源的地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有所扩大,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遥遥无期。[19]如果有更多的国外大学进来,帮助我们建设更多的北大、清华甚至比两校更好的学校,这么多所优质大学供中国考生挑选,岂不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侧难题?考生的考试压力不就减轻许多吗?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考试压力问题得不到基本解决,不论如何推动
素质教育都是无用功,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最后只能跟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高考将永远是一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悲壮场景。
  四、造成应试教育的其他因素
  当然,除了办学管制和制度性歧视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表观和实质稀缺之外,高考压力和应试教育还来自其他因素。在此仅从文化心理和宪法制度
(基本权利)两个方面,探讨考试与求职压力的成因。
  
1.名校情结与职场歧视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得到一块
敲门砖,目标还是在大学的金字招牌下获得一份高收入的职业,以维持舒适体面的生活。这种想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于强烈,也会人为增加考生的竞争压力。众所周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十分普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家文化的优点是积极进取、求学向上,不足之处是容易变成一种等级分明的精英文化,产生强烈的攀比心理。对于不能靠拼爹取胜的绝大多数平民子弟,考试成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惟一途径。在这种心态指引下,考取名校成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考场成了输不起的战场。
  名校情结还会产生另一种非理性现象,那就是
名牌效应会过度影响求职录用。目前,职业招聘相当普遍地存在高校歧视现象,许多单位非“985”“211”大学的毕业生不要。[20]当然,在统计上,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找到的工作必然更好、薪水更高。这是各国皆然、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显然不能无条件运用于个案。在录用过程中,大学品牌只是招聘者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求职者本人的真才实学、品德性格等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即便哈佛毕业也未必不失业、北大毕业生不能保证找到好工作,[21]也就没有必要削尖脑袋硬钻那几所凤毛麟角的名校。事实上,由于应试教育的扭曲等原因,高分低能早已是中国熟知的普遍现象。名校毕业生未必在职场上表现突出,普通大学毕业生中佼佼者也大有人在。名校毕业远非职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招聘过程能够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普通大学毕业生经过数年寒窗之后仍然有机会找到体面职业,那么大学本身的评价体系也会随之改变。
  
2.“体面职业的制度决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既然决定人生的真正瓶颈不是大学,而是毕业后的工作机会,那么什么是人人向往的
体面职业?体面职业的确定涉及多种因素,譬如工资待遇、社会受尊重程度、平时教育过程中灌输的人生理念等。对于今天中国的中产家庭来说,做一个环卫工人大概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没有谁认为那是一种体面职业。这种看法也许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传统文化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譬如我们今天就很少有人仍旧歧视运动员和演员。决定一项职业是否体面,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因为制度影响着人们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如果制度对于人们争取利益的集体行动设置了障碍,那么原本可以比较体面的职业就未必那么体面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职业之所以脏、乱、苦、工资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因而不体面,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卫生和健康而言,环卫工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一座城市也许可以一个月没有市长,甚至一周没有警察,但是不能三天没有环卫,否则城市就成了一个垃圾场。在任何国家,环卫算不上一个高大上的精英工种,但它应该也完全可以是一份光荣体面的工作。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它就成了没有年轻人想做的
不体面工作呢?这当然是和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直接相关。一份工作是否体面,首先取决于工资待遇高低。环卫工人的工资低,是因为市政对他们投入不够。但为什么市政府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待遇?市财政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财政预算究竟是由谁决定的?负责决定预算的地方人大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环卫工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是否有效参与了地方选举?这些统统是决定环卫工人待遇的国家制度。
  同样重要的是环卫工人的宪法基本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媒体能否充分报道环卫工人等弱势群体的艰辛与难处?他们能否选举产生自己的工会,在集体谈判过程中为自己争取比较体面的工资待遇?如果工人没有结社自由,不能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那么他们每一个个体在雇主面前都是弱势的,他们的工资待遇必然被人为压低,环卫这个每一座城市都离不开的重要工作也就变成一种
不体面职业。
  如果我们能够在职场上落实结社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以及相关国家制度,那么
体面职业会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得多,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范围也会宽广许多。如果那样,上哪一所大学也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高考压力也会相应降低。换言之,今天中国高考压力山大,固然是因为歧视性办学管制直接造成三六九等的大学金字塔过于狭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人为稀缺,但是也和宪法基本权利与制度未能得到落实有很大关系。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歧视和管制加剧了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人为造成体面职业的金字塔过于狭窄,进而对求职、求学与考试产生巨大压力。
  五、如何改革大学管理体制
  面对这种状态,我们怎么办?上述制度层面的因素涉猎范围太广,本文且不深入讨论。在此仅直接针对大学管理体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1.本科扩招
  首先,要缓解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放开本科招生规模。
1999年之后,中国大学的确经历了一波扩招,大学录取率从1998年的34%陡升到56%,后来增速放缓,经过十余年才超过70%[22]公允地说,本科扩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速度并不算快,甚至可以说太慢了。然而,现在扩招似乎早已是一个贬义词,成了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替罪羊。[23]这种误解主要是混淆本科和研究生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造成的,因为早在本科扩招之前,研究生招生规模就已经开始扩张,而且势头迅猛。据中国教育在线的《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博士研究生2003年之前每年增幅超过20%,硕士研究生2006年之前每年增幅超过10%,近年来才有所放缓。[24]1978年,全国仅录取1万名硕士研究生;2011年,录取硕士研究生近50万,以致不少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规模接近乃至超过本科生规模。当然,中国研究生教育起点底,一开始扩招是必要的,但是连续二三十年马不停蹄地突飞猛进,确实降低了研究生质量,应该对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此
扩招非彼扩招,本科扩招和研究生扩招是两个不同概念,因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大相径庭。不论是否可取,中国大学可以去冲刺诺贝尔奖,但这主要是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本科教育对天才的发现和发掘当然也有帮助,但这并不是本科教育的主要目标。否则,为了挖掘一两个天才,会牺牲多少人的高等教育机会?笔者认为,研究生应当严格控制规模,但是中国没有理由不进行本科扩招;本科扩招非但不会明显降低大学教育质量,而且将給庞大的中国考生群体增加宝贵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目前,北大、清华的招生规模类似于美国的哈佛、耶鲁,要实行精英教育,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即便以美国为样版,也应该把每年的录取人数乘以5。至于同样优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公立学校,每年录取的本科人数动辄过万,也没有听说谁在抱怨它们的教育质量下降[25]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主张的本科扩招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较好的重点大学,也惟有这些大学的扩招才能有效增加教育资源供给、减轻高考压力。在高度发达的通讯设备帮助下,本科扩招并不会导致大学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目前大课规模一般限于一两百人,这个规模可以扩大数倍。[26]小班上课的质量固然比大班好,但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更完善的助教制度,基本上可以解决大班授课质量,保证教与学的适度沟通,而不显著加重教师的工作量。另一个问题是大学容量,因为现在国内大学几乎全部采用学生住校制,而有限的校园空间严重制约了招生规模。但是这个技术问题也不难解决,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办学经验,实行学生住宿的社会化。对于刚进校的一年级学生可以采取住宿制,高年级学生则应原则上自行在学校周围租房。这一项改革需要一定的疏导和心理调适过程,但前提是信任大学生的自立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确立大学管理部门的有限责任制。由于学生已经是适格的法律责任人,在校外发生意外事件的责任应由学生而非学校承担。
  虽然扩招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它仍不失为缓解高考压力和大学招生地域歧视的一种手段。目前,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各所重点大学对本省考生投放的名额占考生比例是外地考生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有人提倡实行
同比例录取,实现招生指标地域分配的基本平等。[27]“同比例录取的理想固然很好,但是这种做法势必极大减少本省的招生指标,和现有既得利益冲突太大,短期内显然不具备任何可行性。然而,如果大学可以实行扩招,并把扩招获得的名额全部投入到外省,但是并不减少本省的招生指标,那么虽然仍然不能实现完全的招生平等,至少能够缓解招生指标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在整体上,重点大学的招生人数扩大将显著增加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成倍减轻高考压力。
  
2.公立大学待遇平等
  其次,中国办学模式必须实现基本的待遇平等。平等原则首先要求国家至少对于自己的
孩子要给予平等待遇,让公立大学在同样高度的平台上竞争。当然,各所大学的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相当差距,但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待遇不平等人为造成的。从统计来看,北大在核心期刊“A类期刊的人均发表论文数量要比河南大学这样的学校高,但这并不能为制度歧视提供理由。事实上,1949年之前,河南大学也是一所全国知名院校,甚至可以说是大家云集{5}。只是1952院系调整之后,河大人员被强行拆散,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师范类大学,才被折腾成今天这种格局。如果允许其自由发展,在财政投入、招生等方面实现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即便河南受歧视的农业经济会拖高等教育的后腿,河大仍有可能恢复其昔日的荣光。
  办学平等首先体现在招生程序上的平等,要求取消分批次录取,改为所有大学同时参与招生录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减少北大、清华等圈定的
重点大学的特权及其养尊处优的倾向,同时让重点大学清单之外的学校看到上升的希望。目前,歧视性的招生体制即足以在制度上判这些大学的死刑,迫使它们自暴自弃、放弃努力。进了这样的学校,学生和老师都看不到任何上升空间和出头之日,人为扼杀了许多潜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因此,所有大学都必须统一面向全体考生平等招生,考生自由填报志愿,不限申请学校的数量。为了适当限制申请数量,申请可以像美国大学那样适当收费。原则上,考生想申请多少所学校都可以,只是多花一笔申请费而已。[28]
  迄今为止,中国大学不仅实行分批次录取,而且申请程序也存在诸多不合理限制,有的省份甚至要求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提出申请。所有这些不合理限制都应予取消。当然,各地招生部门会提出各种困难,坚持保留目前这套制度。譬如如果让考生自由填报志愿,那么收到多所大学录取通知的考生脚踩两只船甚至多只,可能会增加各大学的招生计划的不确定性,造成有的大学超计划录取,有的则招不满学生。但是这些技术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其中有的限制只是在计划办学模式的大背景下才有必要,改革招生体制之后即自动消失。有的旧体制也可以在转变职能的前提下保留,用来解决招生改革可能产生的新问题,譬如各省招生部门仍可保留并负责管理考生档案。考生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确定最后意向,回复后即由有关大学调取考生档案。这样,至少在开学前一段时间,各大学都知道确切的本年度招生人数并为此做好准备,没有招满的学校可以对未被录取的学生进行第二批招生。
  总之,统一招生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且按照国务院《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似乎已有意向将取消招生批次列入教育改革计划。[29]2016年,上海已率全国之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实行统一的本科录取批次;2017年,浙江与山东也将步其后尘,但是其他多数省份的改革步伐尚不够快,[30]譬如北京等发达省市没有理由不和上海一样也取消本科录取批次。只有当全国实行统一录取、不分批次,取消重点大学的特权,才有可能让全国各所高校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有人吊诡地认为,教育公平反而对受歧视的地方及其大学不利,理由是目前招生指标制度的地域歧视恰恰为河南大学这样的学校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本地优质考生,因为他们受歧视而进不了京沪等地的
重点大学,所以不得不报考在招生方面保护自己的本地大学。事实上,全国各地的高校都视来自河南、山东等大省的考生为洪水猛兽,对他们筑起了高高的招生壁垒,对这些考生大省分配的招生指标与考生人数之比远低于京沪津等发达省市的指标比例。考生大省一般也是农业经济占主导的欠发达省份,众多考生无法翻越外省树立的招生壁垒,只好在省内大学就学,让这些大学意外得利。这种理由的实质是用不公体制的后遗症(招生平等之后考生大省可能流失部分优秀考生)来为不公体制辩护,显然不足以阻挡教育公平的改革步伐。河南考生之所以不情愿报考河南大学,正是因为河南教育受到了歧视。在教育公平的初期阶段,全国实行统一高考、平等录取,外省撤除了针对河南等考生大省的招生壁垒,河南或许确实会一时流失部分优秀学生,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制度歧视的后遗症而保留乃至认同歧视。在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实力均衡化将是全国各所大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河南会有更多的优秀考生心甘情愿地选择河南大学作为自己心仪的学校。
  
3.民办大学的平等地位
  最后,要从根本上实行
素质教育、减轻高考压力、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就必须放松办学的准入机制及各种管制。凡是有意愿并符合资质的学校都应该让它们进来,平等办学。面对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一些家庭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子女送出国学习。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和国际融为一体;三十年前,出国留学主要限于公派留学生,因私留学可能连签证都得不到批准,送子女出国读中学更是天方夜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具备经济条件的家庭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尽管如此,出国留学毕竟只能局限于少数家庭。有的家庭为了尽早适应国外环境,孩子未成年时就送出国读中学乃至小学,但是这样的留学成本非常之高;孩子能否自立并适应国外生活与学习环境,也是让家长忧心的问题。因此,虽然出国留学不失为回避国内高考压力的一条途径,却并非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根本解决之道。如果能让外国名牌大学来中国开设分校,提供和其本国大致同样水平的师资和教学模式,则能以低得多的代价缓解中国的高考压力。在中国接受国外教育的学习与生活成本远低于国外留学成本,还用不着远涉重洋之苦,为什么要把一年五六万美金的学费送給波斯顿大学这样的二流学校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完全是过于严格的准入管制造成的。这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高考压力与应试教育的源头。目前,制度歧视及其所造成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之所以要歧视,正因为我们的资源稀缺。北京
土著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异地高考,更不用说平等录取,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别人来分享北京靠制度特权集中起来的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31]如果全国各地的资源都差不多,谁还在乎在哪里考试、如何录取?纵容制度歧视的后果是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并在歧视和稀缺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让数以亿计的孩子每天都面临不人道的教育压力,而不幸的根源正在于宪法赋予他们的平等受教育权没有得到落实。
  六、代结论
——如何改革中国教育?
  众所周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基础教育要比大学教育要重要,因为它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品格、能力、习惯等各方面的塑造都是不可替代的。进入大学以后,学生人格已基本定型,教育所能培养的主要是知识和方法。正因为此,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尤其令人担忧。毋庸置疑,孩子早已成了中国家庭中最辛苦的人。大人回家还可以适当放松,但是孩子不仅得起早贪黑
——学校一般要求早晨七点半之前到校,意味着孩子必须六点多起床,学校离家远的甚至五点多就得起床,而且放学回家后往往继续写作业,直到很晚。巨大的学习压力极大地扭曲了每一个中小学生,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剥夺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在这种成长环境下,中国许多家长都觉得对不起孩子,加上长期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很容易在生活上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娇生惯养等各种不健康的生活和成长方式。
  事实上,虽然三十年改革极大丰富了物质生活,中国孩子过的日子却还不如他们的父辈,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差得多。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笔者这一代人要比自己的孩子
幸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童年幸福甚至可以说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把什么都砸烂了,其中包括教育。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当然是一场空前浩劫,但是对于中小学生却成了一种解脱。本来,小学生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学习,而是吃饭、睡觉、玩耍、长身体。我们的童年时代就是这么歪打正着走过来的。
  恢复高考之后,学习压力开始加大,应试教育马上成为一个问题,并在此后三十年多年愈演愈烈,中小学离素质教育目标越来越遥远。虽然课堂上给他们灌输的知识比以前多得多,但是这些知识究竟有多少用呢?数理教育实行题海战术,各种奥数训练屡禁不止,但绝大多数的知识是将来用不上的
死知识;现在学得越多,无用知识占据学生的大脑空间也越多,而自由思考和创造的空间越少。试想,即便最精英的重点中学、最拔尖的实验班,将来当中又有几个人会专门从事数学研究或哪怕是和数学打交道的一般工作?既然专门从事数学工作的寥寥无几,现在让全体学生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数学又有什么意义?
  人生有限,任何时间都有机会成本。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数学物理,其他重要方面肯定会受到严重忽视。譬如笔者认为,至少中学生应当分享一定的家务劳动,这对于培养孩子的共同体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么大的学习压力之下,孩子本来已经很辛苦,恐怕没有哪个家长舍得让他们再为家务受累。且不说哈佛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家务活可能提高孩子的智商、情商和实际生活能力,
[32]即便没有这些实在的好处,孩子的家庭责任感对于他的一生也是很重要的,更不用说对于培养一个合格公民的重要性。但是在巨大的考试和学业压力下,所有这一切都被悄悄收起来,人生的惟一目的就剩下学习、考试、竞争、出人头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长大,他们未来的私人和社会生活都不会太正常。
  因此,改革三十多年来,并不是什么都在进步,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就出现了倒退。譬如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的高考体制本身就有所倒退。从
1978年恢复高考至2002年之前,全国实行统一高考,只有上海在1987年开始实行自主命题2002年之后,全国一半的省市开始实行自主命题,高考不再统一,从而对那些常年跟随父母在当地生活、学习却没有当地户口的随迁子女造成招生与考试双重歧视。[33]虽然招生指标从1950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但是随迁子女的考试却只是在近十几年才成为一个显著问题。2014年,教育部指示各省原则上放松对随迁子女的考试限制,但是北上广尤其是京沪两地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善。[34]回到全国一张卷是大势所趋,因为全国统一考试是按照同等标准公平录取的前提。当然,一张卷本身可以采用多次考试、多元化考试等更为人性化的方式,但不论什么形式的考试必须是真正的全国统一高考。现在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也在尝试各种版本的高考改革,但是改革目标均非实现真正的全国统考,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招生平等。[35]
  当然,即便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甚至按照同等标准公平招生,我们仍然解决不了应试教育问题,因为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所造成的压力仍然在那儿。在源头上,压力的根源在于长期实行的计划教育体制。计划体制不仅产生了歧视全国多数考生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而且以歧视性的方式管制高等教育办学,直接造成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过度稀缺。在这个意义上,招生歧视和歧视性的办学管制是同源的,二者均来自计划教育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一样,计划教育体制首先表现为配额制;配额源自短缺,进而造成永久性短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等各种满天飞,几乎所有重要物资都凭票供应,结果发什么票就缺什么。从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开始,计划经济逐步解体,各种配额和票据也逐步取消,但是教育领域的计划体制却一直维持至今,成为计划模式的最后一个堡垒。几十年来,招生指标制度雷打不动,其改革阻力首先来自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而只要计划办学体制没有松动,这种稀缺将永远持续下去。
  计划教育体制一日不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和供不应求的局面即不可能缓解,每年数百万考生的考试压力得不到减轻,进而决定了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不可能改变。在长达十来年的成长关键期,全国数以亿计的未成年人将继续丧失幸福与健康成长的机会。
  


【注释】
作者简介:张千帆,政府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少文、朱学磊帮助收集部分资料,特此感谢。
  
[1]对于家庭教育失败酿成的青年悲剧,见2010年关于药家鑫事件的全面报道,http://news.163.com/special/yaojiaxinan/.
  [2]《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在目前这种学习环境下,很难让未成年人没有忧患恐惧。要让他们修养身心、健康成长,就必须排除来自外部的压力、烦恼、诱惑,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宽松平和的环境里。
  
[3]关于一位高中教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参见张辅良:高考是罪魁祸首吗,历史网2014125日,http://www.lishiw.com/show/bYYepaW3N9z6HN16.html.
  [4]例如参见杨东平等:高考改革只迈出半步,财新网20141010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4-10-10/100736678.html.
  [5]参见新浪教育频道,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5-06-18/1435473862.shtml.
  [6]2015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700万人,其中本科为366万人,专科(高职)334万人。报名人数为942万人,高考录取率达到74.3%,而北京地区录取率突破了80%,参见“2015北京高考考生人数67816人,录取率超80%”http://www.027art.com/gaokao/HT-ML/1264034.html.
  [7]数据来自http://edu.21cn.com/gaokao/g_152_1159153-1.htm.
  [8]2015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严禁六类有偿补课,其中包括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参与授课等。然而,规定实施近一年,各种名目的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仍然屡禁不止。例如两位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被查,《彭城晚报》2016425日。
  
[9]“211工程是指面向21世纪建立大约100所重点高校。截至20133月,全国共有112“211”院校,其中北京占了26所。“985”工程源自江泽民1998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全国目前有39所高校,所有的“985”高校也都是“211”院校。事实上,即便“985”高校也不尽相同,而是被分为好几个不同等级,参见董希望:将被遗忘的改革——1990年代我国大学改革的历史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0]“重点大学可以有许多不同定义,教育部在1950年代圈定的重点大学范围后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当下的社会认知,笔者认为重点大学最可靠的界定就是“211”院校,其中也包括“985”高校。
  
[11]对于2015年的数据,参见http://www.4000985000.com/yjqy/1418.jhtml.
  [12]笔者并不主张,所有考生都有雄心冲击重点大学,有的考生能上一本或许即已满足,有的甚至都未必有此期望。但不可否认的是,上千万考生中必然有相当部分抱着非重点大学不上的心态,每年为数可观的复读生也可以作为这种心态的写照。
  
[13]“985工程二期经费分配也同样不平等,参见***关于‘211工程’‘985工程存废之争的思考,《高等教育管理》2015年第3期,第90-93页。
  
[14]山东有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两所“985”高校,以及加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分校)有三所“211”高校。河南则只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两所“211”高校。参见“‘985工程学校名单,来源于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238/201112/128833.html, 2016425日访问。
  
[15]20151031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教育公平研讨会上,杨东平教授指出教育部门的政绩体制也是造成教学压力的重要直接原因,感谢他对这一问题的启示。但笔者仍然认为,造成考试与学习压力的终极根源是严重失衡的高等教育资源供需关系,而非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压力。
  
[16]当然,某些国立大学在性质上属于部委和地方共建,譬如北大、清华之外的“985”高校,地方财政对于这些国立大学也有显著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可以按适当比例资助这些国立大学
  
[17]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前十位的世界顶尖大学中八所都是私立大学,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6/.
  [18]当然,这种竞争并非完全平等,公立大学是政府拨款供养的,私立大学则主要靠学费、捐款等渠道自食其力。这里的平等是指大学在设立、准入、招生方面的机会平等。
  
[19]近年来,教育部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已加大投入,见教育部:今年安排160亿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人民网2015311日,http://edu.people.com.cn/n/2015/0311/c367001-26677223.html。然而,高等教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财政投入的西部倾斜一时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再说财政困难的不只是西部地区高校,而是全国各地高校的普遍问题,受到“985”“211”等国家专项资助的高校毕竟只是极少数。与其针对特定地区的高校进行重点投入,不如对全国所有公立学校设定统一财政规划,将其公共财政收入限定在较小的浮动范围内。国立大学原则上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地方公立大学原则上由地方拨款,地方财力不足的由中央补贴。
  
[20]吴应海:高考志愿不分批次按专业大类填报益处有多少,载2014121日《广州日报》。
  
[21]例如见钟欣:北大才子杀猪’8年身家破百亿,载20151030日《西安晚报》。当然,杀猪并非失业,但是显然和北大所学专业并无关联,也用不着北大才子的招牌才能做大做强。这则报道中,当事人陈生的成功和北大学历没有必然关系。
  
[22]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5-06-18/1435473862.shtml.
  [23]参见秦春华:三个弊端严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载20151013日《光明日报》。陈磊、王长喜:高校扩招与教育质量问题研究,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4]http://www.eol.cn/html/ky/report/a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05-01
  
[25]例如2015年秋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本科生13327名,http://news.berkeley.edu/2015/07/02/berkeley-admits-more-than-13000-prospective-freshmen/2015年注册的在校生中,研究生10708名,和北大等校相当,但本科生为27496名,http://opa.berkeley.edu/uc-berkeley-fall-enrollment-data。密西根大学录取本科生13611人,在校本科生总共28312人,http://admissions.umich.edu/apply/freshmen-applicants/student-profile.
  [26]2016417-23日,笔者曾访问日本大学法学部。日本大学名头很大,却是一所私立大学,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大学,在全日本各地都设有分校,七八十年代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12万。后来因为人口的少子化趋势,2015年在校生总数减少到6.7万人,参见http://www.cd.nihon-u.ac.jp/about_nu/nu-digest/data/。我给本科生做讲座的大教室可以容纳900名学生,是国内一般院校大教室的三四倍,但也并不显得大得不可控。
  
[27]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曾提出实行同比例录取,并以此为目标尝试了招生实践。当然,具体招生实践离同比例录取的目标相差甚远,后来似乎也未能坚持下去。参见田夫、孙建林: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调研报告,载张千帆、曲相霏主编:《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国问题与国际经验》,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408页。
  
[28]当然,为了防止放开时失控,也可以规定申请数量的上限,譬如8所或10所学校。
  
[29]李琦:未来高考或按专业录取不分批次,载20141130日《京华时报》。
  
[30]“取消高考录取批次应加大步伐,载201651日《新京报》。
  
[31]对于此类观点的综合,可见天涯社区的讨论:外地孩子都在京高考,对北京孩子不公平http://bbs.tianya.cn/post-free-4393917-1.shtml.
  [32]孙云晓:子女做家务可以提高智商和情商,载2015122日《中国妇女报》。
  
[33]参见张千帆谈随迁子女高考困境,学生面临教育歧视,载财新网”2011526日。
  
[34]张千帆: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不宜与父母居住证类别挂钩,载20121126日《南方都市报》。
  
[35]当然,招生指标的分配也在逐年调整。就北京大学招生计划而言,2009年分配给每万名北京考生的招生指标是安徽的71倍、河南的46倍。2015年,虽然北大在河南投放的指标有所减少,在安徽投放的指标从38增加到50(均不含医学部),而在北京的投放指标有明显减少。参见http://www.eol.cn/html/gkcx/jh2015/11/31.htm.

 

【参考文献】
      {1}张千帆、杨世建: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载《法学》2009年第11期。
  
{2}[]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吴小玮:选拔最适合的优秀学生——来自上海纽约大学自主招生的启示,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2期。
  
{4}宋争辉: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非均衡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载《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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