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中心动态 > 最新推荐

德致广大 学尽精微

作者:熊万鹏   点击量:1199

2月12日上午9时许,全国政协一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你知道吗,罗主席走了。”我的大脑顿时变得空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刹那间泪流满面。前一天晚上7时左右,我正在澳门参加活动,突然接到罗主席大女儿小华姐的微信,“情况突然恶化”。我心里突然一紧,连忙回复,“祈愿能度过此关”。之后,小华姐便没有再发短信。罗主席在协和医院住院已近一年,其间也曾发过几次病重的信息,后来都转危为安。我以为这次也能像前几次一样度过难关,哪知噩耗传来,罗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 


2月12日下午,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奔罗主席家里。客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正中间安放着罗主席的遗像。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新华社记者拍摄这张照片时,我就在他身边。如今,罗主席依然在客厅里微笑地看着大家,正如当年他在客厅里与我们亲切交谈一样。1999年至2008年,我有幸给罗主席担任秘书,亲自聆听主席的教诲,切身感受大师的魅力,受益良多。回想起在罗主席身边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情不能已。罗主席的很多真知灼见,让人难以忘怀。


一、“致力为公,参政兴国”


1997年,罗主席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1999年,我从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到罗主席身边担任秘书。我记得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从重庆市赴酉阳县的大巴上。酉阳县是致公党中央的扶贫点,当年乘车从重庆市到酉阳县要走10多个小时的山路。罗主席请我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勉励我“谦虚谨慎,少说多做”。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初次和大领导坐到一起,感到十分局促。罗主席亲切的话语,打消了我的顾虑,使我如沐春风。


当年,致公党全国的人数不到2万人,而且老党员居多。有一次,罗主席参加致公党北京市委的一个活动,首次提出致公党“人少作为不能少,党小声音不能小”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后来,他在多个场合进一步从政治和学理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的在野党,而是参政党;不需要靠人数取胜,而是靠参政能力扩大影响。这一口号正确地阐述了人数与作为、规模与影响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如果说,在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个任期,他考虑更多的是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在第二个任期,他把目光投向了致公党的过去和将来。2003年,他在一次座谈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致力为公”是致公党的光荣传统,“参政兴国”是致公党的历史使命,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并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作为致公党的立党宗旨。2008年底,他在离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前夕,还向全党发出了“致力为公薪火相传,参政兴国再谱新篇”的号召。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参政党建设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总结。这些理论思考和参政实践,集中体现在《议政十年》和《论参政党建设》两本著作中。



       二、“侨之所虑,常在我心”


罗主席是新加坡归侨,对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务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谈到,“侨之所虑,常在我心。作为归侨代表,要反映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首都侨界的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尽可能参加。对国内侨务工作,他十分关心群体和载体问题;对国外侨务工作,他重点关注团结和资源问题。就群体而言,主要是正确处理好新侨与老侨的关系。比如,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归国留学人员的回国创业问题,多次到全国各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调研,鼓励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他对解决华侨农场归难侨生产生活问题倾注了很大心力,多次到华侨农场慰问归难侨。2008年,罗主席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十分关心我的去向。当时我有国侨办等几个工作单位可供选择。他勉励我去侨办工作,从政府的角度继续推进华侨农场的改革与发展工作,为归难侨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后来我在国侨办工作期间,正是负责华侨农场工作。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每次他都认真听取汇报,并提出重要的指导意见。


就工作载体而言,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谈到,文化是凝聚力,文化是生产力,文化是软实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留根工程,无论海外侨胞身在何地,只要能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能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特性,就能实现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统一,既有作为整体文化的特征,又有许多地域文化。为此,他率领调研组先后就河洛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三、“官不长存,学术长存”


我在担任秘书以后,同罗主席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除了政协和党派的工作以外,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也花了很多精力,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有时候我也问他,您工作这么忙,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他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匠”。当法官、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官不长存,学术长存”。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总有结束之日,但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可以绵延不绝。他非常愿意同博士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更可永葆学术的青春、创新的活力。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引领学术潮流,提携学界后辈,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公法研究领域竖起了一座明亮的灯塔。他让我去旁听北大博士授课,引领我走进法学研究的殿堂。每到授课的日子,我就早早地来到罗主席家里。临行前,罗主席总是将安溪的铁观音茶沏在一个玻璃杯里,盖上盖子,带到学校。给博士生授课时,他一般就当天的主题讲述半小时左右,然后启发学生讨论。这些博士生在课前查阅资料、认真准备,在课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课后深入思考、整理成文。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讲录》等书。现在翻看当时的课堂记录,罗主席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宛若昨天。


我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刚开始旁听授课时经常一知半解。罗主席鼓励我从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学起,久久为功自然会学有所成。我记得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弄清“权利与权力”、“管理与治理”两组概念的异同。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一个月后写成论文。他在论文上亲自帮我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就这样旁听了几年,好几届博士生都毕业了。我半开玩笑地同他说,要不我也读一个您的博士吧。当时罗主席已经当选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思考了一会说,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知识你已经基本掌握了,要不你去向徐显明教授学习人权法吧。正是在罗主席的推荐下,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徐显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罗主席是第一个读者。2013年春节他在珠海休假期间通读了全文,鼓励我将论文正式出版,并慨然应允亲自作序。而今刚刚五年,斯人已去,令人不胜唏嘘!
       四、“更多协商,更大共识”


这些年来,罗主席的学术研究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从“行政法与平衡理论”,到“公法与公共治理”,到“软法与协商民主”,再到“人权与法治建设”,内涵不断深入,外延不断拓展。但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协商互动的精神。正如他经常谈到的,法律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的,对抗不是目的,合作才有共识,要通过良法善治实现“更多协商,更大共识”。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要通过建立健全协商互动机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进共识。


这种协商互动的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有益的成果。正是在博采古今、融通中西的过程中,思想不断升华、学术不断拓展。我曾经陪同罗主席出访过很多国家,每到一地,他总是要到当地高校的法学院去座谈,就公法、软法与人权等问题充分交流意见。记得有一次,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在谈到软法研究时,他甚至能说出该校一名普通教师的名字。原来,他访问日本之前就了解到该校成立了一个软法研究中心,并注意到该中心的研究成果。还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访问,就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达成高度共识。莫斯科大学还将他的论文翻译成俄文,进行广泛推广。是的,他一直推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他的《软法亦法》一书已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全世界。


对罗主席而言,协商互动机制不仅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而且在具体工作中,他也是身体力行。他常说,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不要紧,关键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争取最大程度的共识。比如,2004年,罗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强同香港法律界的联系,努力就07/08年的普选问题达成最大共识。他先是到访香港,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小律师公会等团体进行充分交流。由于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加之又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效果很好。后来,他又邀请香港律师界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进一步深入交流,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许多香港律师界的朋友说,罗主席待人宽厚诚恳,同他交流就像面对一位仁慈的长者,可以畅所欲言,交心谈心,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五、“德致广大,学尽精微”


有人把平衡理论当作一种“中庸之道”和简单调和。罗主席对此一笑了之,并进一步深入指出,《中庸》探寻的是人的智慧本性,关键在掌握一个“度”,把握一个“临界点”。《中庸》告诫我们,“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进而提出,高尚的人,要做到“德致广大,学尽精微”。


罗主席十分注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2005年他在第二届公民道德论坛上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既要继承传统美德,又要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既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既要坚持“以德治国”的方针,又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恪守“修齐治平”的理念,深谙儒家“忠恕之道”,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雍容大度,善心善行,时时处处闪耀着道德的光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希望大家努力做到“眼界要非常开阔,心胸要非常宽广,处世要非常大气,为人要非常谦和”。每次到外地考察,他都平等对待每一个服务人员,包括宾馆的厨师,都要请他们出来当面致谢。他正是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罗主席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是出了名的。许多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既希望接到他的电话,又害怕接到他的电话。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尊重学术、敬仰学术的人。每篇论文都要有独到的见解,都要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有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不定稿。在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我将样书送给罗主席。满以为他会说几句表扬的话,可是他却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研究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有时候往往成为一种易碎品;要成为学术经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我深感内疚,十分惭愧,惟恐辜负了他的信任。


在戊戌年除夕之夜写下上面这些话,竟不知说了些什么。唯有罗主席的那张照片立在眼前,仿佛他依然在我们身边,永远不曾离去……


熊万鹏 写于2018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