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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奠基人罗豪才逝世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

作者:南方周末   点击量:495


2005年11月1日,福建泉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席华侨大学45周年校庆典礼。

“他总是对我们说,不要怕批评、争论,有批评、有争论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

2018年2月12日上午,84岁的罗豪才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罗豪才祖籍福建安溪,1934年3月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回国,从1956年因“感觉到法律很厉害”而考入北大法律系后,他的一生与法结缘。

行政法“平衡论”的创始人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罗豪才逝世的消息传来,法学界人士纷纷转发起他生前爱说的这句话。

1980年代中期,随着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家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理念不断增强,相关的行政法学研究亟须跟进。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并且远远落后于行政法实践。

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罗豪才极力倡导在法律院系开设行政法课程,力争在一些院校增设行政法硕士点。他主编的《行政法学》《行政法论》《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等著作影响很大。

到1990年代初, 法学界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仍有许多不同看法,罗豪才归结为两大观点:一是“控权论”,二是“管理论”。

“控权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强调控制国王,控制封建王权,主张right(权利)要高于power(权力),要控制power。“管理论”就是强调要管理老百姓。

“‘管理论’很明显是不民主的,是行政权至上的,肯定要改。但是要实行西方的‘控权论’,在中国也很难。”罗豪才后来回忆,他从中国文化素有重协调、求平衡、促和谐的传统出发,希望兼顾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两方面的利益,从而提出“平衡论”这个概念,尝试以“平衡论”作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平衡论”的提出,激发了行政法学者的广泛探讨,引发了行政法学界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一次学术争鸣。有人说这是“老好人哲学”,开玩笑称:“罗豪才是老好人,他的这些观点也是老好人。”

罗豪才温和对待争议,耐心讲解:其实“平衡论”是有重点的,并不是简单的、片面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味地、无原则地协调。平衡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反合法性、合理性两大原则。“我们既不能完全延续传统,也不能照搬西方,吸取各方的长处,兼顾各方的利益,这从实践上来看也是讲得通的。”

“他总是对我们说,不要怕批评、争论,有批评、有争论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是罗豪才的学生,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罗豪才在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书时,也把许多批评文章放在书中。

走进最高法院的学者

罗豪才对法学的研究没有局限在纯理论的范畴,他是行政立法的直接参与者,更是行政法律实施的践行者。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后,行政立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罗豪才和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肖峋等十多人。

1989年,备受瞩目的行政诉讼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改变了中国缺乏“民告官”的历史传统。“民告官”案件在随后几年大量增加,越来越多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寻求保护,到法院“讨个说法”。

1995年6月,罗豪才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行政审判工作。他是当时中国大法官中唯一的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唯一一位由中国最高学府走进中国最高司法殿堂的教授。

不少行政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协调,遇到这种情况,罗豪才便亲自出面到各地做协调工作,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交换意见。有的案件,他亲自担任审判长主持审理工作。

1998年出版的《中华英才》杂志记载了一个故事:在一起“民告官”案件中,一个行政机关成了被告。起初,该机关一位官员盛气凌人地说“我不怕有人告我,我可以找到全国最好的律师进行辩护!”

罗豪才听罢,微微一笑:“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啊?你要找全国最好的行政法律师,他们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学生。”罗豪才不愠不火,只一句,那位官员的“脾气”就没有了。最终,这桩案子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回忆在最高法那几年,罗豪才感到有苦也有乐,“而且乐的程度要大一些”。他曾设想,如果有时间,要把参与审理的一些案子写成小说。

2014年,八十高龄的罗豪才在接受《中国法律评论》杂志专访时谈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他认为,目前行政诉讼存在立案难、结案难、执行难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但是问题仍有不少。这‘三难’对公民权利这方不利,还是偏向于公权力。所以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从实际来讲,就是要解决这‘三难’,及时调整,更好地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软法之治”的倡导者

2018年2月12日,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官网上的最新推荐仍是罗豪才关于软法的一篇论述。主页上方是博雅塔和未名湖的风光照片,上面嵌着两行字:“软法亦法——更少强制、更多协商、更多自由”。

“(2017年)八月份我去协和医院看望他,那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一直拉着我的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是由罗豪才倡议于2005年12月成立的,他本人担任名誉主任。古稀之年的罗豪才提出要引介国家法学领域的“软法”理论,在国内法学领域进一步将公共治理、协商民主等话题与软法建设结合。“软法”与“硬法”相对应,指的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但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或者是由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制定的规范。

罗豪才说,研究软法与他在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的经历有关。“在政协工作的时候,许多人问起政协组织和政党的法治化问题。……这些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章程等虽然不借助国家强制力,但都从属于宪法,体现了公共意志,有自己的实施机制,在实践中长期有效运作,具有法的规范性,于是我们尝试着将其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来思考。”

近看我国广泛存在的乡规民约,远看国际人权公约、欧共体基本规范,罗豪才认为,这些柔性规范都属于“软法”,应该直面并深入研究。

晚年的罗豪才还开始对人权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2007年他当选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他提出要加强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教育,还积极参加人权的立法工作。

“罗老师作为学者、作为北大法律学系副主任和北大副校长、作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作为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在其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其对中国法学理论、中国大学教育、中国法治事业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沈岿说。

恩师仙去,身在美国的沈岿心痛难抑。罗豪才约他聊天时常说:“来来来,到我家里来,我那里有很好的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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