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中心动态 > 最新推荐

第二十五期博雅公法工作坊成功举办

点击量:656

20171023日晚7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翟志勇老师在第二十五期博雅公法工作坊成功举办“中国宪法的生成与结构”讲座。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屠凯、北京大学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一达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左亦鲁主持。

       本次主讲分为四个部分,宪法史的理论意义、党国宪制的生成与结构、宪法与基本法以及公法的法理学。首先,主讲人提出了新中国宪法的三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去?我是谁就是什么是中国宪法,中国宪法是如何从清末历年宪法生成为现在的宪法。主讲人认为,从哪来,到哪去决定了我是谁。这能让我们更清晰德认识中国宪法自身的主体性问题。

其次,主讲人介绍了其对党国宪制的生成与结构的研究。主讲人的研究以1949年以来的历次宪法为对象进行研究。1949年宪法是我们革命的宪法遗产,研究方法是历次宪法中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和人民是如何从政治关系到法权关系,如何从二元主体到三元主体。主讲人认为,我国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协商制宪阶段(1949-1954)、引领制宪阶段(1954-1982)、合意制宪阶段(1982至今)和人民自我制宪阶段。协商制宪阶段,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宪法制宪,但是制宪机关并非人民的代表而是政治协商会议。在共同纲领的成立过程中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过程的特定意义在于其代表全国人民来宣布制定共同纲领。在这一阶段第三因素是“民主党派”。第二阶段是引领制宪阶段,1954年、1975年和1978年都在尝试回答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1954年宪法中党被写入序言,而1975年宪法则是党被写入宪法正文。第二阶段中的第三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第三个阶段中,通过1982年宪法和后来的四次修正案中,可以看出党和人民的合意关系。1982年宪法正文是对历史进行的回顾和总结,而四次修正案是向前看的。而第四个阶段是未来的走向。

       最后,主讲人主讲人认为,关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的争论,我们可以需要先从中找到基本法,而这个基本法就是人民自我立宪,这是社会主义宪法贯穿始终的基本法。此基本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1949年至今的宪法发展史。

       在评议环节,陈端洪老师认为主讲人的研究方式是历史主义研究,但在宪法学中引入历史主义研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是为了探究当下的意义,找出当下活的规则。而且,我们仍然需要利用社会理论为找寻中国宪法史一以贯之的线索,制宪权还不是最好的手段,而革命概念也还没有发挥很好的解释功能。屠凯老师认为主讲人的研究是向通过发现宪法史中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的变迁,提出一个前瞻性的解释框架。但屠凯老师质疑了理论的实践功能。田飞龙老师认为对宪法史的三阶段划分提出质疑,既用了没有精细化的语词,且划分没有一句。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不同主要是1954年宪法更加民主。我国宪法史的发展在时间上不能进行清晰的截断。在1954年尝试构建的法理共和国无法体现我们的革命目标,所以才不断地朝激进宪法前进。不断地修宪表明党领导的根本法和宪法文本的不断调试。另外,建党大业和建国大业、建党和建国无法割裂。阎天老师认为,宪法主权者的三元结构实际上就是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那么,如何协调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呢?主讲人的报告提出了,1954年宪法以前,党和人民统于政协,1954年以后统于领袖,1982年以后,统于法治。阎天老师补充认为,党和人民的关系不仅仅要依赖第三因素,还要依赖党内因素和民内因素。阎天老师也思考了从宪法学角度应当对历史保持什么的态度。最后一位评议人李一达老师认为,1946年协商制宪的破裂,意味着协商建国已经破裂,实际上是靠着内战建国。而且,194949年的宪政体制,人事安排上可能尽量照顾了其他党派,但实际上是苏联的议行合一体制。唯一和苏联的不同是我们有国家主席。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