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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法治政府建设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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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俄法治政府建设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一楼报告厅召开。来自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院的五名俄罗斯专家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多所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同时,三名留俄学者、多家媒体和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共分为四个单元,包括中俄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报告、中俄政府信息公开比较、中俄反腐败制度比较和中俄行政程序制度比较。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行政法教研室副主任杰明·阿列克谢教授分别代表中方和俄方致辞。姜明安代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同仁,对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嘉宾和参会的中方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指出这次学术会议可能是中俄双方在行政法领域进行的首次交流,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守文院长在致辞中对俄罗斯的专家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简要回顾了我国对俄罗斯法学思想借鉴的历程。他指出,目前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法学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由于都处于由传统转型的过程中,故两国均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守文院长认为,这次会议将要进行研讨的中俄法治建设、政府信息公开、反腐败制度等问题,都是两国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他还指出在法学领域,中俄双方还缺乏足够的交流和学习,所以此次研讨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杰明·阿列克谢教授代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俄方的参会者对主办方热情的接待表示感谢,并表示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杰明·阿列克谢教授指出,当前俄罗斯法学界与中国法学界的联系太少,希望今后能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会议,推动两国法学界间的交流和学习。

会议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俄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报告”,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鲍威尔和国家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冯军主持,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姜明安和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院东亚法研究室主任毕维立果娃·奈丽·米哈伊洛娃进行报告。

姜明安教授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报告”为题,从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和建设进程、主要内容、主要经验以及发展前景四个方面,对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务公开、推进“权责清单”制度、推进电子政务、推进公众参与、推进信赖保护制度、建设廉洁政府和建设绿色政府这八项主要内容,并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姜明安同时指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行政组织法、程序法不完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久治不愈等,并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促进执政党依法执政、加强行政组织法和程序法的制定、推动政务公开、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全国人大和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和完善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

毕维立果娃·奈丽·米哈伊洛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在全球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她认为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例如中国的外汇储备较多、对外负债较少,同时又是金砖五国的成员国之一,这使得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奈丽认为当前俄罗斯在经济领域中,存在较多的行政审批,这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当对这些行政审批加以适当的限制。

在第一单元的评论与提问环节,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指出,奈里教授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的角度思考行政法学的发展,这一思路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同时王敬波老师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改,向俄方学者请教了俄罗斯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问题。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中俄政府信息公开比较”,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杨建顺教授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行政法教研室副主任杰明·阿列克谢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博罗季奇·弗拉基米尔进行报告。

余凌云教授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和对315个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分析,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进行介绍。他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起源于90年代的村务公开,其制度的发展并非知情权模式,而是为了满足政府进行反腐败和与百姓交流沟通的需求。同时他指出政务公开在我国是广义概念。余凌云从315件具体案件入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四大难题进行分析。一是政府信息的概念,他认为是政府在行使职责过程中制作和获得的信息,我国在实践中将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制作的信息包含在政府信息的范围之内。二是在中国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包含“三安全一稳定”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这两种情况。三是公开主体在我国遵循谁制作谁公开原则。四是公开的形式在我国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其中依申请公开因为目前我国有“三需要”的规定,受到较大的限制。

博罗季奇研究员以“中俄现代国家政策中的政治意志和法律”为题,通过对比指出在转型时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和俄罗斯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政治意志和法律在改革中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其次,他通过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宪法,认为两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法律优先的原则,并指出中国具有作为法治国家的过渡性质。再次,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意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社会阶级的意志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得以实现,俄罗斯宪法则明确规定了多民族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然后,他论述了法律和政治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治国学说的核心是德治。最后,他指出中国“依法治国”的方针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实现,苏联的方向和中国特有的方向。

在第二单元的评论与提问环节,北京市东城区法制办主任李凌波指出,政治和法律是紧密联系的,并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强调道德在法律中的作用,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蔡乐渭认为,政治意志应当和法律相分开,同时希望博罗季奇教授能够进一步阐述作为具有过渡性质的法治国家,中国的最终目标应是什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伏创宇对转型时期国家法治发展的动力进行讨论,并希望俄方学者进一步阐述俄罗斯宪法法院的作用。中国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讲师周华兰向俄方学者提出了如何理解文字上的宪法和事实上的宪法这一问题。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中俄反腐败制度比较”,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鲍威尔主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伟东和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员马琳娜做主题报告。

杨伟东以“中国反腐败进展情况报告”为题,从整体安排、相关举措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他指出在近期反腐败进入了新的阶段,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若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并提出了建设廉洁政府和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目标。杨伟东指出相关举措具有强惩治、抓作风、挺纪律的特点。在未来要强化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确立,其核心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马琳娜以“俄罗斯反腐败进展情况报告”为题,介绍了近十年间俄罗斯反腐败制度发展的情况。她指出俄罗斯的腐败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腐败性质的转变、跨国腐败的发展等。她对2008年后联邦层面的立法进行统计,指出俄罗斯联邦反腐败立法具有形式多样性、制定主体包含公共和私人团体、层级较低等特点,同时介绍了目前在反腐败法律执行方面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以及目前在反腐败领域广泛采用的现代信息技术途径,如依靠互联网、社交媒体等。

在第三单元的评论与提问环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指出可以结合监察委员会的改革,进一步探讨我国未来反腐败的问题,同时希望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反腐败的具体立法情况及社会团体在反腐败中起到的作用。中共中央党校讲师李少文指出,俄罗斯反腐败的历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他希望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在体制上是否有创新,例如是否设想建立监察委员会、廉政公署或类似的机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徐维指出,在未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是人事制度的改革。

第四单元的主体是“中俄行政程序制度比较”,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李洪雷和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毕雁英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莫于川、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鲍威尔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行政法教研室副主任杰明做主题报告。

莫于川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人治水平分析”为题,通过对千份专题问卷调查的分析,讨论行政公务人员对法治政府建设的认知和评价,并提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对策建议。问卷共对十个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回答。一是指出行政公务人员对法治政府建设工程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二是认为行政公务人员对法治政府建设功用有较好认知;三是认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注重加强法律教育学习、组织学习法治政府建设文件三个方面;四是认为民主因素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开始得到表达;五是认为行政执法机制有待完善;六是指出目前行政执法中依据法定程序执法与根据领导指示执法并存;七是认为完善行政法制监督体制需做出进一步努力;八是行政公务人员认可多元化、多样化的权利救济模式;九是对本单位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评判;十是对何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认知的探索。莫于川指出,法治政府建设工程呼唤观念更新、制度创新,能够最终形成多主体、多机制、多方式、多依据、多效果的政民合作、共同治理模式的依法行政模式。

鲍威尔以“俄罗斯与中国法律调整的特色:比较研究”为题,指出了解古代和现代中国法学的特殊性将使俄罗斯学界对亚洲所有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中国和俄罗斯法律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一,俄罗斯和中国现行法律的数量不同。第二,中国法律体系缺乏一系列法典。第三,俄罗斯投资立法的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中国。第四,中国的立法与俄罗斯方面的立法不同,中国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严格的反应,对此鲍威尔以酒驾为例进行了阐述。最后,鲍威尔列举了中国和俄罗斯法律的其他特色,例如两国在立法中都使用了含糊不清的措辞、中俄双方对引进国际法的规定呈现不同的态度。

杰明指出尽管俄罗斯1993年宪法规定了其应当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直到2015年相关的法律才得以通过,并且仍存在一些问题。杰明将法律分为有形法和程序法,他认为有形法规定的是权责问题,程序法规定的是争端解决问题。他将行政程序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行政规范的通过,二是公民对行政规范的执行,三是在公民不执行行政规范时,所采取的强制守法措施,四是对相关行政争端的审理。杰明指出诉讼可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其中行政诉讼应当具有免费性、及时性等特点,同时应当取消审理级别。此外,他还认为当前俄罗斯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存在问题,例如不应当在民事诉讼的基础上构建行政诉讼。

在第四单元的评议与提问环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指出从鲍威尔教授所列举的酒驾例子可以看出中俄的法律具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希望对俄罗斯抽象行政行为的具体制度有进一步的了解。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成协中认为俄罗斯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因此希望对保障其法制统一的价值有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宋京霖指出中俄两国在监察制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希望了解俄罗斯检察机关是如何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俞祺希望了解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分配,例如如果中央和地方立法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当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解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毕洪海希望对俄罗斯立法的法规基础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第四单元的讨论之后,参加会议的留俄学者表达了自己的体会。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宪法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卢森通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相似性,两国都是大国,并处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但是两国的国情和文化存在不同。俄罗斯之前提倡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具有相似性,因此加深对俄罗斯的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国立莫斯科罗蒙索诺夫大学政治学博士郝龙结合自己所研究的当代俄罗斯宪法法院的判例,指出判例中体现了诸多俄罗斯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而这种内容对社会文化具有指导性,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在全部四个单元的讨论结束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进行了总结。本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