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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凯尔森对奥地利宪法法院的贡献?

作者:陈夏红   点击量:1550

1919年5月8日,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审判席上,多了一张新鲜的面孔。他就是刚刚履新的宪法法院法官汉斯∙ 凯尔森。


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放大镜下检视凯尔森而法理学领域的卓绝著述,而鲜有关注其对奥地利宪法法院的贡献,——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宪法法院领域研究中有个疏于,叫做“凯尔森模式”。或者说,宪法学者常常以“凯尔森模式”来指代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制度机理,凯尔森的贡献与影响显然无出其右者。刚刚过去的201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了王银宏先生翻译的罗伯特∙ 瓦尔特著《宪法法院的守护者:汉斯∙凯尔森法官研究》中译本,这为我们了解这位“宪法法院的守护者”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凯尔森出任宪法法院法官时,年仅38岁。1881年10月11日,凯尔森出生于布拉格。青少年时代,凯尔森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凯尔森深受爱德蒙德∙贝纳茨克教授的影响,他既旁听了贝纳茨克教授的大课,亦参加贝纳茨克教授的研讨课,还完成了早期的几篇论文。另一位对凯尔森影响较大的教授是阿道夫∙门采尔。在1906-1907年间,凯尔森同样参加了门采尔教授的研讨课,得到门采尔的大力支持,并在研讨课的基础上完成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选举人名单与异议权》和《奥地利法中的归化与身份资格》。凯尔森大学毕业后获得维也纳大学教席的过程中,门采尔对其教授资格论文给予了好评,而贝纳茨克则最终拍板让凯尔森留校任教。在其《法与国家一般理论》1911年的初版中,凯尔森特别向贝纳茨克和门采尔致谢,认为他们都是“极为令人尊敬的教师”。


贝纳茨克和门采尔不仅影响了凯尔森的学术之路,在其成为宪法法院法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故事,需要从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历史讲起。


1867年12月21日,德意志奥地利帝国通过了《关于设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亦即所谓“十二月宪法”),帝国法院在1869年4月18日《关于帝国法院组织、程序及其裁决执行的法律》基础上正式成立,一直运作到奥匈帝国终结。1918年10月30日,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通过了《临时国民大会关于设立国家权力基本机构的决议》,宣布帝国时期相关法律及机构在未被该决议明确废除或者修改的情况下,将继续有效。基于此,帝国法院在1918年10月14日完成最后一次开庭后即中止了其审理工作。1919年1月25日,相关立法机构通过了《关于设立德意志奥地利宪法法院的法律》,规定为德意志奥地利帝国设立宪法法院,履行帝国法院的职能;在此基础上,立法机构部分修改了《关于设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关于帝国法院组织、程序及其裁决执行的法律》,从而使得帝国法院平稳过渡为宪法法院。


而按照当时奥地利的政制,1919年2月14日各政党就宪法法院法官任命达成一致,其中6位法官根据政党建议任命,而4位中立法官则不以政党建议任命。后者中,就包括前述宪法法院副院长阿道夫∙门采尔、法官爱德蒙德∙贝纳茨克。然而不幸的是,这项任命刚刚得到国务会议的批准,时年65岁的贝纳茨克法官就在3月30日驾鹤西归了。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宪法法院院长维托莱利建议总理办公厅,由“非常适合该职位的专业人士”凯尔森来接替贝纳茨克的职位;就这样,时任总理伦纳提议,政府方面直接任命汉斯∙凯尔森于1919年5月3日开始出任奥地利宪法法院法官。五天后,亦即1919年5月8日,凯尔森参与了宪法法院的第一次庭审。


1920年11月10日,奥地利《联邦宪法法》正式生效,政体亦变为联邦,凯尔森的宪法法官法官席位得以保留。从1919年5月8日到1920年11月10日,奥地利宪法法院共做出59个裁决,凯尔森尽管并未全部参与这些判决,但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在瓦尔特看来,凯尔森在这个阶段的审判中,如下几点意见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宪法法院裁定应根据明确的文本做客观解释,而不是通过自由裁量来行使主观解释;第二,对于“法院”一词,凯尔森尽力说服同僚,来按照该词的通常意义来做客观解释,这与当时主流宪法法院主流的意见相悖;第三,在对法院做客观解释的同时,可以受到立法者主观意志的限制。


奥地利联邦成立后,凯尔森继续留任,在接下来的1921年到1924年期间,甚至出任了常务负责法官。而这时候,随着《联邦宪法法》的生效,奥地利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得到极大的扩充,宪法法院不仅可以受理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的、针对联邦、州或乡镇的诉求,亦可审理特定的权限冲突,还可以对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撤销特定的选举,针对最高国家机构提起诉讼,同时对行政机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事件亦有广泛的管辖权。


按照瓦尔特的统计,在奥地利联邦时代的宪法法院中,凯尔森参与审理的案件主要有这么几种:法律审查案、法规审查案、行政决定的审查案、国家机构间的权限冲突案以及关于财产权诉求裁决案、对给国家公职人员行为的审查案以及选举撤销案。瓦尔特的《宪法法院的守护者:汉斯∙凯尔森法官研究》一书对相关重要案件都有简略摘要,此处不赘。


这里唯独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有关权限冲突案,因为在有关“豁免婚姻”的系列权限冲突案中,凯尔森因为其司法立场,受到政敌的持续攻击,甚至最终也导致了他的去职。“豁免婚姻”案发生在法院和行政机构中间。按照当时奥地利《民法典》,基督徒的现存婚姻是禁止其再婚的情形之一,法院可以据此宣告再婚无效;在这之外,也就有“豁免婚姻”这种例外情形,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构申请,宣告再婚有效。而在实际上,行政机构则乐此不疲地行使这一权限,在1920年代颁发了大量“豁免婚姻”令,法院不得不再次宣告这些“豁免婚姻”无效。这就引发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在系列裁判中,凯尔森坚定地坚持行政权与司法权平等的宪法精神,支持行政权的豁免效力,而限缩法院的否决权。在这系列案件中,凯尔森一以贯之,尤其对法院在相关案件中的傲慢态度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对国家权威的极大伤害。但这样的案子裁判多了,凯尔森的政治对手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他的去职。


1929年奥地利政局发生巨变,根据当时的《宪法过度法》,凯尔森的任期于1930年2月15日届满。鉴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预期中的宪法法院法官,凯尔森拒绝再次出任该职位,他作为“宪法法院守护者”的角色也到此戛然而止。


后来,奥地利联邦总理克劳斯举行的一次早餐聚会上,凯尔森应邀发表祝酒词。在祝酒词中,凯尔森将宪法法院视为自己“最心爱的孩子”。维也纳大学魏德林教授在凯尔森传记中译本序言中评价道:

汉斯∙凯尔森之被誉为现代宪法法院之父,是不合适的。建立宪法法院得而决定性推动者另有其人,最首要的应为卡尔∙伦纳。但是,凯尔森对此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则不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他应是宪法法院的“父母之一”,甚至父母中更重要的一方,他的“母亲身份”是我们必须成人的,但他作为一名男性是如何生下这个孩子的,或许会令人费解。作为宪法的编撰者,他已怀上了宪法法院并足月分娩,将其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作为宪法法院的法官,他在其重要的幼年时期将其抚育成长;作为宪法理论家,他为宪法审查辩护,一一回击那些莫须有的抑或有理据的抨击。因此,他有权将宪法审查看作是他自己“最心爱的孩子”,这也是我们将这种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模式称之为“凯尔森模式”的缘由之所在。


后来,奥地利政坛的境况一日比一日差,他于1940年后不得不流亡美国,最后加入美国籍,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写出一系列鸿篇巨著,终成为20世纪法学界的泰山北斗。



来源:公众号:陇籍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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