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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谈法的中国性:什么是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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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四宪法有个很长的序言。虽然说这部宪法参照了1918年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但中国宪法的式样还是别具一格。首先是那个文字较长的序言。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序言,据有关人士回忆:“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主席看了1918年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东欧国家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宣言和序言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把宣言放在宪法正文的前面滥觞于法国,它表明宪法对人权的重视。说到底,宪法是人法,它必须首先关注人。那样的序言、那样的表达以及那样表达的内容,地地道道是中国宪法的创造。序言因为它的中国性,也为以后的中国宪法所持守,成为中国宪法的一个显著标志。
  2.宪法不只是规则,而且还是纲领。毛泽东主席领导和起草宪法时,为此进行了专门思考。毫无疑问,在把党的纲领用宪法的形式加以表达方面,毛泽东主席是成功的:“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但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一九一八年苏维埃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后头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这是另一种式样,宪法规定党的纲领是后来中国各部宪法的通例。
  3.宪法是这样被定义的。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的表述后来成为中国任何一部宪法学教科书的标准定义。宪法既然是用以确认“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而不是主要用来表达规则的,那么任何一个宪法审查机构的设想都是多余的。宪法的纲领性、根本性、大法性不是来源于宪法规则的重要,而是因为它所确认和固定下来的内容--因制宪而转换完成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重要性而成为最高法的。尊重和遵守根本大法的基本保证,也就不是主要依靠一个违宪的预警机制,而是依靠领袖的崇高的美德和品质,依靠人民由宪法内容所激发出的激情、觉悟以及他们对党、国家、民族的热爱的心灵体验。
  五四宪法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以后几部宪法的固定式样,而且是中国宪制化之道的长思。

  本文摘自 王人博 著 《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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