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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梁治平、王人博、高全喜、周濂四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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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7日,王人博在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举办的文化沙龙“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重读梁书有一种重回青春的感觉,那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字如风,吹绿了中国法学。有些篇章即便放在现在,也是美文,如《海瑞与柯克》……那些文字给了我一种感觉:这里边,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
  “梁”,即梁治平。他的《法辨》,成为无数法学院学子的枕边之书,每每读之,如沐春风。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这本再版的《法辨》以及《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三书,伴随着梁治平、王人博、高全喜、周濂以及众位学子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的欢声笑语,始于此地。
  在这场由梁治平亲自破题的“富有学术小传统性质的'褒扬-批评'”的学术沙龙中,《法辨》(该书于2014年被评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被反复提及。第一次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梁治平才三十出头,当他再次以自谦的神态谈及此书再版的时候,“用文化阐释法律,用法律阐释文化”,“梁氏风格”(高全喜语)已然成气。
  高全喜认为,梁的研究包含着一种打通中西,超越古今,与现代和传统相交汇,融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历史学于一炉(方法论),致力于一个文明演进的法治之道的追思,加上其文字的隽永和论述的审慎,这就是法学界的梁氏风格。诸位读者若已然读过梁治平的《法律后面的故事》《新波斯人信札》《清代习惯法》及《礼教与法律》等作品,其文字的隽永、严谨的慎思与丰盈的想象力之间的平衡当伸手可及,亦清晰可见。
  王人博与梁治平曾有着同学之谊,谈及《法辨》,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忆起《法辨》,在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宿舍内的气息便呈现出布朗运动式的想象画面。这本法学院学子人手一本的枕边之书是记忆的实体负荷。比如,《海瑞与柯克》的意理之美,文韵之美,即使重读,也依旧令人感怀。比如,与书同名的《“法”辨》辨析了中国从三代的“刑”到战国时期的“法”,再到秦以后的“律”,这些概念的变迁,以及跟希腊、罗马传统的法和法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之类论述,不为体系、概念所缚,不为显耀而著。诸如此类,这些“出力不讨好的活计”,即是学问,即为建树。
  周濂则直奔主题,以《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一书为例,就清末礼法之争与嘉宾和读者做了分享,比如礼教派与法理派的争论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用“建构理性”、“自生自发秩序”来刻画法理派和理教派之争,以及百年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奇妙且诡异的转换等。
  据悉,《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

  【图书简介】
  《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梁治平的代表性文集,追随法儒孟德斯,而力图推陈出新,以“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开创了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先河,奠定了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础,是为法学理论的一部经典之作。这次再版,是2002年版后的第一次修订版,除了对文字有少量订正,还删去了旧版中的一篇文章,并对书名作了相应调整。
  《清代习惯法》:梁治平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接续《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大传统”研究成果,把思路延伸到了“小传统”的层面上,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探究。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内容上,该书都堪称法律史研究中的典范。
  《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回顾清末的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先简述《大清钦定刑律》立法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论争;然后叙述论争的主要内容,并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后将就当日论争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加以讨论;最后,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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