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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图书生意

作者:王凤涛    点击量:782

提起做生意,那就跟钱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与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的法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按我们的行话,法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更何况法院也不差钱。要是你遇到一位头顶国徽、身穿法袍的人,在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跟你大谈特谈大家怎么一起赚钱,那你一定是《盗梦空间》看多了。

遵循这样的逻辑,如果,仅仅是如果,法院在某些时候看上去的确是在做生意,那就应该不是为了钱,至少不是为了给法院赚钱。那不赚钱还叫生意吗?估计就叫生意吧!生意的规则莫过于既赚了钱,又让你的交易伙伴觉得他/她自己赚了,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做下去。既然如此,生意就得有亏有赚,有时明知在亏钱还得做,富豪做慈善是在花钱,但那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生意,不是么?!

最高法院就在做这样一笔应该不赚钱的生意,这个生意跟“互联网+”是不相干的,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含量,准入门槛也不高,只要你能写得出来且又舍得拿出三五万块钱给出版社就可以了,这个生意是什么呢?这个生意就是编书、卖书。

最高法院编书、卖书不同于学者、书商的同类行为,编什么、谁来编都很有讲究,读者的圈子很具体,高昂的定价既是提高法官福利的需要,也会产生区分效果。最高法院的图书生意,对于各地高级、中级、基层的法官,对于中国司法都会带来深层影响,它在解决了很多棘手的司法难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并不容易解决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对中国司法的影响同样深远。最高法院在图书生意上面临一种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如何看待最高法院的生意,怎样处理这种两难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一、那些年,最高法院卖过的书

最高法院编书、卖书已经不是新闻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司法实务”的搭配,让这些图书几乎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新书在预售阶段各地法院就已经摩拳擦掌,纷纷抛出橄榄枝,出版社的订单自然是接踵而至,一经发行很快销售一空,甚至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出版社从来是不用为这些书的销量发愁的。这么大的蛋糕,让很多代理商心动不已,各地法院遭遇代理商推销电话骚扰的场景也是家常便饭。最高法院编的书很多,从人们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些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司法观点集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二版)》全六卷13册:民事卷(1-3卷),商事卷(1-3卷),知识产权卷,民事诉讼卷,刑事卷(1-3卷),行政、国家赔偿卷(1-2卷)。《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二版)》以法院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精神、答复、指导性案例、裁判文书及公报案例等为素材和依据,以附录形式选摘部分法院主流观点、法官著述、信箱,梳理专题,分门别类,并以说明的形式阐述相关法院司法观点的适用要点。

二是法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每次法律的修改、司法解释的出台,都会掀起一个出书、卖书的浪潮,如《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都与司法解释相伴而生。有时虽然具体的书名并不一定是“理解与适用”,但内容均是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解读。仅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的,就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下)》、《专题讲座》、《实务指南》、《要点解读》、《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条文对照表》等多个子系列。

三是“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通过对案件争议焦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后形成的并为裁判结论所确立的规则,研究案例所体现的法律规则、法律原理、法律精神以及裁判方法、裁判理念等,达到将裁判规则适用于类案的效果。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房地产卷)、(担保卷)、(公司卷)、(合同卷一至卷四)、(婚姻家庭卷)、(劳动争议卷)、(侵权赔偿卷一)、(侵权赔偿卷二)、(民事诉讼卷)等,所选案例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主,同时,选了部分最高法院直接裁判的具有指导性的案例,采取了裁判规则、规则理解、拓展适用、典型案例的体例,这种图书已经超越了个案分析。

二、最高法院图书的作者们

最高法院图书的作者,在署名上主要采取“主编+编者”的模式,主编一般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编者通常是最高法院业务庭或法律贯彻实施工作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下册)》的主编为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编者为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导》的主编为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编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图书主编的职务和职级都比较高,职务一般是副院长或相当于副院长的审委会专职委员,职级为副部级以上大法官。由有身份地位的人担任图书主编,可以增强图书的权威性和认可度,从而提高销售量和扩大图书的影响。身份本身就具有一种筛选和识别效果,职务和级别高的人主编的书更容易吸引读者,因为越有身份的人,越会珍惜身上的羽毛,因为对他们而言,如果声誉受到质疑,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损失要远远高于那些没有什么声誉的人。以往的写得书质量高的人,以后写出高水平的图书的可能性要高于那些以往写得书不咋地的人写的书。

图书的编者是单一的业务庭,而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业务庭。这一方面与业务分工相关,各业务庭相对独立,例如,根据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和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分工,《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务指导与疑难解答》由民一庭编写是理所应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导》由民二庭负责编写,也是合情合理。但另一方面,各业务庭也更愿意以庭为单位编写图书,彼此之间不太倾向于合作产出成果,因为这容易导致研究成果产权不明,而产权不明就会导致各业务庭的贡献难以准确划分,最高法院的图书多数编者为单一业务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与图书编写的具体作者,则为最高法院业务庭或研究室的法官或司法行政人员。一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人数比较多,而并非由两三个法官撰写而成。最高法院的法官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著名法学院的高学历人员,以及从各地审判一线遴选的法官,不仅具有良好的理论功底,也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具有专业的和深入的思考,具备驾驭这些理论问题的潜力。参与人多则可以保证成书的速度和图书的时效性,如果司法解释都发布了几年了,最高法院的书才出来,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最高法院的司法人员写书还有独特的便利条件,如果需要就可以通过传真下发通知,要求各省法院报送相关类型案件的数量、卷宗材料、统计数据、审判经验或疑难问题。而各地法院的请示、汇报也可以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了解到审判实践中常见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司法层级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便捷地掌握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案件信息、审判数据和司法需求。

三、最高法院图书都卖给了谁?

从最高法院图书对消费者的定位来看,关于类型化案件的图书与关于部门法的图书在消费者的定位上有着细微的区别,但总体而言,消费者都包括主流群体和特定群体两类。

先来看类型化案件的图书。民间借贷案件方面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务指导与疑难解答》就将目标定位为“对于民间借贷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对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学者、律师,以及金融业从业人员、投资者和广大市场经营参与者了解、认识有关问题都有所帮助。”其中“金融业从业人员、投资者和广大市场经营参与者”与书的主题即民间借贷直接相关,不具有普遍性,“法官、检察官、学者、律师”则可以看做是是主流的目标群体。

而在司法过程中适用更频繁的部门法方面的书籍,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下册)》则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办案实务,深入剖析实务问题,对广大法官、律师、学者及相关从业人员理解和准确适用《解释》具有重要参考作用。”除了“相关从业人员”具有兜底的功能外,图书的消费者主要针对的还是“法官、律师、学者”。

作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最高法院图书的消费者首先是“自己人”,我们的法官是看着最高法院编的书一路走过来的。“全国几千家法院,几十万法官,虽然不能说人手一套,但是涉及到自己的主审范围的解释,桌子上不摆一本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

其次是检察官、律师、学者等“外人”。由于最高法院图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对争议问题给出倾向性意见,而且理论深度并不会很高,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理解和适用,这与学者追求争鸣的旨趣存在出入,因此,学者买最高法院图书的情形并不会很常见,检察官和律师仍然是法官之外主要的消费者。

检察官阅读这些图书是要了解法院在特定理论问题上的看法,在对具体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时,做到知彼知己,有的放矢。律师在订购这些图书订购这些书,除了为了更好的理解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外,还在于拿着最高法院法官的观点佐证自己的代理或辩护意见,向法官施加一定的压力(比如“你看,最高法院法官就是这么说得!”),追求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

四、定价:脚踩“宰熟”与“欺生”两条船?

最高法院组织编书、卖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图书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卖书的乐见其成,赚得盆满钵满,买书的如获至宝,视作办案必备。买卖双方各取所需,彼此一直相安无事,但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好像随着个别法官的发声出现了些松动。

在《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出版后,书中有限的内容(附录的大量法条之外)与¥118的定价之间的对比,给人一种填充版面之嫌,将最高法院图书的定价推上了风口浪尖。最高法院“理解与适用”系列图书的定价的谐音似乎表明,“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定价上还是很迷信的,爱我吧,要要发……”,质疑的声音震飞了盖在高昂定价上的帆布。

单纯看最高法院图书的价格,难以反映价位的高低,因为如果类似的书定价都差不多,那就很难说最高法院的图书价格定的高了,而通过对比,价格的高低就会变得比较清晰。

对于最高法院图书的价位,从“司法观点集成”系列大致可见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二版)全六卷13册。(民事卷)全3册,定价¥ 345.00;(刑事卷)全三册,字数约264万,定价¥ 355.00;(行政及国家赔偿卷)全两册,字数约177万,定价¥ 225.00;(商事卷)全三册,字数约270万,定价¥ 358.00;(民事诉讼卷),字数约92万,定价¥ 118.00;(知识产权卷),字数约77万,定价¥ 97.00。除了(知识产权卷)不足百元外,每册的定价在115元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4.5元。全套书总字数约1140万,定价¥1498.00,平均7610字/元,或0.131元/千字。

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观点集成”相似的,是一套由律师事务所(也有个别地方法院法官参与)组织编写的“典型案例与司法观点系列”,典型案例、关联案例、裁判规则、司法观点的体例进行编写,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司法观点集成》,77万字,定价¥ 128.00,《婚姻家庭案件司法观点集成》,55.3万字,定价¥ 86.00,《离婚案件股权分割司法观点集成》,40万字,定价¥ 68.00,《合同案件司法观点集成(上下)》,103.3万字,定价¥ 238.00,《保险案件司法观点集成》(作者为中院法官),53万字,定价¥ 89.00。全套(至少包括六卷)书总字数328.6万,定价¥609.00,平均5396字/元,或0.185元/千字。

两套书的内容、编写体例、排版和装订都近似,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字数和价格之比,就可以作为考量书的价格高低的一个因素。最高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的平均价格是0.131元/千字,律师事务所的“司法观点集成”的平均价格是0.185元/千字,这就意味着律师事务所图书每千字的价格是最高法院图书每千字价格的1.41倍。

既然最高法院组织编写的图书比律师事务所组织编写的同类图书要便宜的多,那为什么还是让人觉得偏贵?首先两种图书一个是最高法院组织编写一个是律师事务所组织编写,作者的职业不同,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律师。同样的价格,律师编的书读者可以接受,法官编的书就可能引起非议,因为在人们看来,最高法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书的价格怎么还能定的这么高呢?岂不成了赚钱了么?

而且最高法院的图书由法官编写,这种编书行为看上去与法官的日常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因此就会想当然的将编书行为与法官的职务行为勾连起来。如果事情果真如此,这些书即便不编辑出版,法官出于工作需要也要做同样的研究和调研工作,那法官编书的机会成本就会比较低。律师是要考虑赚钱的,书的价格定的高一点,只要消费者愿意买账,那给人的感觉也是合情合理。而且律师的收入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高于法官的,律师编书会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然而,最高法院法官的编书行为就一定是职务行为么?从图书的体例和内容可以看得出,里面还是融合了很多法官的智识贡献的,而非单纯的职务行为所能涵盖的。

还有就是,最高法院的书卖给律师、检察官这些“外人”可以看作有“欺生”嫌疑的话,那在销售上很大程度上是卖给“自己人”也就是各地法院和法官的,卖给“自己人”的东西下手怎么还能这么重?又怎么解释?这不明摆着“宰熟”吗?在价格上,对“自己人”与“外人”一视同仁(当然,法院内部定书是有折扣的,但在网上书店买书同样是有折扣的甚至价格更低),很多法官对此自然难以接受。

最高法院的图书定价虽然看上去既“欺生”又“宰熟”,实则不然。最高法院的图书几乎被法官视为办案必备,对法官而言,这些图书是缺乏弹性的。那么,价格就不大可能影响法官的消费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要付出多大的购书费用,因为法院系统内部订最高法院的书,无论价格多高,都是由所在法院根据办案需要向出版社统一订购,而后发给法官,基本上不用法官自己掏腰包。这就意味着定价对法官而言仅具有形式意义,不具有实质意义。

而对检察官和律师的意义则不同。由于最高法院的这种书对他们所属的职业群体而言,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书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个案中,检察院和律所也就没有动力为他们大规模订购,检察官或律师如果要看最高法院的书,通常都是需要自己买的。

无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其通过最高法院图书获得的理论资源,由于对法院和法官而言都会产生一种法律监督或办案上的压力。检察官和律师大量购买,就并非图书编写者所欲求的结果。而提高图书的价格,就意味着提高了消费门槛,图书的消费量会下降,有一部分并非非买不可的消费者会放弃购买,而法院是不指望图书赚钱的,但由于出版社由自身的利益需求,又不能定价太高或太低,从而在保持出版社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通过尽可能的提高图书的价格,可以减少检察官和律师对最高法院图书的消费,从而降低书中的理论资源带给法官法律监督或办案上的外部压力。

五、舒缓了什么麻烦?

最高法院图书特别是从“司法观点集成”和法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系列的内容上看,更多的是关于法律适用方面的,而非事实认定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又要应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最高法院的图书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缓解了法官无所适从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一是“一直存在未明确的问题”,如“双方在婚前共同出资购房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如何分割?”又比如“配偶一方赠与其他异性钱款后,其他异性将该钱款用于购房的”;二是“新法律的适用问题”,比如“关于父母仅出资首付部分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的不动产处理”;三是“新情况带来的新问题”,比如“因不动产市场不景气导致的贬值房屋的处理”。在法律规定尚不明确或法律/司法解释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图书可以提供参考和指引。

其次是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或法律规定模糊的问题,最高法院的图书提供的“标准答案”有助于统一法官对于有争议法律问题的认知,当法官在多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最高法院的图书可以让法官通过书中的倾向性意见拿定主意,从而明确特定法律问题的裁量标准,消除各地法官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法律适用不统一和裁判尺度不一致问题。

再次是判例的指导作用有限问题。最高法院的编写图书,使得案例特别是典型案例的指导功能得到加强,比如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类书籍,就以裁判规则为主线,不仅关注公报案例等指导性案例本身,而且关注指导性案例所形成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侧重于弥补法律漏洞以及阐释实务中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法律,从而使得案件裁量过程蕴含的规则得到提炼和运用。

六、又引发了哪些问题?

最高法院的图书生意解决或缓解了部分司法问题,也引发或加重了一些司法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一直备受诟病或法院一直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审终审制有虚化的可能。最高法院的图书为很多不确定的法律问题提供了答案,即倾向性意见,而这种“答案”在基层、中级和省级都是得到同样认可的。这就导致各级法院对有些法律问题的理解出现千篇一律的局面,当下级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图书给出的“答案”做完一道司法难题后,上级法院在二审的时候如果遵循同样的“答案”,那就不大可能改变裁判结果。如果这种“答案”是正确的,那自然无可厚非,但很多司法问题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

法官的思维惰性可能强化。最高法院的图书与其他的法学著作或者案例分析类的出版物不同,坚持的是问题导向,聚焦于当前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实践中的争议法律问题,选取真实的审判案例,从学理上、法律解释方法、法律适用方法等多重视角,分析论证争议问题,提出倾向性意见,回应一线实践的司法需求,表现在书中即以问题作为图书章节的名称。当法官习惯了遇到疑问找答案的时候,就会形成思维惯性,即并非思考如何解决法律问题,而是翻找最高法院给出的答案,从而弱化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自身功能的发挥。

司法的大一统主义。最高法院图书中的司法观点覆盖刑事、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行政及国家赔偿等各个审判领域,代表最高法院对一些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态度和立场,也反映最高法院审判业务庭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各地对最高法院观点的采信在提升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导致各地的差异性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或掩盖,形成一种司法的大一统主义,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需要司法的一以贯之,似乎多少也得考虑地方之间的差异。

七、生意还做不做了?

最高法院的书籍生意既然在减少麻烦的同时也可能诱发司法问题,那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如果最高法院不做图书这门生意了会怎样?对图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是各地的法官,这意味着法官在遇到拿不准的法律问题时会出现不知所措的局面,这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如果没有最高法院的图书做指导,在面对法律问题时,法官就会付出更多的思考,这对于法官思维的训练和理论素养的提升自然是有利的。

但如果每当这些具有普通性的争议问题,都需要法官通过不断的试错和摸索才能得出最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判断,那这种思考就可能会挤占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法官不得已的思考带来的好处,就可能被由此带来的彷徨和迷茫所稀释。最高法院的图书则可以为法官遇到的常规法律问题提供现成的理解和适用标准,由此让法官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钻研和思考疑难法律问题。

检察官和律师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最高法院的书籍生意如果不做了,那么检察官和法官在进行法律监督和最求有利的诉讼结果时,会少了一个切入点和理论支撑,从而让法院和法律少一些外部的监督和压力,但这不意味着最高法院不做图书生意了对法院和法官就是有利的。

有力的外部监督从长远来看对法官的办案能力是一种促进,而律师以最高法院图书中的观点向法官施压,实际上进一步强化最高法院观点的普及度,这也意味着最高法院图书的定价还是可以适度的降一下。虽然检察官和律师因此对这些图书消费量的增加会给法官办案带来短期的阵痛,却是法官百炼成钢的需要。

最高法院的图书生意如果停了,还会影响到最高法院法官特别是参与图书编写法官的收入。尽管对他们而言,少了这笔收入也不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这是以工资待遇能够符合他们薪酬期待为前提的),但如果少了这笔收入,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智示就少了一个出口,他们表达和记录司法经验和智慧的欲望就会受到抑制,而这是不利于司法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的。

最高法院的图书生意还得做下去,不仅为了最高法院,也不仅为了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这是中国司法的自我规训的需要,也是中国司法借力打力的需要。这就是最高法院的生意,它在有所取的同时,也在有所予,我们都是消费者,而这种消费是符合消费者的利益的。
BBC 原载中国宪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