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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作者:王振民   点击量:1415

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究竟是什么?这是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香港今天出现的各种各样事情,不单是某一领域出了问题,而是这些长期困扰我们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或者说没有想清楚、说明白。就像中医治病,应该综合施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现在看香港问题,很多事情小逻辑都正确,大逻辑却出了问题。大逻辑一出错,再正确的小逻辑都是没用的。所以说,要解决香港问题,需要全面的战略思维,不仅是中央,而且是本地,每一个港人都应该深思这些深层次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对香港好,对每一个港人好。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思考。

第一,香港原有资本主义与人们对福利社会的追求之间的矛盾

香港原有资本主义与人们对福利社会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是香港现在面临的最深层次问题。这是香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我们看西方选举,候选人辩论最多的是税收政策、公共财政如何开支问题,这是西方政党政治、多党轮替制度永恒的议题:政府到底应该收多少税,这些钱如何花,如何在鼓励个人奋斗、坚守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与增加公共福利、“吃大锅饭”之间取得平衡。

但在香港历次选举中,似乎很少人就此进行辩论。实际上,资本主义是信奉个人奋斗和低税的,政府收很少的税,使得有本事的人赚到的钱可以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在典型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财富的二次分配是很弱的,原则上是尽可能少地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政府也不会无限扩大公共福利,劫富济贫。

香港以前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可以产生那么多亿万富翁的重要原因,因为香港的低税政策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穷人在香港就过得比较辛苦,财富悬殊较大。这是香港原有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欧美传统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

1997年回归后,香港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政府由过去主要关心少数富人转变为开始关注大多数人。随着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承认回归后的民主比回归前要多),特别是推动普选产生的第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化,开始让富人多交税来讨好普罗大众,社会福利越来越好。民主普选的本质就是要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不管有没有普选,政府都应该这样做。

实际上,香港政府过去几年也做了很多增加公共福利的事,有些福利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比较困难的。虽然大家对目前香港的财富分配状态都不满意,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很多富人,肯定也会产生很多穷人。

富者恒富、穷者恒穷,这当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香港在这方面应该考虑清楚,我们支持普选、支持财富的再次分配是毫无问题的,这些内容也都写入了基本法,而且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关心劳工、关心社会大多数也是大趋势。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原来只照顾数富人、不照顾穷人,现在突然变到只照顾普罗大众、不照顾富人了?在推进普选的时候,我们讨论了要不要功能团体、要不要提名委员会等问题,但不能就事论事。

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固然重要,但最本质的问题是香港的公共政策是要像过去那样百分百代表资本家、照顾资本家,还是要转变为只照顾普罗大众、不再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留功能团体、保留提名委员会,实际上是一种平衡,以防止政治从一个极端突然走向另一极端,否则香港社会受不了、资本家也会受不了。

当增加税收、增加社会福利、“劫富济贫”太过严重,资本家就会开始考虑,香港是否不再适宜营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香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近年在搞产业转移的深层次原因。我认为,这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香港公共政策可能出现急剧变化的担心,而实际上香港的公共政策已经在变化了。

财富肯定要进行二次分配,加税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究竟能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如果搞极端民主,资本家的钱一旦全部都被大家“共产”了,那就是极端的财富分配,也就是实行“共产主义”了,“一国两制”也就被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应当了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首先都是经济学概念,其次才是政治学概念。所有的政治问题最终都是经济问题。

人们在谈政治的时候,其实是在谈经济,在谈财富分配如何对自己、对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更加有利。科学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照顾资本家,也得同样照顾普罗大众,但是绝对不能变成和内地一样,成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

不然,有些资本家就撤走了。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能叫资本主义社会吗?我们不能把民主变成鼓励不劳而获,让大家不再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而是想靠政治投机取巧把他人的钱直接拿来,这实际上就是在搞另一种极端革命。

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也就是说,香港要继续保持个人奋斗的精神。香港的社会发展与繁荣稳定还需靠每一个人的努力,不能总等着政府发福利,吃“大户”。

涉及民生福利、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好香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资本家和投资者还能继续安心地、有法律保障地在香港发展,不能把香港变成福利社会主义,更不能变成“共产主义”。

这是底线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在保持资本主义这个大前提下,政府一定要照顾好大众的利益,“小众”“大众”都很重要,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骨肉同胞,经济上要利益均沾,政治上要均衡参与。

第二,香港永远不能回避如何面对自己祖国的问题

现在有人提出的一些主张和概念完全忽视了另一个大前提和基本事实,即香港永远不可能回避自己的祖国,香港更不可能独立于自己的祖国去发展,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或者文化,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二者是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在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时,曾有一个考虑,就是香港在经济上可以独立生存发展。所以整部基本法里,没有一句话是关于两地经济贸易关系的。那时候大家认为,香港可能不需要靠祖国帮助,经济上完全能够独立养活自己。

这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当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是很小的经济体,无足轻重,而香港是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四大国际中心,地位举足轻重。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不仅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离不开中国大陆的经济,世界上很多国家乃至大国都离不开中国内地的经济。

最近,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英国,对方都意识到如果离开中国,经济发展将会遭受巨大影响。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却与祖国内地有意无意分割开了,乃至渐行渐远,以致于失去很多宝贵的机会。

中国现在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有些国家为了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恨不得与中国结为一个经济体,紧紧地与中国经济绑在一起,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很多实惠。

然而,香港与内地在地理上山水相连,命运一体,理应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先机,从国家发展中得到更多机会和好处,但遗憾的是,两地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真正连接在一起。几年前,本人曾经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共同体。欧盟27个主权国家,可以组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有统一的经济政策乃至法律。

两岸四地是一个国家,却是四个互不连接的独立经济体,这几个经济体之间也没有制度性联系,港澳没有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制度性地得到应该得到的机会和好处。尽管CEPA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我认为深层次的制度性连接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港人对与自己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联席还有较深的疑虑,外国人没有疑虑,我们自己人却顾虑重重。

国家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都在飞速发展,而香港似乎每年都在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倒退。究其原因,我认为,个别人士一直没有真心实意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部分,没有投入到国家发展的主流中去。这将导致香港“两头不着岸”(in the middle of no where):国际市场已经饱合了,香港很难进去,庞大的国内机会不愿进,香港只能在大海中间苦苦地挣扎。

我们应该实心实意、真心实意地把香港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一部分,以祖国荣为荣,以祖国喜为喜,以祖国悲为悲,感同身受,诚实勇敢地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以最大的包容耐心认真处理好两地关系,真正把祖国当成自己巨大腹地,继续扮演中国同世界经济社会交往的桥梁和纽带。过去中国是封闭的,香港是桥梁和纽带。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香港仍然可以发挥这些作用。

港人应该发自内心地把国家发展当成自己的事情,把中国的成就当成自己的成就,同祖国真正地同甘苦,共患难,同舟共济,不离不弃,不舍不分。当年祖国困难时,香港还同内地积极交流,现在国家富了,一些人反而不高兴、甚至幻想脱离,让祖国母亲情何以堪?我们要积极调整心态。祖国永远是祖国,母亲永远是母亲,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无论生病或者健康。同样,子女永远是子女,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无论让父母高兴或者生气。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不能做观察者,每天看着祖国发展,却不参与进来。香港应该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把国家发展的机会充分利用起来。现在这两个经济体必须要通过建立桥梁连在一块,这样,国家的发展就把香港的发展带动起来了,香港的经济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动力和机会。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祖国也不会抛下失散多年的游子,一定会时刻想着这个游子,关心这个游子。国家要看到香港的优点,不断地发挥香港的优点和长处。包括在国际关系上,香港能够帮国家做很多事情。

我看到一些香港人士出国,他们讲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比我们讲得好多了。他们能够用西方人的语言和思维来讲中国的故事。香港也应看到国家这些年的优点和进步,不能老盯着国家的不足和问题。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个别媒体天天报导这些不好的,好的永远看不到,这公正吗?我们也要看到政府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

我认为,香港政府是全世界最勤力的政府之一,香港的司法、执法水平是全世界最人性化的。我们不能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香港做的大量工作视而不见,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的工作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处理两地关系,心态调整很重要。如果大家能从过去的消极心态转变为积极心态来看问题,那么政府会越来越改进,大家都会越来越好,否则就是恶性循环,大家都越来越紧张,心态越来越差。

总之,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是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深层次问题。既然香港永远不可能独立,那就要认认真真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解祖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一切“家底”,负责任地告诉下一代祖国的真实情况。

比如如何认识共产党的执政,很多外国学生到清华参加中国国情课,主动要求了解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如何执政,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现实。我问他们为什么对共产党感兴趣,他们说共产党执政难道不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情吗?

既然我们付学费来认识中国,当然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如果你们不教中国共产党,那你们就是在骗我们,不诚实。然而种种原因,我们在给自己人讲国情的时候,有意无意回避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假装没有共产党去讲国情,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诚实的。

既然是一家人,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既然香港与祖国永远不可能分离,永远永远要在一起,那就要端正心态,实事求是,积极建立一个和谐的、健康的、建设性的两地关系,好好与祖国内地相处。

第三,政治保守与政治激进的关系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人类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潮,也是两大主要政治哲学流派。特别在英国以及前英联邦体系里,保守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

这种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是主张渐进改良,在基本维持现状、保护传统前提下追求社会进步,反对革命和极端。尽管英国历史上也有血雨腥风的暴力革命,但是自1689年“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这种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就成为英国政治主流的意识形态,即便是英式自由主义,也带有“君子之风”。

尽管英国对外是另外一种政治哲学,发动过无数次战争,曾经侵占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陆地(达3350万平方公里之多),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海洋通道,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这种保守主义一直主导英国国内政治,使得英国自1689年以来,长达300多年没有发生过内战,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国内长期和谐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法治健全。法治本质上就是保守,其核心理念就是保守主义。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使得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今天大部分是法治健全的地方。

香港回归前沿袭了英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讲规则,讲规矩,讲程序,不激进,少暴力,居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香港给人的印象很绅士,很传统,很保守,很文明。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种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渐进改良的政治取态被不断抛弃,取而代之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政治激进,似乎越激进越好,不愿意保守了,甚至故意破坏法治,挑战传统,恨不得发动一场彻底的暴力革命,推翻现在的政权,完全打碎目前的制度体制和政府机器,按照自己的意愿“缔造”一个“新香港”,制定一本新的“基本法”。香港变得越来越不像香港,一些现象越来越像第三世界,人为制造对立,不守法,不理性,动辄诉诸街头运动甚至拳脚相向。

如果怀念英国的统治,为什么不继承英国主流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不认真学习继承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人人都爱香港,但什么才是真正爱港?古代有一个聪明的法官裁决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婴儿的复杂案件,这两个妇女都说自己是婴儿的亲生母亲,自己如何如何爱这个孩子。古代没有现在的DNA技术,如何判断哪个妇女的爱是真爱,是真正的母亲之爱,法官想了一个办法。

法官说,既然你们都这样爱这个孩子,那就把这个孩子用刀分两半,一人一半,这样公平合理。这时候其中一个妇女大哭,求法官不要这样,说自己不要孩子了,只要另一位女人能把孩子养好,她可以放弃,因为她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生孩子被一分为二。

法官看到这个情形,立即认定这个妇女才是婴儿真正的母亲,因为她宁可不要孩子,也不能接受孩子的撕裂,这才是真爱,一种伟大的母亲之爱。为了孩子好,什么都可以牺牲,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就是忍痛割爱。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真爱香港,真的是赤子之爱,那就不应该撕裂香港,分化社会,动辄暴力相向,让香港、让母亲天天流血流泪,让700万同胞天天为我们的不理性行为付出成本,付出代价。这既是对700万善良港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香港这一大家共同的家园不公正的惩罚。

为什么中国5000年历史能够发生6000多次战争(参见《明两京十三司战例分布表》、《中国5000年战争年表(简)》和《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七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地图No.025-1),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保守,中国政治文化、政治哲学历来缺乏保守主义传统,凡事容易冲动,走极端。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内地开始大规模法治建设,已经和平发展超过30多年,既无外战,也无内战,我们不能不说法治在维护和平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形成,国家法治化程度、文明化程度将有质的提升,比如说自1982年宪法生效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一部宪法不动摇,再也没有制定新宪法,控制住了自己的政治任性,这与1949年后第一个三十年我们制定多达4部宪法(包括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形成鲜明对比,和谐和平理性的中国式保守主义——法治主义逐渐形成。

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政治进步,在我看来,这比GDP世界第二更值得我们珍惜和骄傲。建设小康社会并不难,能够建成法治社会才真正考验一个起源于革命党的执政党的能力和智慧。我们应该给祖国建设法治的努力给与高度肯定和最大支持。

相反,香港这么一个中国唯一有浓厚法治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地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放弃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保守主义政治传统,重拾偏激的政治习惯,实在令人痛心,这种偏激政治行为无休无止持续下去,乃至完全取代现在的法治,取代保守主义,香港的明天还会美好吗,谁会从中得益?700万港人的福祉难道不应该是政治人物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吗?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是时候所有人冷静下来,放下身段,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真正为了香港好,什么才是700万人的根本利益。香港如果乱下去,无人受其利,反而人人受其害;任何妥协让步,既是为别人,为香港,为祖国,也是为自己。就像那位真正的妈妈,她的妥协不仅解决了一个官司,而且挽救了孩子,最终自己得到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下象棋,有时候好像是死棋,看前方好像没有出路,令人绝望,其实如果退一步,立马海阔天空,别有洞天,前途无限。我们千万不能敏感地麻木,勇往无前地后退!

个别人自以为代表历史正义,在推动香港的发展,其实是把香港、把所有人带向一个恶性循环,带向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

我们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呀,特别是知识精英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智慧、良知、良心,以天下为己任,时刻把700万人的福祉放心头,带领民众走出目前的僵局,开辟香港良性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全面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是成功的,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其中的一些制度建构尚未有效落实。

基本法的各种制度设计是有科学道理的,必须可丁可卯全面落实,而不是选择性实施。我们应当勇敢地启动基本法里面那些沉睡的条款,把基本法规定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体制、机制,不折不扣建立起来、完善起来。香港回归祖国18年来,很多事情都说时机不成熟,可究竟什么时候时机成熟?我们总说顾全大局,可什么是大局?全面落实基本法才是大局。

当年我们花了4年8个月的时间,精心研究、对比了那么多国家和地方的制度,最终制定了香港基本法。但现在基本法里的一些重要的制度迄今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根本没有去用,导致基本法里的一些重要条款至今仍处于睡眠状态。

我相信基本法是一部好的法律,好的法律还需要好的实施,才能够真正发挥法律的功能,达到立法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基本法规定的那些重要制度能够全部到位、全部落实,那么香港的民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们要回归基本法,处理一切问题应该以基本法为依归,勇敢地把基本法里规定的所有制度落实到位。法律实施一定要实施到位,不能半途而废。这是解决目前困局的钥匙,也应该是最容易达成的社会共识。

国家事务千头万绪,港澳工作只是国家所有重要工作之一,但绝对不是国家事务的全部。但是,对于港澳同胞,对于特区政府,对于中央和内地从事港澳工作的人士,这是大家的全部工作,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所系。对于国家,港澳的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损失可能是全国的百分之一,但是对于港澳,那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丢掉港澳的繁荣稳定,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对于港澳则是全部损失,我们将一无所有。

因此,大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港澳的繁荣稳定而努力。港澳工作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伟大的事业,要以干事业的态度和心情从事每一项具体工作。港澳同胞的福祉、港澳与祖国共同的繁荣稳定安全是我们共同的核心价值,是我们永远坚持不懈的追求。我们一定要以最高的智慧、耐心、决心和毅力,共同克服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创造香港和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香港《紫荆》杂志2015年12月1日
Li 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