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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准备功夫要做足

作者:蔡英辉    点击量:1388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于12月7日18时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由橙色提升为红色预警”(《法制晚报》2015年12月8日)。这是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对空气污染状况有了真实的回应,最高级别的污染预警终于落地。

   当前雾霾呈现日益频发之势,甚至有段事件连晒晒太阳都成了一种奢侈。人们在闲暇时开玩笑,譬如著名景点不见了,天空飘来几个字等等,黑色幽默中隐含着诸多无奈。空气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检验着政府的决策水平。高层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如京津冀协同即涵盖空气污染治理内容。地方政府对治理雾霾也有举措,如2015年3月发布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京政发〔2015〕11号》,对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空气重污染预警分级、应急措施、预警发布与解除等进行规定。

   空气污染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民众的齐心协力。政府层面有举措,还需要民众的理解认同。实际上,大部分人不会对治理雾霾有异议,毕竟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得到保障。但从政策执行角度来讲,本次红色预警发布仍有缺憾。如11月27—12月2日明明是严重污染,却只发布橙色污染。此次预警播报无误,但有被动之嫌,蛛丝马迹之中可以找到“在本轮雾霾到来前,相关部门对北京的天气预警给予了特别关心或者间接警告”(澎湃2015年12月8日)。这有担心被追责而快马加鞭的意味,难免存在一定疏漏,事实也印证如此。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对预警级别进行了界定,规定“红色预警由市应急办提前24小时组织发布”。比较橙色预警与红色预警的逻辑关系,确实是层层递进和趋向严厉,如“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等,但对民众影响最大的显然是车辆单双号限行。从疏漏之处来讲,本次红色预警是7日下午六点,7日早七点就执行,显然提前公布时间不足,有临急抱佛脚之嫌,以至于“北京交管局对红色预警感到意外”(环球时报2015年12月8日),民众对红色预警的措手不及可想而知,这于情于法不尽合理。

   从政策执行层面来讲,可以检验出应急措施是否有效、能否得民心。从政策制定者而言,文件起草有着辛劳,也有一念之间的差池;但对百姓而言,则可能面临的则是冷冰冰的行政处罚,甚至是寻求公正待遇过程中的颠簸。譬如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落实到百姓头上,则可能是限制出行、罚款。固然不提百姓是否适应,就算交通部门也在将“摄像头连夜调成拍单双号模式”( 新京报2015年12月7日)。这算是做到了应急管理吗?恐怕未必,却有沦为敛财工具的嫌疑。问题在于,当天晚上公布到次日清晨执行,预警不到24小时不说,中间没有任何短信提示、路面显示屏没有提醒。贴心的服务没有感受到,高高悬在头上的的行政处罚却难以规避;事先准备工作没有做足,却要百姓承受违反限行规定的结果,这恐怕有违公正。

   重新回归到责任方面。当雾霾产生原因满天飞的时候,却并未有权威部门确认雾霾来源;另一方面,对平民拥有车辆的指责不绝于耳,似乎私家车就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于是矛盾似乎得以转移,不仅有了每周限行一天,更有了单双号限行。请问限行的期限至多久呢?这是否长久之计呢?对于百姓来讲,限行意味着一些生活不便,也暗含着对民众出行权利的减损。《立法法》明确规定“政府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时恐怕更应该自省自律、倾听民众意见。进而言之,平民愿意为控制雾霾而主动限行和自我牺牲,但请问何时能治理好雾霾,还民众一片蓝天呢?恐怕义务并不能单方面履行,民众需要一个承诺。

   回归到本原,疏漏难免,但总要在鞭策中前行。“预警”二字关键在于“预”,如果不能做到提前预备、提前告知,那预警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实际上,红色预警带来的效应是一连串的,相应会有地铁人流变化、弹性工作制等,配套措施提前谋划好会更有益处,协同配合的工作显然任重而道远。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