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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人民力量,推进宪法实施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1273

法意君:关于中国如何实施宪法,您提到两种路径,一个是官方路径,一个是民间路径。那么宪法日的意义何在?与您提到的两种路径有何关系?宪法日是法律人圈子内的节日还是真的能促进公民宪法意识的提升?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张千帆教授:宪法日的设定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全民的宪法意识。如果真的在宪法日放假,也许能够有限的促进大家的宪法感觉,宪法平时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没有,现在总算因为宪法的缘故能够得到一天的假期,或许能够起些作用(笑)。

但这个作用比较有限,只是一种形式。国家的民主法治是由实实在在的制度决定的,不是一个宪法日能够从根本上改进的。宪法日一直以来是长期存在的,现在变成法治日,范围扩大了,但不管怎么变,我们还是需要看到更多实质性进展,徒有形式,未必会有实际效果。


法意君:除了正在进行的制度层面的进步,我们要如何才能唤醒公民的宪法意识?

张千帆教授:宪法意识不会被唤醒,而是靠公民自己觉醒。我们有很多普法宣传,但这种宣传和宣讲文件一样,大家都很厌倦了,不会造成实际效果。宪法和法律是工具,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理念。宪法要能够保障我的基本权利,如果这部宪法对我来说没有用,那么我就不关心,这种宪法也是不值得关心的。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改革,老百姓的宪法、法律意识有很大提升,因为他们发现法律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用的,比如在拆迁过程中,有人会手持宪法来保护私有财产。当然宪法的作用还很有限,但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能发现宪法和日常生活、切身利益有关,这是公民开始真正的具备宪法和法律意识的标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实际的案例来让公民自己觉醒,看到宪法对我是有用的,所以我应该也捍卫宪法权利。


法意君: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实践。但是这种因政策导向而推动的立法和法治建设,是否会让立法参与人员在行动上有所偏颇,甚至产生违宪的问题?

张千帆老师:中国的立法制定得比较快,修改得也是相对快了一些,有些法的制定体现了一种“部门”立法的倾向,但是“部门法”并不等于“部门立法”,因为立法要体现民意,而部门内部和民意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它和“民意”之间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部门内部直接参与立法的人员毕竟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由此说来,“部门立法”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往往会造成管制过度,或者并没有切实按照社会的需要及时做出调整,或者没有适当的放开管制。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例,作为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律,它的修改是严重滞后的,1989年通过以后,1990年开始实施,到现在20多年,可以说法律本身的一些缺陷早就体现出来了,但是一直被压制着未能修改。即便现在着手修改了,还是有很多内容并没有修改到位,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内部权利关系的问题,公务员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以及对于受案范围的扩大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落实。行政诉讼法学界也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并提交了很多的修改方案,但是被采纳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我看来,行政诉讼法是修改幅度比较大的一部法律了,但是也不过如此。

我们立法状况就是这样,虽然看上去有很多修改,但是这种修改也只是跟以前相比的修正,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其根源还是我们的民主机制没有充分的发扬起来,如果民主机制真正的发扬起来,我们的“议会”不会是现在这种形态,不可能是一个由3000人组成的人大每年开一周的会议来完成。即使加上人大常委会的开会时间也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这都是远远不能应付立法需求的,尤其是中国虽然自文革之后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律的空缺还是很多,落后于时代的法也很多,所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但是我们的立法制度立法机构的力量都是远远不足的。首先是这个问题,但是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民主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反观其他国家的立法,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宪法制度的比较设计研究,统计一下各国议会的开会时间的长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开会时间都比我们国家长的多,其中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议会每年开会都要开十个月、八个月,他们的立法进程就会和我们大不一样。


法意君:我们知道您很关心司法改革问题,那么司法改革对于依法治国的意义何在?

张千帆教授:司法改革对于法治的作用显而易见,法治对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要求,对司法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即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这是必要条件。而且对各国都如此,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中国之所以法治做的不好,跟中国司法没有根本改革有关。


法意君:那么根本的司法改革方向是什么?

张千帆教授:保证司法独立、司法职业化、让我们的法院的配备、待遇、地位向发达国家看齐。这不是说要绝对一致,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但我们要让法官免除在生活、政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做了法官,能严格司法、依法判决,他就能过体面的生活,不会面临政治上的压力,这是起码的条件。


法意君: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司法改革成果?

张千帆教授:一个是外观上的:以前看着像军人、警察,这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思维,现在中国法院的外观、设备、设施这些硬件基本具备了;第二个是法官的专业知识也有很大的提高,每年有许多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所以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力结构方面;当然还有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工资待遇可能还不够高。要改革长久以来形成的状况是不容易的,现在是改的皮毛。


法意君:您认为现在中国的立法工作的内容层面的东西,是否还是掌握在权威法学家的手中?

张千帆教授:我认为,这并不是法学家的问题。法学家的角色只是发挥一种咨询建议的作用。我们并没有权力去立法,我们的建议也并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立法还是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每五年全国人大都会有一个立法计划,只有被列入这个立法计划的内容才能真正被实践。但是立法计划本身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社会迫切需要的法律。这里法学家的作用其是是有限的。比如说,法学家经常呼吁制定“新闻法”“宗教保护法”等等,但是在现实中也并没有得到实践。这表明,政府总体还是不能反应社会的普遍需求。


法意君:在您看来中国未来的依宪治国之路是什么呢?

张千帆教授:各国都应该有各国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反对中国模式,而是反对打引号的“中国模式”。也就是现在有些人鼓吹的一种“中国模式”也就是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对立的一种比较野蛮和原始的统治模式,并把它标榜为“中国模式”。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污名化,把中国和野蛮绑架在一起是极端少数的想法。我们则认为中国模式应当比这种做的更好,而且不要去刻意追求中国模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真心实意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它自然会形成你自己的模式,我们并不可能做的跟美国一样,哪怕把美国宪法全盘的拿过来,最后落实的结果也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这一点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因为刻意强调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你有的,我们就不能有,一定要和你做的不一样;你说是,我们就要说否。这种心态是不正常的。比如在司法改革、在民主选举,在任何的改革过程中,只要努力的去改,中国肯定就能够具有自己的特点,真正能为世界贡献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而我们现在为了“中国模式”而不去做或者排斥别人有益的经验,于是就变得没有任何有益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任何像样的成就向世人展示。模式可以不同,但是不同的模式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民主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们的民主不应该是别人意义上的专制。民主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不论哪种模式,都是有共通价值和共同标准的。



本文来源 PKU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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