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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法学者共话行政程序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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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10月23日,第十一届中日公法学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中日行政法学者就行政程序立法问题展开研讨,并一同“把脉”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牵头起草的行政程序法典专家建议稿。

中国目前尚无行政程序法典。早在1986年,中国立法机关曾试图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但因时机不成熟等原因改为制定单行的行政法律法规。此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制定行政程序法列入立法计划,但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继续保留这一计划。

财新记者了解到,日本在1993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于1994年实施。后为保障国民权益,分别于2005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次大修。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芝池义一介绍,日本制定《行政程序法》耗时近40年,最大的阻力在于国家及各部委、各省厅部门态度较为消极。他认为,日本《行政程序法》最终顺利出台不仅归功于学界研究、实务部门对判例的积累、还得益于日本彼时进行的行政改革、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日本政治家、经济界人士的支持。

已实施21年的《行政程序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多大影响?芝池义一表示,《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制度,这一制度的使用与普及,使日本社会金钱的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们偶尔也会受招待、被邀请,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了,降为零”。

芝池义一还称,新法实施后,日本的行政程序有了明显改善。比如,《行政程序法》制定前,行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保留申请甚至进行行政指导,日 本《行政程序法》第七条有关于审查应答义务的规定,第32条有关于行政指导规定,对申请的受理以及关于行政指导的规定,改变了过去的行政实务。

流通经济大学法学部教授周作彩将行政公正性、透明性和公众参与概括为日本《行政程序法》的三大目的或功能,并认为其作用在于确保行政行为的透明性,即行政行为的内容和过程对国民是透明的而非秘密。

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教授田村达久介绍,日本《行政程序法》2005年的修改,使得听证制度法治化,确保政府制定政策时程序运行中的公正性以及过程的透明性,从而最终实现保障国民权益的目的。

田村达久介绍,国民的生活不仅受法律影响,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的命令会对国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但确保政府政策正当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备,因此,要设立参考广大国民意见制定决策的法律程序。

田村达久认为,日本的《行政程序法》在2014年修改时“进一步增进了民主主义要素”。原因在于当时修法规定,一旦发现行政违法,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行政处分或者申请终止行者指导,使广大国民可以合理地监督、监管行政机关。

日本学者还指出,日本《行政程序法》存在诸如没有关于行政契约的程序规定,缺乏关于行政决定通知或者告知规定等不足。

姜明安及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自1990年代起开始研究中国行政程序立法, 2002 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内容多达106条。此后十多年,姜明安致力于在中国推出统一规范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法典。

10月11日,姜明安牵头起草的《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正式发布。姜明安认为,行政程序法是预防权力滥用,减少腐败的良药,是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免受行政权力侵害的有效机制,缺少行政程序法,法治国家只是空谈。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介绍,中国行政程序立法,主要是以德国行政程序法、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为蓝本设计的,并按中国大陆的实际对立法结构和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立法的路径是中央层面的分散式行政程序立法和地方层面的集中式行政程序立法。

会上,多位日本行政法研究专家还对北大版行政程序法典专家建议稿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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