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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官民共识 官方需解除三个心魔

作者:任剑涛   点击量:1470

我觉得讨论具体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我认为形成共识的难度不在这里。比如刚才子明兄指出的左右派可以达成的七个基本共识,荣剑兄提 出的三大类共识:左右、上下和内外的共识。我觉得,尤其是荣剑兄补充的内外共识很关键。因为这一共识涉及到形成共识的大和解前提问题。在海外的一批人,基 本上是1980年代的改革派.他们出国之后,有些变得激进了,有些变得消沉了,但他们有一些固定而相通的看法,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群体。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最想形成共识的一方,反而恰恰是达成共识最困难的。仅就知识界而言,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的困难并不大。在重庆事件以后,左 派朋友进入可贵的理性反思状态。问题在于,知识界达成的共识,不是知识界内部的共识,而是跟当局者的共识。我觉得官民共识不是一般的官民相互理解的问题, 而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政治妥协。达成这种共识,应该说是最困难的。

达成官民共识为何是最困难的呢?这个"最"字不是对民一方而言的,而是对"官"一方而言的。我觉得对官方权力来讲,因为有三个心魔必须先解除,才有可能达成官民共识。而解除这三个心魔,确实具有极强的挑战性。

第一、当局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这还可以表述为政治忠诚的心魔。中国共产党应该充分相信,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左、中、右,愿意跟你谈 改革,就是最大和最高的政治忠诚。因为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 良,已经没有可能了。当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国家的体制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的状态,1980年代的改良已经不可能催生人们的改革春梦了。回想1980年代, 改革引领者那登高一呼,大家都鼓掌欢迎。这样的境况是一去不复返了。执政党不解除只想稳定局面,而不愿协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心魔,我相信,一切对改革的 研究,无论左右,它都会左右开弓、左右开打。而这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是极为不利的一种情形。

这样的心魔是有解除条件的。因为没有官位的民间人士,今天还乐于谈论改革。民间人士愿意跟官方谈论改革,这就是对官方做出的一个最大承诺,这等 于承诺了官方继续统治的前提,承认你掌权的既定事实,你当政、你改革,我给你进言;你去做、你受益,我给你对策。但显然,当权者对讨论改革、设计改革的民 间热情,还在进行打压。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解除畏惧民间力量的心魔,还没有告别官民对峙的政治心理。

第二、无论左右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最近十年,这个心魔越来越纠缠住当权者的政治心灵。他们唯权是举,只要有利于维护权力的事情,就 不论条件如何,一根筋地强行推行。近期这体现为以GDP的持续增长,树立三重自信。这就很麻烦了。这等于变成对改革话语的排斥性话语了。因为当权者怕乱, 因此一切理论思考都以维护稳定为中轴。一切似乎会影响稳定和GDP增长的改革思路,不由分说地遭到排斥,甚至打击。

我觉得这时最近五年当权者最大的心魔。三重自信确实有其价值。但最重要的自信,反而不提。这就是政治自信。当权者表现出来的是政治畏惧,不是政 治自信。在唯GDP是举,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畏首畏尾的局面中,当权者进行操盘性改革的政治自信没有,那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只有解除一说改革就会乱局的 心魔,便可望实现李克强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目标。据传有个学者到广东做报告,强调如果把村民自治改革推进下去,就可以有十年的机会。汪洋笑说,如果我 们把政改也推进下去,还可以继续执政十年。这个玩笑里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特别复杂,但显然执政者特别怕乱的心态潜存其间。这个"乱",首先是担心自己的统 治受到颠覆。主导改革者的这样一种危机感,对中国的改革是最不幸的信号。因为你就是左中右、内与外都达成了改革共识,当权者毫不动心,改革就无从施展。

第三、无论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这个心魔的产生,是因为当权者的权力自闭,因为它对社会已经没有感知 了。对今天的当权者来讲,他们完全是从县委党校到中央党校的自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他们获得权力,与社会无关;他们掌握权力,也与社会无关;他们的升迁降 免,更是社会无从影响的事情。权力的得失,完全源自党政口的内部"选举",这种权力自闭症,会生成一种权封闭游戏的机制。在这种封闭游戏中,不到最后颠覆 颠覆权力的时候,当权者有一套自我安慰的机制,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办事。它自有一套封闭的自我正当化的话语。这套话语完全与社会大众 隔绝。甚至在这套话语中的"人民群众"都早已经彻底形式化了。在这套话语机制中,是不存在社会分裂、社会危机问题的。或者说在这套话语中,当权者对任何麻 烦都具有迎刃而解的强大能力。这种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麻痹的封闭状态,任随你社会对权力多么不满,权力都可以实现自得自满。所以秋风最近发起"反平坟运 动",社会呼应声音如此之大,但平坟最烈的周口市还觉得格外委屈、极力自我辩护,此时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令禁止平坟了,周口还在自造的平坟理由中寻找辩护 理由。这就是权力自闭症的典型外显。当权者连社会的基本规则,以及引起社会分裂的草率做法都不以为然,它还怎么即使反馈统治信息,调适自己的政治-行政政 策呢?可见,中国党政系统的封闭性话语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而不自知。

知识界有责任告诉当权者,他们感觉到的这个社会是个不真实的社会。惟有当权者建立融入社会的机制,他们才足以将分裂社会的裂缝弥合起来。为当权 者能够有效融入社会,只有解除了前述三个心魔,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精英也好、企业界经营也好,其日益显现的高度焦虑,才会缓解。当权者 也才能够因地制宜、适时而为,解除自己的危险处境。

知识界和企业界的高度焦虑,缺乏权力呼应。这是1980年代当权者的主动性改革,演变成了跨世纪的被动性改革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这个时间点上, 主动布局的改革已经堕变为回应性的改革。因此,两种改革形态的划界而显,促使人们醒悟,现在的改革是大不一样的改革。所谓回应型的改革,是指社会有强烈的 改革诉求,知识界、企业界、工农大众、底层群众都有改革的诉求,让官方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因此徘徊踌躇,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诉求。于 是愈来愈处于改革的下风,成为改革的直接对象。甚至成为掀动革命的推手。邓式改革是不可能在延续的了。那种由国家权力高层掌控局面,主动布局改革,是主动 不起来了。因为中国社会各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已经具有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了。譬如秋风十八大之前发起的"平坟运动",完全是因为周口的偶发性事件暴露出来 而引发的。这种有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愈来愈多,事前无从知晓,事中难以驾驭、事后无从处置。官方只好上级压下级、下级压基层,层层施压,让封闭的权 力机制随时随地处在高度的动员状态,也就使整个国家权力处在疲于应付的消极作用机制中,相应也就使得国家权力的统治绩效严重衰变。这个高度紧张的社会,就 是社会分裂的明确表现。封闭的国家权力必然忽略这些表现,只有社会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才骤然发力去灭掉它。但社会的星星之火,岂是社会汪洋中的权力小船 所载之水轻而易举能灭掉的呢。所以我觉得,官民为此必须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方向性的共识。即官民务须清楚,他们需要达成的共识应当指向哪里,或政治、 或经济、或社会不同的领域。一旦所有领域都需要同时的改革,改革就承受不住对社会进行伤筋动骨的压力,走向"朽木不可雕也"的极度危险处境。

转过来谈谈第二个大的方面的想法。人们普遍认为,必须达成新的改革共识。但这个共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是结构性共识还是功能性共识?是战 略性共识还是策略性共识?是价值共识还是投机取巧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吁求的共识都是比较乐观的功能性、策略性、投机性的共识。前者是首级共识。 决定改革的前途与命运;后者是次级共识,影响改革的布局与施政。仅有后者,改革无法"过大关"。仅有前者,改革无法稳步推进。毋庸讳言,一般关乎改革的次 级共识,绝对不足以解决中国结构性的弊端。

从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呈现的总体情形来看,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苏东改革也是以次级共识支持改革进程的,走到最后,党国分崩 离析。犹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三大结构性危机:一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逐渐衰变,意识形态对国家观念世界的整合变成不可能 的事情。这种不可能,是指官方的不可能,不是民间不愿意被整合,民间常常被动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整合,只要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有起码的吸引力,而不是以"国 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肆意消费民众接受党国意识形态整合的资源。

二是制度整合功能逐渐丧失。苏东国家最初实行一种基本符合原教旨意义的共产主义体制。但实行这一体制的沉重代价是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后来不得 不重拾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将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奇特的组合。这种体制,就是人们熟知的"市场列宁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的运作机制,就是在微观领域放 开价格机制,经济活动让你尽量活络。但苏东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浅、比较短,还不愿意完全放开微观价格机制。到了最后,价格的宏观制度性的、刚性的约束,其实 就是产权问题,苏东就不敢动。中国今天也不敢动产权问题,但基本放开了微观领域的价格机制。这种放开,甚至走到了恶性放开的极端。因为国营垄断公司,基本 上在微观价格上兑现其政治权力赋予的好处,从而做大了经济实力。但却没有提供给经济以相应的活力,履行稳定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时中国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整 合功能的不足造成的结果。

在经济制度上,中国改革的取向很简单,那就是不触动共产党统治基础的经济改革,就大胆推行;一旦稍稍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就断然刹车。这就是市 场列宁主义最大的特点:只要市场不动摇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国家就松动微观价格,激励人们投入市场空间,寻求经济活动的些微激励。苏东 改革的改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两波,走过了两次类似的改革。到最后终于走不下去,落得个国家崩盘的结局。两波改革,基本上都尝试的是激活微 观价格机制。尤其是在激励工人工作积极性方面,都在工资之外,对其进行一些津贴性奖励。中国的改革也使用的是这一方法。中国正式公司或国有机构工作人员的 工资都是非常之低的,但相对而言津贴是很高的。工作激励主要依靠的是津贴。经济激励的制度布局,因此乱套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这样有利于政治控制操纵术的 实施。国家实际上是采取收买工作人员的方式,促使他们服从国家意志,从而收获相当的经济利益,并受到国家权力的政治保护。否则国家就会对其施加惩罚。这种 完全围绕政治统治稳定性展开的改革,施展余地非常之小。因此,改革无法真正走上结构性施展的轨道,改革的初始设计,就限定了改革的前景。今天中国的改革, 差不多走到了苏东晚期。换言之,在体制内的津贴性激励已经没有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国家能够拿出来进行津贴激励的钱也不多了,国家本身在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之间苦苦挣扎。这个时候,苏东改革困局为中国所充分体会。

三是社会心理的整合能力急遽衰颓。社会心理的期待越来越高,但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制度能力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去办?只好靠一个一 个吹出大的泡沫,以无限制的许诺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国家吹出的一个个泡泡,大家已经熟知:从改革开放最初许诺的GDP翻两番,后来进一步许诺人均 GDP翻两番,现在许诺居民收入倍增。这简直是个国家的庞氏骗局,它是金融领域庞氏骗局的国家操盘结果。

中国要达成的改革共识就,本应是启动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共识,而不是功能性变革的权宜性共识。功能性共识基础上展开的功能性变革,远远解决不了中 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功能性的变革总是会遇到制度的刚性壁垒。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左右两派都达成了实行公共预算的共识,这是没问题的。 但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共保障的制度体系,实行公共预算的主题和机构却落实不了。我自己做过人大代表,就知道起码人大系统不可能搞公共预算。我研究政府体制用 了多年功夫,但政府部门拿出的预算报告,无都无法看得懂,何况一般人大代表。一般而言,人大的预算氛围三大块,宏观经济管理事务大概大概占三分之一,政府 管理的诸社会事务占三分之一,"机关大院"的开支占三分之一。开列的开支项目之粗疏,一望即知。像我这样的所谓行政管理专家,当年也只能假装严肃提出某项 预算为什么那么高,结果相关机构大肆叫苦,你反过来还只有佩服他们花少钱办大事的勤俭精神。诸如"机关大院"这样的预算项目,你更是无法追究详情。因为中 间充满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一碰就触犯了政治禁忌。这样比比皆是的制度壁垒,使人们不看到它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希望。中国目前的制度机制,连推进功能性改 革的要求都难以维持。倘若功能性改革都走不下去,遑论结构性改革呢。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想说一说在危机中寻求共识的进路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去做,才可能形成共识。一是荣剑兄给我概括的"勾兑说"。 严肃的说法,就叫做政治-政策对策传统的重建。中国原来是有这个政治-行政传统的。一个知识人可以为国家权力当局者提供对策。但对策的前提是不牺牲对策者 的原则。乐意对策,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样的对策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官民共识的重要渠道。官方愿意要听取民间意见,民间自然不乏主动献策之人,也不乏有效 方策的供给。在地方层面,这样的对策机制似乎还比较畅通。如浙江、广东、上海,都由相关的官民对话机制。但在中央层面,相关的对话较为罕见。即使在中央层 面有所谓官民对话,几乎也流于走过场。台湾最高权力机构的执掌者,就比较重视官民的对话,甚至是重视民间理性力量对官方的"训导"。据说当年马英九一当选 总统,台湾大学几十位知名教授,便将自己怎么当总统的意见,告知马英九。中国存在过非同一般的对策传统。汉代的董仲舒堪为典型。董仲舒就不畏惧汉武帝,他 观天象以策人事。发现汉武帝有失误之处,并将受到天谴。因此写出规劝武帝的褶子。在正式呈递武帝之前,被政敌恶意上交,武帝大怒,要对董仲舒施加死刑。在 太学生求情之下,武帝将董仲舒削职为民。但武帝清楚,有董仲舒这样的对策者是十分难得的。因此,"朝廷没有大事,必策马问之"。这时一种完全值得重建的对 策传统。对对策的官民双方而言,在治国位置上的官员头脑一定要清楚,你不清楚、甚至糊里糊涂,对策者就有必要告诉你,矫正你的不当行为。对策不能牺牲对策 者的原则,也不能流于对策不被采用便成怨妇的状态。沿循现代理性政治的轨道,重建对策双方相互尊重的对策政治,对于官民形成共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觉得知识界可能需要至少研究关乎国家改革的三种方案,我将之称为国家预案。国家预案可以三种方案留存。一是国家完全维持现实,能维持多 久。对此,官民双方在制度功能上似乎都没去认真对待过这一问题。国家权力当局尽可以采取维持会的姿态,让自己觉得军队对自己的忠诚度、警察对自己的忠诚 度、社会对自己的接受度、国家对官僚集团分裂的弥合度,都没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否则未卜先知式地得出的结论,总是不靠谱。有研究 者根据不同的量化指标推算过,如果当权者仅仅维持现状,还能维持多久,最短者为七年,长则为十二年、二十年不等。这些估算各有根据,也必定各有局限,但值 得认真对待。

二是有人积极推动"宪政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导致多大的代价、得到多大的收益,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风险 究竟怎么样,可控的时间又如何,在代价和收益之间,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与举措,实在是一个因为政治禁忌几乎没有展开来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只要执政 党觉得有收益,他就会支持让它有受益的想法与做法。但不能仅仅考虑执政党的掌权受益,还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维持和发展。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必须坦 诚地告知执政党,它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付出代价。譬如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它必须走上立宪民主的轨道,从而"牺牲"自己随意执政的政治意志。

三是可能就要启用革命话语,以发挥规劝当权者的作用。在所谓自由派里,我自己从来不说反对革命的话。因为革命是一种威慑力量。缺乏革命对统治者 的威慑,统治者就会逍遥自在,不到危机爆发,绝对不主动而为,让别人动自己的奶酪。保持高度威慑的革命力量,对统治者是一剂必要的清凉药。这正式洛克在 《政府论》下篇最后一章,谈政府解体和社会解体问题的理由所在。

我们现在有必要告诉执政党,假如你不愿意社会解体,你还想继续执政,那么你就一定要作别党国体制。否则执政党一混乱,国家就混乱。政党捆绑国家 的机制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机制。《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得有道理。他讲中国的执政党跟西方的执政党大不一样。中国的执政政党一倒台,社会就会大洗牌,国家 就会大混乱。但政党捆绑国家的体制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切割开来的体制。为此,必须认真研究政党为国家松绑的问题。促使政党与国家逐渐脱开。回避这样的 问题,老是自我鼓舞,中国的改革可以怎么搞,革命的危险就避免了。有必要制定一个国家预案,对国家的强徒与命运了然于心。并且对国家的未来状态做奥完全不 同的心理准备,中国的改革才有推进的可能--不管这一前景是维持现状,还是尽可能进行主动改革,抑或是从结构上伤筋动骨地重造国家,都是人们不能为之设限 的、需要冷静、客观、不动感情地研究的问题。哪怕是国家分裂的状态、国家分崩离析的状态、国家被外部实力瓦解的状态,通通都要放下政治戒备心理,加以深入 细致的研究,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改革步入深水区,涉水走向关乎改革最终目标的对岸。

第四个大的问题想谈谈知识界如何为中国改革尽责的问题。知识界的能力是有重大局限性的。知识界人士总是容易出现一种依靠思想观念解决中国改革出 路的想法。这是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一种表现。知识分子最多能做的,只是负责任地向权力当局指出他们的真实处境,并提供改革的选项。知识分子不用让渡自己的 立场,总是围绕当权者这样干你就成,那么干就有风险,这样干可能会失败来考虑问题。知识分子最有必要负责任地当权者真实的想法和务实的做法,这样知识界就 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政界中人不负责,对之不回应、对之不采纳,那不关知识分子的事情。只要知识界稳重地指出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善治的进路,国家危机一旦 爆发,知识分子就没有失职,当权者便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企业界的朋友也在这样的处境中,企业家不能只问赚钱,不问政治,不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 态。如果企业家面对国家政治发展需要他们表达立场的时候,总是当缩头乌龟,他们就是一批国家的蛀虫。想必企业家对之是有自觉意识的。

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可以说都已经感受到了国家危机。政治家、企业家与学者不约而同地谈论改革的艰难困苦,就是明证。因此,今天可能形成的改革共 识,不是一个关于改革美好前途和共享国家繁荣发达的共识。现在需要国家精英阶层达成的共识,只能是一种底线共识。这一底线共识的核心宗旨是,中国再不进行 结构性的改革就会乱套。这个共识,在知识界左中右三派来说,应该说经已达成。左派充分认识到再不改革大家会乱,只不过他们担心的是来自于工农群众的、盲动 的造反出现的"乱";右派也充分人士到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乱,那是一种暴民政治被激活的必然结果。知识接最近五年内对薄熙来和汪洋的政治举措极度关 注,就证明了他们拒绝维持现状的共识。在政治圈中、抑或准备进入这一圈子的人们,不服现在这个政治录用体制,他们想自己自我表现,这就更是给大一统的政治 运行机制添堵了。这上下两种乱,正是促进改革底线共识的动力。中国现状需要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这时走出目前危机的人格寄托。国人都对十八大 怀抱很高期望。期望会议之后,中国的改革局面不再处于王左相右、空谈改革的尴尬状态,以一种新的改革局面,予人以激励作用。就此而言,新当选的党国领导 人,需要对政治科学揭示的换届蜜月期,有一个高度的警觉。一般而言,党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人们总会对之升腾起新的希望,怀抱一种满足自己愿望的良好期许。 这种来自民间的政治友善,促成一种官民和谐关系的蜜月状态。但这样的蜜月期不会太长,一般而言,在半年到一年期间,如果人们对领导的期望变成失望,蜜月期 就会骤然结束。党国领导人的施政,就会陷入一个难以作为的局促境地,并且承受来自公众的有理、甚至无端指责。

政治蜜月期的存在,客观上对新任党国领导有利。但今天的中国人特别不愿意陷入恶性的政治蜜月循环。十年前人们对新政的强烈期待,在十年后为失望 所取代。当下再次进入一个政治蜜月期,人们又对党国领导人深怀好感,这从人们各个方面对党国新任领导人情不自禁的钦佩上,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从党国新 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到视察深圳提出的改革新开拓使命,都给人们巨大鼓舞。从党国领导人的个人传奇,到家庭生活的细致描写,人们都津津乐道。这简直将政 治蜜月期推向了高潮。不过高潮之后是冷静。蜜月期的行动维持,比之于蜜月期的口头承诺远为重要。国人总是比政治家善良,他们多次尽力延长与政治家相处的蜜 月期。期待政治家也回报民众,让人们觉得蜜月期有一种"暮然回首"的无穷回味感觉。(本文系任剑涛教授在"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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