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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与大学学术委员会建设

作者:湛中乐   点击量:2263

【主持人】感谢熊建辉博士的精彩演讲,感谢他通过联合国权威资料向我们介绍了世界教育治理的历史、现状、愿景、目标。他是这次五位演讲嘉宾当中最年轻的学者。下面有请北京大学教育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湛中乐教授,演讲主题是大学治理与大学学术委员会建设。

【湛中乐】首先要感谢广东教育研究院,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南方教育论坛。前几天研究院的同志催着我到底发什么演讲主题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文是前几天才完成的。这次会议的主题讲教育治理,教育法治,除了我们说的基础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很重要的在人才培养方面是一个终端,相当于是末端。我所在的单位是高校,我仍然对高等大学,对大学治理这块做一点文章。

同时,教育部去年出台了学术委员会规程,在全面推动各个大学一校一章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该规章中,特别强调了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在两三年前的规划纲要里面也提到学术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讲大学自治。考虑到教育部新出台的规章,其实也包含了对高等学校规程的评价。

我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引子,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当下需要这样一部规程。在西方国家,它的学术委员会制度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自然而然产生的,它的建立是自发的,不需要国家用法律对它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这些国家的学术委员会深深植根行业和高等教育本身的逻辑。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在宪法里面强调学术自由,它得到高度的尊重。所以学术事务一般来讲被视为大学的自主事项,不社干预。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在这点上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不完整。关于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制度,也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再欲火重申的过程。

随着1978年以后,全面进入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在教育法律方面要逐步确立起来。现实和历史表明,学术委员会及其相关的制度,它具有保障学术化权利和维护大学学术本质的巨大作用。学术委员会制度也可以成为各国大学治理中的一个普世性的作用。我们国家的学术委员会存在什么呢?发生历史短,定位模糊,功能弱小,这些先天不足,急需要通过一部法律规范在短时间内改变许多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缺失的现状。在教育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去年就出台了这样一部规章。总体上来讲,对教育部新的规章的出台,应当是表示一种认可、支持、肯定。

第二、大学治理中的学术委员会的应然定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学里面的学术委员会,它本身的功能和职能定位,有很多共性的东西。这里我不多讲,我们国家在实践中存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有不少争论。根据目前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所谓的学术委员会是探求大学事物客观规律,亲自它的理性、客观、专业性。所以学术委员会作为组织形式,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理解,应当是依照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设立的由各学科的专家组成,专门从而学术相关事务评议的学术组织,特别是强调以学术性作为它的本身诉求。中外学术委员会的演变和启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几点。

从域外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演变,存在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等多种模式。我国学术委员会的演变也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7年到1949年,第二个阶段是49年到78年,第三个阶段是78年到现在。

整个中外学术委员会制度演变给我们的几点启示,这是共性。一个是国家的立法和大学章程是充分发展学术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前提。要么由国家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还有大学章程。中国的大学,今天上午教育部的领导讲了,这两年怎么完成,我们也知道是国家行政主导的。在过去长期以来,很多大学没有章程,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清末有章程,民国有章程,建国之后被废止了,最近新重新制定出来。

第二个学术自由是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充分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其中之一。民主管理和大学自治是实现大学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现在我们谈教育法治化,作为大学,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它跟一般的党政机关肯定有很大的差异。正因如此,包括大学里面的去行政化。努力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的坚持、去行政化的改革,现在讲深化改革,赋予学术更多自由的空间。先学术自由才可以自重实现高校的民主治理。

第三个考虑到中国国情和制度环境,应当努力寻找适合本土化的学术委员会的制度模式。比如说学术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功能定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人员组成,各个学校不一样,国家与国家的制度设计也不一样,学校要有自己的特色。

三、实然聚焦,一个是性质界定方面,对于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这两种导向互相交融。二是功能定位方面,存在着审议、决策、咨询等单一,或复合的不同表述,这与《学术委员会规程》中“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的表述并不一致。对于委员产生的模式也是不一样。在组织结构方面,一般包含日常办事机构。在运行机制方面,主要表现为处理日常工作和召开学术委员会。

很重要的是当前我们国家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存在哪些缺陷?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关于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不怎么明晰,职能不完善,对于审议、评议、评审、评定、决策、咨询等动词的具体含义不明。二是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主体代表性不足,基本限定在拥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和高校行政领导上。我们建议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有它的特色,它的主体里面不仅仅有教授,还可以有某个领域里面特殊的年轻教授,而且有法学院的优秀博士生,优秀的博士生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但它是滚动性的。三是学术委员会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议事规程缺乏程序性。他们虽然是专家,但是我们说议程,他们没有规范,缺乏可行的复议与监督救济制度。北大前年一位毕业的博士生,涉嫌抄袭,被撤销学位,现在已经复议完了。如果20年前,北京大学涉及到该授予学位的没有授予学位,这需要司法公正的判决。四是学术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存在错位。学术委员会与其他学术组织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委员会与行政组织、政治组织是什么关系?

最后一点,对教育部规程的简单评价,在目前中国的大背景下,强调通过大学章程进行学术治理。一个是打破学术委员会的附属性状态,建立全新的格局。尤其是我们说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大学,学术要还大学一本政,在这里要改变过去以一个权利,一统天下的局面,所谓大学里面的政治权利、民主监督,强调合作、协调、制约。如果离开制约的情况下,人民大学发生的问题,在各个大学都会发生,这里就涉及到要结束过去学术委员会的附属状态。

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去行政化恐怕也是一种趋势,要实现学术民主,我们不排除有相当多的优秀教授,他身兼两职,但也有一些不完全是。但是大学里面把领导成员成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在北大也不排除有这种现象。但是现在这种要改变,要实现学术民主化。有些大学章程明确规定不单程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这个事情,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面要限制领导人员进驻的比例,强调没有任何职务的,在学术上非常突出的教授比例,所以在遴选标准的制度设计。

校长行政负责人是否退出学术委员会,目前不同的大学的做法各不相同。政法大学的章程有规定,清华大学的章程直接将校长排除到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中。这个事情我在北大提出过,北大可以往前走一步,现在还没有走。

建立学术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专家离开你那个领域,其实你也是外行,跟食堂的大妈也差不多。比如说物理系的论文,你不是物理系教授,你怎么听的懂,你只是闭着眼睛听其他教授的意见,这个决定实际上严重侵犯了学生获得公正凭证的权利。即便学术委员会也要有一套监督机制,任何权力都有犯罪的可能。将来不出台规章,有人说你怎么规定学术委员会是最高的学术机构,这里面就涉及到理和法的问题。学术条例这次没有调改,这是严重的不合理。技术要于法有据,所以我非常赞同这次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


作者介绍: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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