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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港澳107:整合主义vs.解构主义

作者:陈端洪   点击量:1627

【明报专讯】戴耀廷教授把我与他的不同界定为「政治宪法学vs.宪政宪法学」,意思是,我们的区别在于赞成还是反对宪政。在我看来,我们的本质区别是整合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对立。
      宪政是政治整合的技术
      何谓宪法?何谓宪政?自由主义者往往从个人自由与权利出发界定宪法和宪政。在他们看来,宪法是两大塬则的法律化,一个是权利保障,另一个是分权,宪政则可以化约为有限政府。自由主义的宪法观忽视或者遮蔽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建构(to constitute)和整合(to integrate)。
      戴耀廷教授肯定知道,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其法令的含义属于引伸意义,本义是指事物的构造。根据韦伯斯特词典,名词的constitution源于动词constituere,英文的解释是establish,这个词由con-前缀和词根statuere构成,前缀英文解释是together,词根的英文解释是set。合起来就是把一些要素组合起来,建构或确立一个事物。由此推演,宪法的第一要务不是限制政府,而是建构一个政治体或政权。建构是宪制的逻辑前提。没有政治体或政权,宪法限制什么呢?
      根据德国宪法学家Smend的理论,宪法的整合包括3个层面。一是个人的整合,我理解即把一个一个的人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群体,一个政治意义的民族。二是功能的整合,我理解即把社会生存需要的各种功能激发出来、保护起来,为在政治层面开发出各种必要的功能。叁是意义整合,我理解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价值共识的建构。
      我治宪法学偏重于宪法的建构意义,也就是偏重于宪法对于民族整合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作用,以往费心处理的核心概念是主权和制宪权。我认为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是制宪权而不是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中国宪法学应该从本民族的政治处境出发,探求民族整体生存的结构原理。我对《基本法》的研究,对香港普选制度的研究同样遵循了这一路径。我认为「一国两制」及其法典化形式——基本法,是把香港居民和内地国人统合为一个政治体的合理方式,普选制度是进一步整合香港居民的手段,是改进其集体政治意志形成机制的必不可少的技术,也是政治权威建构的新方式。
      戴氏公民抗命是解构宪政
      戴教授早期的宪法学着作中体现的主要观念大体可归为自由主义宪政範畴,这一点,我想他应该会认同。近几年他围绕普选而提出的诸多主张,特别是所谓的公民抗命,虽然他自认为还循着宪政主义的路子,其实是在解构香港宪政、製造宪政危机。
      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首先得尊重宪法和基本法。且不说国家宪法,我们单看基本法这一层面。关于行政长官普选,基本法明确地把提名的职能上升为一项宪定权力,赋予给了一个叫做提名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在这个前提下,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完全没有宪制空间。戴教授在知识上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知识良知而「法外求法」呢?关于行政长官的政治忠诚义务,在知识的层面,我相信戴教授也不至于否定其合理性。为什么在政治主张上又要另搞一套呢?
      一个宪政主义者,应该也是一个法治主义者,得遵守法律。戴教授竭力鼓动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以违法的破坏性的手段来推行一个没有基本法根据的普选方案,难道内心没有被撕裂和受煎熬的痛感?笼统而言,公民抗命,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实践策略上都是一个两难的题目,我不敢简单断言。但是,具体落实到戴教授的主张和作为上,我可以说他所谓的公民抗命不仅违法,而且不受基本法的保护,因为他所要对抗的那个假想的「命」——后来的「8‧31决定」——是一个合宪的行为,而他自己要立的「命」——他提的普选方案——恰恰违背基本法。他要抗什么命呢?说到底是对抗基本法。用集体违法行为来对抗基本法及合乎基本法的中央决定,试问,戴教授领的又是什么命?谁授予的使命?或许他会说一套更高的普世价值,因为他的口头禅是普选国际标準。普选的国际标準,如果是作为一个法律主张,前提是ICCPR的25(B)适用于香港。这个问题早已澄清,此处毋须我赘言。如果作为一套价值体系,用来评判一国制度的好坏,除了在学术上具有可争议的价值外,怎么可能成为对抗主权意志的实在根据呢?在戴教授的行为里,只剩下政治,宪已无存。他要的不是宪政,恐怕是(革)宪政的命。
      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
      最后,我想说,我之与戴教授的争议本该停留在学术上,无奈他深深捲入了政治,他的近几年的宪法学观念和他的政治理念难以区分,我不得不针对他关于普选的主张和行为去发现他的宪政观。即便如此,我们的争论仍然是学术性质的。


作者介绍:陈端洪,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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