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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法学研究与法律图书出版中的“有法必依”倾向

作者:周赟   点击量:1361

  在一次著名的讲话中,邓小平先生于1978年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句话的最后四个短语,被普遍认为精辟地概括出了法治中国的两个层面:“有法可依”是说立法体系必须健全,而“有法必依”以及“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讲的则是先在的立法要得到忠实的履行——这一概括之所以精辟,不仅仅在于它呼应着亚里士多德那个关于法治的经典界定,所谓“法治的一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定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们所遵从的法律是良法”(《政治学》,1294a);也在于它把源自西土的法治观念转化成了一种非常中国化、用当下时髦的话讲即非常“接地气”因而更容易、事实上也确实迅速地在中国大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表述。
  及至2011年3月,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吴邦国先生正式向世人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显然,“已经”二字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而言,“有法可依”这一层面的工程基本竣工了。换言之,接下来,重要的是如何推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再换言之,“法律实施理论”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的重点——如果不说取代此前的“法律的本体论”成为惟一的重点,至少可以说,它应该成为与后者并重的研究重点。
  可喜的是,近年来,法学界以及法律图书出版界似乎也确实隐然呈现出这一格局,以刚刚过去的2014年为例,这一格局的渐次形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印证:
  首先,法律方法论的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如果说有一种能够自成体系但又具有极强法律实施针对性的理论,那么,这理论就是法律方法论,因为它的研究核心正在于:先在的法律通过怎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妥切的实施。在“中国知网”上“主题”项下以“法律方法”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近400篇期刊论文。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又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如张斌峰的《法律推理新探: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徐梦醒的《语用学视野下的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已经连续出版了15年的以书代刊作品《法律方法》(CSSCI集刊,山东人民出版社)。可以说,若仅以数量为标准,则至少就成系统的法理学领域而言,法律方法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研究领域。
  其次,关于司法运作的作品继续较大规模地发表、出版。法律实施当然不仅仅关涉着司法,但司法毫无疑问又是法律实施中的核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有法必依”的实现程度到底如何,最终的最终其实就是看司法的状况如何。在这一类作品中,论文实可谓数以千计,但由于这些文章无论切入点、方法论还是结论都不成系统,因而此处无法对之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介绍。与此相对,有关司法运作的著作则相对更容易归纳和归类,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包括类似《中国司法制度》(张柏峰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再版)、《中国审判制度的内部组织构造》(杨知文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陈兴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专门针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设计的专著。这类著作紧密关涉着当下中国司法运作中的整体制度或某一个制度、某一种机制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二是包括《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论》(龙宗智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民事判决理由研究:以一审判决为中心》(周晓霞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再现与重构:社会转型期庭审话语中法官的身份构建》(江玲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司法行政哲学》(王舸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复合型态的检察权能:中国检察改革再思考》(胡勇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律师论》(宋远升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专门针对当下中国司法运作但相对更具有纯理论意味的作品。相对前一类作品来说,这些著作尽管其问题意识也往往是中国本土的,但在展开讨论时却更加注重一般的、普适的逻辑层面。三是一系列国外关于司法运作之经典作品的译著的出版,典型者如德沃金的《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波斯纳的《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麦考密克的《修辞与法治:一种法律推理理论》(程朝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诺伊曼的《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的《律师与社会》(于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不难想见,这些西方学者的作品不大可能紧密关联着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展开论说,但其强理论性品质决定了它们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运作同样具有较强教益。
  再次,是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针对法律实务中具体问题及其应对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作者往往来自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仲裁领域,显然一般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纯粹当下、纯粹中国的法律问题,相对应地,他们著述或编写的作品可能并不那么理论“范儿”,但可能对于实务领域的相关专业或非专业人士而言,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即插即用”之实用性。或许尤为难得的是,此种作品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连续出版物,相应典型代表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研究室等联合主编的以书代刊连续出版物《审判管理研究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优秀判决文书》(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广州仲裁委员会主编的以书代刊连续出版物《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主编出版的《审判前沿》(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等。当然,类似的还有由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起、法律出版社持续出版的“公正之路丛书”(该系列于2014年出版了由吴文志主编的《法官如是悟》)等。
  与这一类作品相类似但略有不同的是,最后,2014年有更多地对理论界或许算不上“研究”但对普通读者而言却更具有可读性并实际上可以更直接提升全民法律素养的作品。其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她品法律课题组”主编出版的《老爸老妈的法律枕边书》、《聪明女人的法律枕边书》等就是典型;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法律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出版的“法律走进婚姻”系列,该系列已经出版了《结婚》、《子女抚养》、《婚姻协议》、《涉外婚姻》、《离婚》、《离婚赔偿》、《离婚财产》等涉及婚姻方方面面的法律科普作品。之所以这一系列值得“特别提及”,是因为它采取的是电子图书的出版形式——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社会阅读电子书籍习惯的渐次养成,通过现代电子传媒来普及法律知识当会成为法律图书出版的必选项。
  表面上看,此处提及的后两类作品似乎并不值得理论界予以关注,因为它们本就不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但实际上这两类作品的存在并且大有开枝散叶、日益茂盛的趋势本身就已经表明,它们并不缺市场,或者说,它们大有市场。而这进一步其实已经给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课题:法学作为典型的实践理性之学,如果它不能够充分地影响法官、律师或普通民众进而体现在社会生活中,而仅仅满足于康德、贝卡利亚、拉德布鲁赫或美国《联邦宪法》、《法国民法典》等怎么说进而回应它们所说的,是否有失偏颇、甚至有所失职?换言之,理论界是否应该有人关注这一块——毕竟,如果理论界不重视而它本身又确有市场的话,就只能交由实务界自己去做(正如当下所呈现出来的),而这并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由本应将精力花在实务工作本身的法律职业人士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和宣传)进而从整体上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理论界之所以不重视这后两个领域,可能并非“不想”而是因为理论界没有能力关注: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今日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区隔大概是最为明显且“深刻”的——在所有的法学者中,几乎很少有人曾真正深入了解、甚至接触过法律实务;而在法律实务界,则很少有人仍保留着相对更为纯粹的理论兴趣。这种区隔的外在表现是,法学教授与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之间几乎没有职业“互通”、“互换”的可能。不难想见,对于从学校(读书)到学校(教研)的绝大多数法学教授而言,他们可能确实不了解、不清楚当前实务界的具体痛痒,这当然进一步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关注、研究相应的对策。庆幸的是,这种法律实务界与理论界遥遥相望的格局当很快会被扭转,这不仅仅因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高校(如笔者所在的厦门大学)启动了法学院教授、副教授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留职换岗机制并有条不紊地在持续推进,更因为国家最高决策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格局的不合理性并决定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其实,从根本上讲,“有法必依”欲真正落到实处,图书出版的真正重心恰恰应该是落在如上后两个方面,因为只有全民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的实质提升,都有意识并有能力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有法必依”才真正可能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仅法学理论界应当有意识地侧重对这后两个领域的关注、“占领”,或许各大出版社也应该适当往这些领域倾斜。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望2014年法律图书出版中呈现出来的这后两个苗头,可以在2015年燎原。
  另外,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关于法律实施(如公民法律意识、司法运作情况等)的实证调研作品似乎非常少。按照笔者的检索,相应的著作压根没有,只有类似《社会建设与法治发展年度观察报告2013》(马长山、马金芳等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等紧密关联着法律实施之实践并具有一定实证意味的著作;并且,相应的论文也较为少见,典型者只有《人民法院司法公信现状的实证研究》(作者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经验维度——来自司法一线的调研报告》(作者周赟,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3期)等屈指可数的文章。而实际上,按照制度设计的逻辑,如果意欲加强法律实施的制度建设就必须先较为准确地把握法律实施的现状,否则相应的制度设计就只能是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纸上谈兵。从这个角度讲,实证作品的相对不足可以说是2014年法学研究及法律图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不小的缺憾。我们期望,随着2015年的到来,这一格局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最后或许有必要提及的是,从逻辑上讲,“法律实施”当然也应该包括宪法的实施。然而,在2014年有关宪法实施的研究和著述似乎也相对较为薄弱——这或许只是个纯粹的巧合:譬如相关学者在2014年其实完成了很多宪法实施的论述,只是正好没有在这一年度发表、出版而已。当然,即便如此,仍有《未定案的宪法:宪政主义和司法审查的新辩护》(路易斯·M. 塞德曼著,杨智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治宪政主义》(理查德·贝拉米著,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美国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阿兰.艾德斯,克里斯托弗.N.梅著,项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等经典译作的陆续出版;并有类似《法治中国的宪法基础》(莫纪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部分涉及宪法实施之作品的出版。但总体而言,相对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宪政建设、宪法实施的大篇幅论说、号召而言,应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换言之,应该有更大量地关于宪法实施、宪政建设的作品发表——这或许可以视为我们对2015年法学研究、法律图书出版的另一个期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期
Li 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