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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的……“超级公民”?

作者:李公明    点击量:1678

      美国学者戴维·罗特科普夫的《权力组织:大公司与政府间历史悠久的博弈及前景思考》(梁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以世界上最古老的瑞典商业公司斯道拉的发展史为切入点,追根溯源地揭示了私人商业公司如何在发展中与政府权力博弈,逐步成为在国家权力与私人行为之间的权力组织,甚至成为凌驾于国家利益与公众私人利益之上的“超级公民”的历史过程。由历史回顾而切入现实的核心议题是,私人权力的极度膨胀将如何使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走向自我毁灭的劫难之途,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与贫富极度不平等的趋向就是这种劫难的严重警示信号。多年前读过《企业、政府与社会》(乔治·斯蒂纳等著,张志强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作者关注的是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企业经理人及其商业决策的影响,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迫使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作者认为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进入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重大变革的时代,经理们在这个时代中必须在掌握企业方向的同时,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比较起来,这两本书虽然面对的同样是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关系,但是切入视角与核心议题截然不同。罗特科普夫以其全球趋势的研究视角和高度敏感的思考,针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的种种危机现象,把政府与私人公司利益博弈中的权力问题作为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历史迷途中的核心议题,并且高度关注由此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探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探讨的是今后几十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在公私权力之间达成平衡,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必须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以及为了做到这一点,历史可以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第3页)更有意思的是,罗特科普夫根据切身经验指出,“公司积极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收益——其手段无非是满足政治需求,谋求社会支持,节省资金,获取税收优惠,赢得投资支持等等。”(第319页)虽然这并非对乔治·斯蒂纳相关论述的回应,却确实切中要害。

  罗特科普夫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提出如此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与他曾担任商界高管,且出任过克林顿总统的商务部助理部长等经历相关。他坦承,该书是站在前政府官员的角度上提出这些问题的,而且这名官员经历过从自由市场的热烈鼓吹者到认真、审慎的反思者的思想转变。这两方面对思考今天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恰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关于公私力量的平衡问题在我们这里有着非常不同于欧美的语境,如果套用罗特科普夫“我们在哪里出了错”的问题意识的话,应该从最基本的公私界限的实际状况作为起点来讨论。在罗特科普夫笔下的公私力量失衡是因为错误地打击政府权力,以为这种打击是增进个人自由,殊不知增强了既不代表人民利益也无需像政府那样承担责任的私人机构的力量(第14页)。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国企、民企这种经济体制语境中,一方面尽管民企的经济产出比重占了上风,但是其权力影响却远未有相应实现;另一方面则是国企权力与政府权力仍然是一体二位,凌驾于社会之上。更严重的是,公私之间的界限由于转型期过程中的利益导向和游戏规则的严重出错,导致过去我们从小熟知的“化公为私”这一批判口号竟然最大限度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现实。在这种语境中,如果简单套用罗特科普夫的结论将会更加走入迷途,但是借用他的研究视角却应该有助于我们厘清公私权力的真实关系和失衡状况。

  其次,罗特科普夫在书中有短短一小节专门谈中国,在肯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国家”之后,他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有时是高压的角色(第355页)。那么,如果根据他的公私力量理论,是否由于政府权力并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削弱就不存在损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超级公民”呢?如果比较一下他对“印度与巴西的‘民主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可以感到他或许对孟买共识的兴趣更为浓厚,认为“印度的公私权力关系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所采用的衡量标准也大不相同”(第358页)。这一点也与奥巴马政府对印度的看法相近似。

  还有,在他对私人权力凌驾公共利益的深入剖析中,我们看到的恰好是另一种指向,例如他说:“他们把人、村庄、城市和国家视为可供自己选择的经济条件,视为一道以效率和利润为主宰的不断变化的算术题的组成部分,双方的利益正在分离。与此同时,超级公民及其思想观念上和政治上的盟友倡导者(这些人往往是超级公民慷慨大度的受益者)错误地把经济福祉与经济增长合并到了一起。总计的、掩饰不平等的指标比如GDP被欣然采纳,那些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个社会真实而有差别的状况的指标被抛弃。”(第350页)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然的转向,当然是因为语境的急剧转换。因此,对于实现政府权力与私人企业权力的平衡,需要在真实语境中有针对性地考量。同时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对权力组织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考察中,采用什么样的考察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产物。应该顺带提到,罗特科普夫以美国为例狠狠批判了GDP政绩观:“GDP渐被视为衡量国家和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如果GDP增幅显著,就表示执政成功。如果下降,就表示出了问题。……GDP其实只是一种大概的统计工具,它无法准确地反映社会或者社会进步诸多方面的情况,可是这一点马上被很多人抛在脑后。其实,GDP不能反映社会当中收入分配是否均衡。它不能反映生活质量。它不能反映所生产的是创新产品还是仿制品,比以前生产的产品更好还是更坏。……它歪曲了人们对社会真实状况的认知,它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或者成绩,所以可能导致政治领袖片面而徒劳地追求统计数字,重视数字结果,却对真实的现状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第300-301页)他为了打破美国人的GDP心理,甚至用中国为例子:“即使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它大体上也还是一个穷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上)

  在近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讨论政府权力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像当代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那样绝对地宣扬自由市场理论的方式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点不合时宜了。只要我们重读他写于1970年代的《权力与市场》(刘云鹏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可以发现他对自由市场社会与“丛林社会”截然相反的判断(第232-233页)显然是过于美化了自由市场制度。但是,如果把他对国家统制主义的批判与罗特科普夫对私人权力过度膨胀的批判结合起来,恰可以看到在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寻找合理平衡点的意义和可能性。不管怎么样,罗特科普夫并没有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更没有刻意淡化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带来的灾难,他只是比任何赞成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学家都更为明确地维护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与衡量指标:“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司和国家都没有存在的权利,除非它们既服务于个人的需求和抱负,也服务于共同的目标。”(第366页)

  最后,我们不妨学习罗特科普夫对历史视角的重视和运用,尝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我们而言,从哪里来的“超级公民”呢?
(本文转自上海书评。)
GOR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