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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孩子“犯傻”而法治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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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朝清)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条名为“汽车占自行车道,初中生拍照被骂”的视频备受网友关注。一名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在北京市海淀区双安商场附近的一处天桥下面,一名初中生用手机拍摄了一辆占用非机动车道的私家车,遭到私家车上人员集体下车“围攻”。虽然整个事件孰是孰非目前尚无法彻底理清,但私家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读书读傻了”的话题再次引发网友的讨论。
  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笔者在为初中生拍照纠违章的勇气叫好的同时,也忍不住有些担忧:在风险社会,人的不确定性往往会成为失范行为的源头;倘若中学生不是被辱骂,而是被殴打,这样的社会监督,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人的现代化就是从“消极公民”转变为理性、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公众参与的时代,“拍照纠违章”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初中生的责任与担当;据理力争、挺身而出的背后,是一位孩子对良知和正义的坚守。这样纯净的赤子之心,值得全社会尊重和珍惜。
  然而,一个理性的社会,依靠孩子来阻止乱占道等不文明行为,显然不是正道。毕竟,普通公民有监督权,却没有执法权。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发挥法律规范的震慑力和约束力,提高违规行为的成本;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避免交通规则处于一种空置、虚化的“稻草人”状态。因此,在肯定“拍照纠违章”良善初衷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讨论和反思——见义勇为不仅需要勇气和意愿,也需要能力和技术。
  在传统社会,对见义勇为等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通常采取社会动员的方式,将人们看成一个同质性整体,强调见义勇为的主观意愿,却忽视人们在年龄、身体状况、行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不仅造成遵守道德规范的成本过高、道德规范缺乏使用价值,也会带来一些意外伤害事件。
  见义勇为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之外的主动的社会责任担当,见义勇为不仅要求人们有向好、向善之心,也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对于尚未成年的初中生来说,“拍照纠违章”的风险防范,显然超出了孩子的行为能力。
  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激励那些有行为能力的人们挺身而出,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让未成年人承担他们并不胜任的事情,尤其是要避免他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见义智为”也好,“见义巧为”也罢,其初衷都是控制见义勇为的安全风险,缩减利他行为的成本,引导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
  走出“道德捆绑”的思维误区,根据见义勇为的客观实际来进行社会评价,说到底是人文关怀的提振。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进行差异性区分,倡导孩子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去见义勇为,在本质上是对爱与善的力量进行前瞻性保护。
  对不文明现象进行纠偏,“拍照纠违章”治标尚且不能,何谈治本?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实施操作系统越是强大,交通规则就越能够被遵守。在现实生活中,对交通规则的知晓并不等于对交通规则的实施,交通规则既可能被执行,也可能被违反和破坏。违反交通规则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后果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问责。
  只有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给失范行为戴上“紧箍咒”,交通违规行为才能标本兼治,重回法治轨道。就此而言,只有合理界定、严格约束,从源头上扎紧交通规则的制度“篱笆”,才能不再需要初中生超越行为能力的见义勇为,“拍照纠违章”才能不再上演。

       本文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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