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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诉法 思想还应再解放

作者:法制晚报   点击量:1283

修行诉法 思想还应再解放
 

    法制晚报讯(记者 纪欣)23日上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就《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意见。多位法学家提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根源不仅在于法律本身,修法更应和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一个月前,全国人大初次审议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1月30日为意见征集截止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研讨会结束后,他将把汇总后的修法意见,在30日前正式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其中包括20余条修法意见。

    姜明安:列“负面清单”  扩大受案范围

    姜明安:列“负面清单”  扩大受案范围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思想应再解放一点,不要再受“特别权力关系”之类陈旧观念和理论的影响,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再扩大一点,这对于渴望司法救济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是个福音。

    《草案》对规定受案范围的扩大甚为有限,许多本可以纳入受案范围的行政争议尚未纳入进去,许多因行政机关、社会公权力组织侵权行为引发的 “官民矛盾”仍被排除在行政诉讼门外,不能进入法治方式解决的渠道。因此,要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力争把绝大部分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法治渠道解决。

    《草案》采取正面列举和负面排除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把大量的行政争议挡在行政诉讼门外。尽管《草案》将7种可诉具体行政行为扩大为9种,但这种扩大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扩大,具体行政行为列70种也不可能穷尽。而且,这样扩大列举也远没有穷尽涉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像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命令、行政奖励等均没有列入。

    至于第10项概括性规定的“等合法权益”,如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劳动权、政治权利有几十项之多,《草案》没有列举一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这些权利,立法原意是让法院受理还是不受理?如果让法院受理,正面清单为什么一项也不列入?

    查遍各国行政诉讼法或行政程序法,尚未发现哪个国家或地区以“正面清单”的形式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草案》规定的受案范围应只列“负面清单”,即法院受理除“负面清单”排除事项以外的所有行政争议。

    部分修法意见

    1.第2条: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或其他行使公共职能的组织行使职权的行为不服,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修改理由:突破诉讼客体仅为“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以包括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等侵权行为。

    2.第4条第1款:改为“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

    修改理由:全面排除(而不是仅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行政审批的干预。

    3.将第12、13条合并: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除下列事项以外的诉讼:(一)……;(二)……;等。”

    修改理由:以“负面清单”解决立案难的问题,防止法官片面理解法律,只受理证明列举行为而忽视兜底条款等合法权益。

    湛中乐:纳入信访、申诉  推动违宪审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4.第16条: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修改理由:减少行政审判的一个审级,防止和避免县市级地方当局对行政审判的干预。

    希望此次修法,降低受案范围的门槛,把所有跟政府相关的纠纷都纳入《草案》。这样,也可以一并解决现在的信访、申诉等问题。

    同时,进一步推动修宪工作,推动违宪行为的审查制度。原则上,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公权力行为都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审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规定。也就是说,要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行政法规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规章是否符合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当一个法规不符合法律时,是可以拒绝使用的。

    王锡锌:权力配置没理顺  法院“骑虎难下”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首先要明确修法的目的和内在逻辑是什么,然后再进行技术层面上的法律条款改进。

    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架构由两方面构成。第一,谁来审。即审判主体有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处理问题。第二,审什么。这就涉及到受案范围的问题。如果把很多法院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法院去办,法院是骑虎难下的。

    因此,要先解决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法院和其他的行政机构之间,该怎么解决权力配置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之间,法院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

    沈岿:修法要跟司法改革配套进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刑诉法“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这三大问题的根源不仅是法律本身,更涉及到多方面问题。因此,刑诉法修订时必须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的改革相配套。

    对于《草案》的修改,可以从“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这三大问题出发,考虑具体法律条款的修改。譬如,为什么立案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负面清单”、突破行政区划控制审判等几部分修法。审判难怎么解决?可以从诉讼类型、判决形式、判决理由等几个角度来提出修法意见。文/记者 纪欣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2014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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