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公众参与

阅读立法难题何在?

作者:秦前红   点击量:1903

   

           阅读立法难题何在?

                                秦前红

最近有关国家立法动态的一项重要新闻无疑便是: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目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初稿。此项立法动议的产生,来自于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负责人和众多全国政协委员坚持不懈地推动。其所秉持的理由包括:中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需要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未成年人阅读状况不容乐观,亟待改善;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

立法动议人的言之凿凿,并不能完全消除社会大众对该立法建议案的深度疑虑。阅读大抵是纯粹私人领域的活动,私人领域的活动原本应该遵循自由的法则来开展,何以立法能够获得进入的空间,这关涉到对法律功能、作用的深刻认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的作用与功能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法律思想、法学流派其实都是因应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的现实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法的时代内涵。即便在消极自由主义长期大行其道的英国、美国,也未能拒斥父爱主义法学观的影响,将吸毒、个人性取向这些纯粹私人领域的活动也纳入国家法律的规控之下。更能佐证上述观点的便是国民义务教育在世界各国的普遍推行。教育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功之前,在世界各国均被归类于一种个人、家庭领域内的私人活动。在德国率先推出义务教育立法之后,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到如今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义务教育方面的立法。所以个人私域并非完全免于国家立法的调整,富于智慧的立法安排是合理划分国家公权与个人自由的畛域。个人自由构成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和目的,除非有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公权不得介入和干预私人领域的事宜。早期自由主义的理念将国家视为绝对的,认为一切自由都是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但二战后一种新的权利观念认为,个人权利与自由其实很多情况下也仰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新型权利正是上述权利观念滋养的结果。在阅读立法方面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便是,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均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国家层面的阅读立法。

阅读立法活动面临的难题并非立法过程的启动,而主要在于该项立法的旨趣和相关具体内容的配套与协调。法律之存在首先在于给人行为以规则指引,满足人们对于未来的明确预期,其次在于一旦纠纷出现时能够由一个中立、权威的机关依据规则厘清责任、定分止争。因此阅读法案如何设定阅读的权利、义务主体,并使公民阅读权成为一项可司法救济的权利,应当是一项决定立法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阅读立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图书馆、书店等硬体设施的建设,事实上往往越是弱势的群体越是缺乏公共财政切糕的能力,如何使公共投入满足均衡、必要的原则,也是阅读立法面临的立法技术难题。另外,如何严格限定公权机关在阅读立法中的角色,使其保障、促进性功能不能蜕变为干预、主宰公民阅读自由,同时力避泛政治化的说教,这些都是立法制度安排的难点。还有,不同的个体阅读习惯、兴趣、阅读能力各有不同,阅读立法是否应该设定量化的阅读指标?如果量化,其标准又该如何确定?如何使那些无暇且无钱的弱势个体摆脱客观上的阅读障碍?如何使阅读计划成为可执法检验的安排?又是否可以追究那些未能完成阅读任务人的法律责任?等等,这些都需要在正式立法过程中广纳民意,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一个最需保持警惕的问题是,不能让公权机关倡导的阅读活动最后异化为少数人的利益寻租和对公民生活空间的专断挤压。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刊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