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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见证法制建设的进步

作者:沈岿   点击量:2633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唐福珍为抵制强拆自焚。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5位教授沈岿、姜明安、王锡锌、陈端洪和钱明星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废止或修改这一条例。2011年1月,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这五名学者被视为这部新法规的推动者。1970年出生的沈岿,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2002年7月,沈岿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做短期访问研究后回国。那时候除了SARS肆虐给沈岿留下深刻印象外,他记得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孙志刚了。
  十年过去了,当年三十而立的沈岿已步入不惑之年,他也见证甚至亲自参与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
  “我所能做到的是呼吁和呐喊”
  孙志刚事件后,北大毕业的三名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建议改变或撤销收容遣送制度。
  随后,33岁的沈岿作为执笔人,跟其他几名学者一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建议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他们这么做,首先是为了支援三博士的行为。尽管沈岿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但他依然比较高兴,因为国务院很快就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这样的结果给沈岿很大的信心:如果有心使用《立法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身为法律人,沈岿还通过实际行动,参与着推动信息公开。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高速收费问题,2008年5月底,沈岿同自己两位同事:北大法学院王锡锌、陈端洪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提出申请,请求获得“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投资总额及其中贷款总额;其收费依据;1993年通车至今收费总额及其去向”等政府信息,被受理。而且在受理期限内得到回复。
  沈岿说,在与一些地方官员的接触中,自己也感受到他们对法律的尊重。比方说,一位律师出身的陕西某县县长在做项目规划时,专门邀请一些法律专家讨论规划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这次,沈岿也参与了其中的咨询。
  2009年发生了引发全国关注的唐福珍事件,这给沈岿极大的震动。39岁的沈岿联系其他四位同事,向有关部门提交审查《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建议,建议得到采纳,此后他还参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
  这件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收到了众多来信,有人鼓励,有人述说自己被强拆的遭遇,也有地方官员跟他讲,虽然同意他们的原则,但地方还要发展经济,实际情况复杂等等。在此过程中,沈岿也了解了土地和房屋征收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就在自己身边,也有北大的老师向沈岿诉苦,有的老师老家的房屋被拆,有土地使用证但也找不到补偿和说法。面对这么多求助,沈岿说,“我所能做到的是呼吁和呐喊”。
  “我们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
  身在北京,这十年当中,沈岿也体会到有关部门对立法规范的严谨。
  作为北京市的立法专家委员会,沈岿感觉到法律专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经常被北京市政府法制办邀请去就某个立法草案进行合法性审查。他说,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会采纳法律专家提出的很多合理的建议,特别是针对一些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条款方面采纳的比较多。
  沈岿告诉记者,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在讨论立法合法性程序方面非常规范:先把草案提供给专家,供专家们事先研究,还会召开专家咨询会,特别介绍立法背景,以及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供专家重点讨论,“既有针对草案文本的一般性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对重点问题的突出审查。”
  沈岿的身份也越来越多,如今他还是北京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成员。“行政复议委员会的作用现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所进步的”。他觉得,请一些专家学者和律师参与到行政复议过程中,会让行政复议过程的公正性更强。
  2012年11月初,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自己也从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希望,学术机构和舆论大胆地讨论一些议题,很多制度改革的想法频频公之于众,“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都想做些事情”。
  在学生身上看到阳光和希望
  他是法律人,亦是学生的导师。
  在这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发现这些年轻人思想独立、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朝气感染着自己,“虽然我年龄在不断增长,但跟他们交流不至于使我的心很快老去”。
  他说,这些年轻一代,在论文竞赛中选择村民自治、农村土地权利、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研究,不乏对中国实际和基层问题的关注,也不乏对推进制度进步或制度完善的尝试和努力,“像我们学生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上,就在不断地努力”。
  在课堂内外,沈岿向学生们传递这样的希望:中国的法治有了进步,像《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的颁布施行,《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把精神赔偿纳入其中,还有国务院提出的依法行政的纲要,“虽然还有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法治进程还是在往前走,这些进步也透露出希望。”
  沈岿说,除了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中国的法治进步还要靠80后,90后,甚至00后,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他能在学生身上感受到阳光和希望。     
  同题问答
  1.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这十年,我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尽管不一定能做到不惑,但看问题更深更成熟了。
  2.这十年你感到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最不愿回忆(看到)的是什么?
  最美好的事就是“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还有就是《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被废止,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裸官、裸商的现象增多。
  3.未来十年,你对个人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作为法律人,我要在中国的法制事业进步中付出自己的努力,希望能为政府的法制建言献策。作为老师,能让学生感觉到希望,能让他们进一步推动中国法制建设。作为学者,我希望能写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和书,这是自己的学术使命。
  4.未来十年,你对国家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除了经济的改革,还必须进行相配套的其他改革。
(本文原载《新京报》11月8日版,由新京报记者郭少峰整理)

Gor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