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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谁属,谁说了算?是政府文件还是法院判决?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6542

林权谁属,谁说了算?是政府文件还是法院判决?
点评人 姜明安

       案情简介(人民日报记者 王乐文 黄庆畅)
       初春,对山清水秀的秦巴山区来说本是植树造林的大好时节,但陕西安康市旬阳县赵湾镇塘兴村所在的吴家坪沟却一直悄无声息。但吴家坪沟并非无人光顾,实际上,从2003年至今,为了这块林地的归属,村民李守印就一直和邻居吴树明在东奔西走,找政府,进法院,“几乎跑断了腿”。赵湾镇镇政府两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文件处理决定,结果都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效予以撤销,但每次败诉后,赵湾镇镇政府在放弃上诉权的前提下都会下发新的文件,再次重申已经被法院撤销的决定。一边是法院依法几次做出的判决,一边是当地镇政府几次下发的红头文件,政府文件和法院判决始终相反。李守印说:“不知道该听谁的。”
       1981年,旬阳县在赵湾镇进行了确定山林权属的试点工作,按照当时规定,凡是确定山林权属的,永远归村民所有,并允许继承。20多年过去了,记者从李守印出示的的林权证复印件看到,他的父亲李成春所属的林地的东界为吴家坪沟,但在旬阳县档案局的林权证底卡上则显示的是另一个地方。而村民吴树明却拥有一张包括吴家坪沟在内的林权证,但是该林权证在旬阳县档案局却没有存档记录。纠纷因此而起,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林地的合法拥有者。
       2003年,旬阳县赵湾镇人民政府于下发了编号为“赵政发(2003)80号”的文件,认为:李守印所持的林权证和档案不符,吴树明林权证无档案,两份林权证无效。李守印对处理结果不服,将赵湾镇政府告到了法院,旬阳县法院裁定,赵湾镇政府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并超越职权,予以撤销。法院裁定下发不久,赵湾镇政府却通过县政府相关部门再次作废并收回了李、吴两家的林权证。
       2005年,赵湾镇政府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将此前的争议林划归其中一方的当事人吴树明,并再次以该镇镇政府33号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为此,李守印再次向旬阳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将赵湾镇政府第二次告上法庭。旬阳县法院认为赵湾镇镇政府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撤销了其所发33号文件。当事一方的吴树明上诉到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康市中院再次认定赵湾镇人民政府的确权形为缺乏必备条件,终审维持了原审旬阳县法院的判决。接连败诉的赵湾镇政府始终未提起上诉,却在一年之后的2006年再次下发文件,将李吴两家争议的林地权属收归村集体所有。
       2008年,赵湾镇政府年该镇政府再次下发了编号为44号的文件,文件内容称,在赵湾镇人大、政府和镇司法所的领导指导监督下,塘兴村村委会召开了群众会议,会议决定将林地的归属权划给吴树明所有。但该镇人大副主席熊智斌和司法所所长赵晓斌都表示,他们没有参与过吴树明林地权属表决的一切议程,更不存在“指导监督了表决过程”。
       几年了,吴家坪沟还在那里撂荒着,今年造林的季节眼看又要过去了。李守印心疼,吴树明也哭笑不得。吴树明不明白,镇政府的红头文件一上法庭咋就没了效果?李守印更多的是气愤,法院的判决结果本应得到执行,可为什么镇政府在判决后总有新的文件出来。 “难道还要我再上告一次,把镇政府红头文件再作废了?法院的判决书还有没有法律效力?”

       陕西省政府法制办法制监督处处长武学志认为,此案涉及林地权属确权、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三个主要问题。他说,依照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为林权登记机关,负责林权登记包括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个人之间发生的林权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从本案反映的情况看,首先,林权登记机关(县林业局)在林地权属登记工作中存在明显问题:一是将同一林地分别确权给李某和吴某,二是林权证与登记档案不符,且存在有林权证而无登记档案的问题。其次,镇人民政府对林地权属争议进行调处,做出处理决定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其三,李某和吴某对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只能选择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者申诉。镇人民政府既不履行生效判决,又不提起申诉,继续做出新的处理决定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林地权属由于历史等原因处理和确权都比较复杂,法院的生效判决履行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依照法律,同时,应当接受司法监督,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
 
姜明安点评:
本案争议处理的过程和处理结果表明,法治入宪在我国虽然已有10年,但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尚未完全为我们全体国人领会和把握,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口头上讲法治,行动上却背离法治。首先,法治要求全社会尊重司法,确立和维护司法权威。任何公民、组织,特别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对法院的生效裁判,必须严格执行,即使对法院生效裁判有异议,也只能申诉,而申诉不能停止对裁判的执行。本案被告镇政府多次无视法院生效裁判,一再重新作出已被法院判决明确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不只是在与法院对抗、较劲,而且是在与法治对抗、较劲。其次,法治要求的司法权威是与司法公正、准确、效能相联系的。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良好的品行,不偏私,而且要有很好的法律素质和司法能力。就本案而言,当事人争议的标的虽然是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争议的“根”乃是县政府的林权登记和发证行为:该县县政府发给两个村民两份林权证,一份与存档证底不符,一份根本无存档。法院审理本案时,本应把握争议的实质,争议的“根”,通知县政府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以彻底解决争议,或者通过司法建议要求县政府明确林权归属,重新发证,以案结事了。但本案法官却就案审案,没有用心去探寻获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最佳法律途径,结果导致案结事不了,案子判了,争议依旧。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个人、组织,乃至个人、组织与政府机关之间的争议、纠纷总是避免不了的。如何解决人们之间的争议、纠纷,构建和谐国家与和谐社会?对此,必须依靠法治而不能仰仗人治。而要推行法治,就必须坚持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保障司法的准确与效能。司法权威既需要法院、法官自身的努力,苦练“内功”,更需要培育外部环境,没有全社会对司法的尊重,不消除政府官员的“权本位”观念,不排除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种种障碍,包括法院裁判执行的障碍,司法权威是不可能形成和确立的。至于司法公正、准确与效能,则更需要法院内在机制的改革与改善,包括司法体制和法官制度的改革与改善。当然,外部法治环境也是保障司法公正、准确与效能的重要条件。
 
                       载2009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