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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记录有误,客户当如何维权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7917

    

 银行信用记录有误,客户当如何维权
姜明安在《检察日报》第37期法律门诊的发言

    主持人:根据刚才的讨论,银行征集的个人信用信息,基本可以判断为私人信息。对于私人信息的利用,法律上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决定;一是依据公法规定和强制原则,由权力主体依程序单方决定。从《办法》规定的内容看,银行征信,一方面是由央行设立的征信服务中心负责采信,商业银行必须无条件供信,这似乎是一种公权力行为;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查询和利用征信信息又必须征得个人同意,这似乎又是一种民事行为。请问,我国的银行征信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毕竟,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遵守的规则和救济的渠道也不同。

     姜明安:我国银行征信,首先肯定不是民事行为,因为能不能征信、由谁征信、如何征信都必须依据中央金融行政主管部门央行颁布的《办法》进行,这与民法行为通常所具有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等基本特征是完全不一致的。当然,银行征信,也不是典型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等,它本身并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它毕竟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从而可以纳入到行政行为的范畴,可以说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吧。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四。其一,从行为主体上看,征信服务中心是由央行规章授权从事征信活动的特定组织。依据2000年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授权从事行政管理的组织也可以视为行政主体。其二,从行为目的和内容上看,银行征信不仅为信贷交易服务,而且为货币政策制定、金融监管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用途提供有关住处服务。此外,银行征集的信息不是一般的商品,它直接同公民个人的隐私、名誉相关联,不能自由买卖。其三,从行为方式看,银行征信是强制性的,商业银行必须无条件地供信,无须取得相关个人的同意。其四,从行为结果果看,银行征信类似于公证、受理等行为,它本身并不直接赋予或剥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一定的影响,故谓之“准行政行为”。依据行政法理,准行政行为亦应受公法的约束,遵守公法的有关规则。


      姜明安:为商业银行和个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只是银行征信目的之一。依据《办法》第3条的规定,银行征信的目的还包括为货币政策制定、金融监管等行政管理提供有关信息服务。在美国,行政主体征集个人金融交易信息和其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受作为《行政程序法》内容之一的《个人资讯法》的调整,即要遵循《个人资讯法》关于个人档案资讯的收集、保管、使用的规范。

     主持人,银行征信,不管其法律性质为行政行为抑或民商事行为,都直接关涉被征信人的名誉与信用评估。作为利益相关者,个人客户是否有权参与征信活动,尤其是参与个人信用报告的生成?依《办法》,个人信用报告的生成完全是由征信服务中心和商业银行双方完成,个人客户是被排除在外的,其仅在信用报告生成后发现有误时才可以提出异议处理。显然,这一制度设计是以商业银行会真实、完整地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假设为基础的。孙女士的这一遭遇,再次表明这种假设并不成立。而且,依行政法的精神和行政许可法的原则,以及民法关于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理论,个人客户似乎也应该享有更多的参与权。

     姜明安:个人客户有权参与征信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办法》对此也有规定。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依《办法》规定,个人客户在银行征信活动中享有四种权利,一是信息使用同意权,银行查询个人信用信息报告时必须取得个人客户的同意;二是查询权,个人客户有权查询自己的信用档案;三是异议权,个人客户有权就自己的信用信息报告中存在的错误记载提出异议处理;四是声明权,个人客户有权就无法核实的异议信息附注个人声明。显然,仅仅是这四种权利是无法充分、有效保护个人权利的。在美国,《个人资讯法》针对行政主体收集、保管、使用个人档案资讯赋予了相对人十种权利:知情权、使用同意权、获取提供信息记录权、查阅权、陈述权、要求修改权、申请复议权、申请司法审查权、提起诉讼权和请求赔偿补偿权。

     主持人:美国《个人资信法》上比我们多出的这些权利,对我们都有意义。姜老师,你认为当前我们最需要引入的是哪些权利?

     姜明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三个权利,这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首先是知情权,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征信主体在征信时应当告知相对人征信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使用信息的目的是什么,通常的用途是什么,如果相对人不提供信息的后果是什么;二是在原有记载信息发生变更时通知相对人,以便相对人及时知悉相关信息变动。其次是获取提供信息记录权,相对人在征信主体向其他人提供了自己的相关信息后,有权查阅和复制征信主体提供信息的记录:包括提供信息的时间、所提供信息的性质、内容;取得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名称、地址和取得信息的目的。最后是救济权,相对人因征信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保管、使用违法、不当,包括信息记录错误,而使其权益受到损害时,有权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民事诉讼和司法审查)以及请求赔偿或补偿。
 
主持人:从目前银行征信在实践中所暴露的问题看,主要有错误地将客户列入不良信用名单、不当降低客户信用等级、在个人客户提出信用异议后不及时处理致使其不利信息长时间存在,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客户可以提起何种诉讼维护自己的信用权利,有关商业银行和征信服务中心应否承担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姜明安:个人客户认为银行征信存在错误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其权利时,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如果认为个人信用信息报告存在错误而要求修改而征信主体不予修改时,他可以以征信主体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如征信主体的错误行为造成了他的损失,其也可以以征信主体为被告、或商业银行为被告(视致害人是谁)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对于行政诉讼,他只能要求赔偿直接经济损失,而不能要求赔偿人格方面的精神损害。因为与行政诉讼一并提起的赔偿是国家赔偿,按照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只赔直接损失,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当然,如果个人客户就自己所受到的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经济损失赔偿。

     主持人:姜老师,这两条救济途径是否存在矛盾?一方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征信服务中心的侵权行为,国家赔偿法将其责任限定在赔偿直接的物质损失上,即征信服务中心只对征信活动中造成他人直接物质损失的给予赔偿。但另一方面,当事人又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征信服务中心承担直接物质损失之外的损失赔偿,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规避国家赔偿法的禁止性规定?

     姜明安:这不存在规避法律的问题。因为诉权的本质是一种救济权,或者说是一种救济渠道,法律对当事人某一事项同时赋予多种救济权,或救济渠道是正常的,当事人可以选择。例如对行政侵权行为,相对人既可依《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依《民事诉讼法》第121条提起民事诉讼。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救济选择权,是现代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当然,有些救济是不可选择的,例如,你要求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要求责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你就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民事诉讼。
 
                           载2008年3月3日《检察日报》
                      其他专家发言可阅2008年3月3日《检察日报》
 
附背景材料:稀里糊涂背上信用不良“黑锅”
 
读者来信:谁让我背了“黑锅”?
编辑部:
2007年11月初,因为购房,我向交通银行北京支行申请商业贷款,在提供了有关资料后,银行让我等候通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帮我办理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在初步审核后说,我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还贷能力也比较强,应该会按时批下来。
此前,我已经向房地产开发商交纳了房价50%的首付,并签订了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按合同约定,我必须在11月份办下银行贷款,否则属于违约,2万元定金就拿不回来了。
大约11月中旬,交通银行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核实我的信用情况时发现,我在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里有不良记录,记录表明我有“连续8个月的欠款不还”的情况,让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否则,贷款就办不下来。当时,我非常吃惊,在我的印象里,每个月收到信用卡账单都是按时还款,从来没有拖欠的情况,即使是有,也应该是非常偶然的,不可能连续8个月不还款。到底是怎么回事?交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从网上只能看到欠款信息,看不到更为具体的情况,比如欠哪家银行的款?欠多少?建议我到人民银行去查询。
由于当时在外出差,便委托同事带着我的身份证到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北京分中心调阅并打印我的信用报告。回来后,看到信用报告里的详细情况,才终于想起来事情的缘由——大约在2002年底,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单位统一为职工办理了工商银行贷记卡,并告知免首年年费。
次年初,卡就发到了手上。因为我觉得工行人太多,办理业务不方便,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其他银行信用卡,不想再使用工行贷记卡,因此就没有开卡。和我一样,一部分同事也没开卡,单位财务部门便在2004年年初集体办理销卡。不知道为什么,销卡后,同事们还时不时地收到账单,通知我们欠缴银行年费。我当时想,卡已销户,说明我和银行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没再理这茬儿。从信用报告来看,不良记录是从2004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了8个月,不良记录原因是欠款。
没想到竟然因此背上信用不良的“黑锅”,而且三年来毫不知情。令人气愤的是,我在信用记录上还看到,招商银行曾于2005年12月查阅过我的信用记录,这使得我两年前的一个疑问也终于有了答案。当时,我向招商银行申请信用卡,在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证明、房产证明和机动车证明的原件或复印件之后,柜台工作人员告诉我,“像你这种有稳定工作单位的客户,仅凭工作证复印件就能申请到招行信用卡”。不久,招行告诉我,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于是,我电话询问被拒发信用卡原因,对方说不便于透露,在我一再追问下,对方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回答:“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应该清楚。”闻听此言,我懵然无知,因为对方态度不好,我还跟人家吵闹了一番。
既然有不良记录,肯定就想着能不能删除。经过多次交涉,工行称个人征信系统是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工行无权删除。在我告知工行,因为房贷申请受到影响,如果造成经济损失,将要用法律手段维权时,工行才答复只能在不良信用记录旁加注“欠年费字样”,并且解释说,无论客户开不开卡,都要收取年费。也就是说,我还是欠工行的钱!至于不良记录将要保持到何年何月,工行表示不知道。
好在交行比较负责,及时告知了这一情况。否则,不良记录的“黑锅”不知要背到何时?我一向注重自己的信用状况,也很在意自己的社会评价,每每想起此事,十分气愤。
为了搞清事情真相,我向工行信用卡部提出查阅当时办卡的留底资料,以证明办卡时我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2007年11月20日,我按工行的要求递交了书面申请,但过了这么长时间,仍没有回复。至于,我为此事来回奔波,以及不良信用记录给我造成的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当我提出赔偿要求时,遭到工行当场拒绝。
编辑同志,我希望借贵报一角提醒更多可能与我有同样遭遇的人,密切注意自己信用记录的变化,切莫像我一样让银行给背上“黑锅”。
读者 孙女士
 
记者调查:工行有推诿之嫌
最近,记者多次来到北京市工商银行信用卡中心采访。负责接待的6012号大堂经理告诉记者,按照银行规定,没有申请人签字,卡是办不下来的。当记者出示孙女士的书面委托书,并要求查询当时的办卡档案,核实是否有孙女士的亲笔签名时,大堂经理称必须由本人亲自到信用卡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至于申请能否被批准,这位大堂经理表示很难说。就连提交申请后何时能给予答复,大堂经理也连连摇头说不知道,“因为银行对此没有相关规定”。
持卡人已经申请销户,为什么不良记录还会持续存在8个月呢?是办理销户用了8个月时间,还是销户信息没有及时更新呢?当记者问及这些问题,大堂经理解释说,早期的个人信用记录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征信采集系统到各家银行自行采集,对于孙女士遇到的情形,她称可能是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采集部门没有注意到客户销卡信息。这样的回答似乎有推脱之嫌,记者反复要求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均被大堂经理拒绝。她“忠告”记者,持卡人的不良记录已经形成,只能由持卡人填写申请,才能尽快注销不良信息。
记者又来到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北京分中心,在讲述了孙女士的遭遇和工行的解释后,工作人员介绍个人信用报告的产生确实是依靠征信采集系统进行的,但前提是各家银行向系统里提交银行客户信息资料,征信中心只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在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形成个人信用档案。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公民信用报告所需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将来还可能扩展至水费、电费等各种资费的缴纳信息等的采集,并不通知公民本人,也不提供网上查询,个人如需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只能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到各地征信中心查询。
自2004年开始,与个人社会评价和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个人信用报告制度就已经开始在我国实行。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透露,截至2007年8月,已有5.8亿自然人进入了个人信用数据库。如果不是收到孙女士的来信,记者和身边许多同事朋友都不清楚个人信用报告情况,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数据库。在这5.8亿人中,有多少人了解自己的信用报告里都记录了什么呢?
然而,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愿不愿意,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建设仍在不断地“开疆拓土”。去年年初,人民银行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了手机欠费信息将纳入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公众强烈质疑。2008年1月8日,北京市路政局宣布,该局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签署《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合作协议》,北京市机动车车主的养路费缴纳情况将进入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此举再次引发强烈反应:人民银行的种种作为是否有法律依据?手机费、养路费的收取本身就一直伴随着种种争议甚至非议,在这些争议未经合理解决之前,将这些费用征收的信息纳入个人信用数据库是否合适?由于我国尚缺乏科学、权威的个人信用评估程序及标准,如何保证个人信用评估工作的公平、公开与科学?这些问题无不引人忧虑。
 
                                可参阅2008年2月3 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