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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氏姐妹诉上海闵连公司百事股权纠纷案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5648

 
上海陈氏姐妹诉上海闵连公司百事股权纠纷案
及姜明安对上海市国资办225号批复的评论
 
[案情简介]
历时四年有余的上海陈氏姐妹诉上海闵连公司百事股权纠纷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今年作出重审一审判决后,仍然没有定分止争,本案双方当事人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请求。
据了解,1984年由海军成立的上海益康公司是百事公司的原中方股东,1986年海军将益康公司转让给中国北方工业公司,1992年北方工业公司将益康公司注销并将其在百事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给上海闵联公司。1998年9月18日,上海市国资办作出225号批复,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金应归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集体所有。为此2001年陈秋芳等三人一纸诉状将闵联公司送上法庭,请求判令闵联公司返还原益康公司的财产权益,包括原益康公司在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武汉百事可乐有限公司以及南京百事可乐有限公司的股权及收益,价值2.23亿元人民币。
闵连公司对于原告要求返还股权及权益的诉求予以坚决反驳。因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三人在原益康公司有投资,仅凭在管辖和程序都存在问题的上海市国资办作出的产权认定,就将价值上亿元的国有资产划归到私人名下实在难以服众。
200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秋芳三人败诉。2003年,陈秋芳三人上诉后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2005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判决闵联公司败诉。综观此案历程,所有纷争的焦点都集中在怎么看待1998年上海国资办所做出的产权认定批复的效力上来。
 
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丁琳、高改芳报道
(2003年10月15)
一颗10年前埋在百事可乐里的炸弹正咝咝冒烟,一旦引爆,它的威力足以将上海百事、武汉百事和南京百事的股权结构“炸”得面目全非。
  百事可乐的合资案一直绵绵不绝。这一次呈现的是3个百事公司混沌血缘。
  10月14日上午,上海百事可乐公司总经理陈秋芳坐在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如果胜诉,陈秋芳与其姐姐、姐夫将成为上海百事的第二大股东,并拥有武汉百事可乐公司19%股权、南京百事可乐公司38%股权和巨额资金,因此,这场诉讼吸引来众多关注的眼球———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以致不得不加座。
  由于此案事关美国百事可乐在中国合资公司的股权,美国百事可乐公司也专门派人前往法院旁听。
  作为原告,陈秋芳及其姐姐、姐夫诉请返还中美合资的上海百事可乐公司股权、武汉百事可乐公司股权、南京百事可乐公司价值2.23亿人民币的股权。
  而案件的被告上海市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闵联公司),是上海百事可乐公司的中方大股东。
  实际上,之前此案已经静悄悄地进行了2年半的时间,历经上海高院一审陈秋芳姐妹败诉,陈秋芳姐妹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案件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上海高院进行重新审理。

缘起
  上海百事的出身竟是如此的不明不白。
  案件的源头始于成立于1984年10月成立的益康矿泉水公司———将近二十年的辗转变迁,使这项投资显得扑朔迷离。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民事判决书((2001)沪高经初字第5号)中,对益康公司做了以下描述和认定:工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注册资金45万元的益康矿泉水公司,从事矿泉水装置的研制和矿泉饮料的生产。1985年10月,于兴国(陈秋芳的姐夫)被任命为总经理。
  1987年,益康公司的主管部门变成北方公司。随后,北方公司委托其上海分公司对益康矿泉水公司行使其主管部门的部分职能。
  1989年2月,美国百事集团公司与益康公司、上海烟糖公司及闵联公司合资的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其中益康公司投资1138.73万元。
  1990年,上海市清理整顿公司和查处单位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益康公司进行调查,发现益康公司存在偷漏税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上海市工商局、财政局也对其资金来源、企业性质等作了调查,查明益康公司登记时投资没有到位,企业初创时期的资金来源是当初另一方款投入的10万元和无息贷款180万元。
  1992年5月,北方公司与闵联公司签订“交接协议”,约定益康公司由北方移交给闵联公司,益康公司的人员和债权、债务均由闵联公司负责处理,闵联公司支付北方公司在益康公司的投资款10万元和在益康公司百事可乐项目的用款65万元。同年6月,益康公司被北方公司注销,原股权转让人益康公司法人资格消灭。尽管益康公司曾就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海静安区工商局的以上行政行为,但在1993年11月,该诉讼请求被终审裁定驳回。
  1994年,闵联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百事公司股份中25%的股权转让给美国百事,剩余股份为38%。
  1998年11月,闵联公司、上海烟糖公司按原出资比例设立南京百事可乐公司,并由上海百事直接划款给南京百事。1999年,武汉百事可乐公司成立,其中上海百事与香港冠誉公司各占50%股权。
  显然,上海百事正变得越来越“值钱”。但这时,一件让闵联公司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

  核心利益:2.23亿元的“大雪球”
  2001年9月26日,于兴国、陈芝芳(陈秋芳姐姐)、陈秋芳一纸诉状将闵联公司送上了法庭,理由是,益康公司成立初期,由于注册资金没有完全到位,三原告投入价值人民币14万元的5台矿泉水装置的样机和人民币3.25万元现金,合计投入原始资本人民币17.25万元。而由于益康公司1992年的主管机构的变更,三原告在益康公司的原始投资以及应当拥有的上海百事可乐的股权被闵联侵吞。
  而陈秋芳3人请求闵联公司返还益康公司的权益,具体包括:1、因益康公司拥有上海百事63%的股权,益康公司在1993至1994年间应得上海百事的股权收益人民币1977.3万元,扣除闵联公司为益康还款人民币800万元及承担利息约人民币200万元,故闵联公司应归还三原告人民币977.3万元;2、1994年上海百事由合作经营转为合资经营,中方转让部分股权给美方,按益康公司占中方投资的比例,益康公司应得425.6万美元的转让款,折合人民币3523.968万元,该笔款项闵联公司应返还原告;3、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益康公司实际占有的上海百事股份比例由原先的63.08%降至38%,闵联公司应返还原告上海百事的38%的股权;4、因1998年11月,除益康公司外的原上海百事出资人,按原出资比例协议设立南京百事,并由上海百事直接划款给南京百事,故闵联公司应返还原告南京百事38%的股权;5、1999年上海百事向武汉百事再投资,按照益康公司在上海百事的投资比例,闵联公司应返还原告武汉百事50%股权中的38%的股权。
  17.25万人民币,因此而被滚成了2.23亿的“大雪球”。
  事实上,在2001年提起诉讼之前,陈秋芳3人已经就以上问题同闵联公司交涉了3年———3年前,他们拿到了关于此案一个最大支撑点。
  1998年9月,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资办)根据上海民建会经济技术咨询中心的申请,作出《关于对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产权性质界定的批复》,认为益康公司原注册资本45万元没有完全到位,实际投入益康公司的资金为海军装备技术部的10万元和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人自费制作的样机价值14万元和其他单位支付的服务费3.25万元。因当初投入的10万元已由北方公司出资归还,故原投资方已收回投资;后北方公司又与益康公司协商,收回投资。
  据此,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规定,依据有偿和协商的原则,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金应归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集体所有。批复认定,“益康公司的初始资金是原告自筹资金组装的5台JSK-II型矿化净化水装置价值14万元加现金3.25万共17.25万元”。
  2001年11月底,上海市国资办产权处有关负责人也就此事特别指出,尽管益康公司已经被注销,但其在工商资料上一直是集体性质,可闵联公司占有益康的基础是把益康当成国有资产。于是此后,陈秋芳3人开始要求闵联公司返还其在益康公司的权益,但被闵联公司予以拒绝。
  在闵联公司看来,陈秋芳3人的要求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由于政府的行政安排,1992年闵联公司最终以民事财产交易的方式受让益康公司资产包括本案股权,但没有接收益康公司。而且在1992年有关益康对上海百事可乐公司股权的转让,也是由益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将百事可乐股权转让给闵联公司,并经益康公司资产所有人北方工业公司同意。“双方意思表示是真实一致的。”
  让闵联公司感到委屈的还有,当初益康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负资产境况,并因拖欠巨额债款被债权人追索——益康公司相应股权的注册资金原值为932万人民币(资产),转让时负债却已经达到1453万人民币。而闵联公司受让益康公司资产和百事可乐公司股权的代价是:归还北方公司投资、借款和代益康公司承担全部对外债务。
  闵联公司在法庭上称:原告利用时间变化、人事变迁和益康公司原始投资人的转让退出,故意隐瞒原投资方在益康公司成立前已经投资试制JSK500和JSK-II装置,并聘用原告陈芝芳主持研制的重大事实,将原投资方投资研制的JSK装置称为自筹资金组装,企图鲸吞2.23亿巨额国有资产。该公司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原有证据及本次重审新发现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益康公司投资是虚假的,闵联公司受让益康公司资产及百事可乐公司股权合法有效,早已履行完毕;而原告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同时,被告方对国资办1998年批复的合法性强烈质疑,表示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国资办批复没有事实依据。
  3家百事可乐的血管到底是流着谁的DNA?

  剑拔弩张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这2亿多资产展开的争执,眼下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而在14日中午休庭时,陈秋芳向媒体表示,在本案审结前她不会接受任何有关采访。她估计,“至少得等1年可能才有结果出来。”
  对此,有关人士认为,此案是最高法院发回重审案件,一审虽然判决陈秋芳败诉,但是一审的理由或结论显然没有获得最高法院的认可,发回重审显然对陈秋芳是一个有利的结果。而且,陈秋芳作为上海商界的精英,应该对投资、股权等经济行为的性质和结果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上海市国资办的文件实际是陈秋芳最有利的支撑,而当代表国有资产的国资办在这种事件中的倾向可能支持私人一方的陈秋芳姐妹时,应该有合理的原因并在谨慎的判断后才可能为私人出具支持证据。”
  百事也很紧张。在最高法院审理期间,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曾数次向最高法院正式发函,对于中国法院在与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有密切关系的股权交易转让10年后,再审理交易早已完成的百事可乐股权的归属权表示重大不解和严重关注,并对有关方面在不支持原告请求的情况下,将高额国家资产给予个人感到疑惑,表示高度关注涉及百事可乐公司重大利益的本案。
  2003年10月3日,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在致上海高院,抄送闵联公司的函件中,除表示对于该起涉及美国百事可乐公司重大利益的案件的强烈关注外,也证实原告陈秋芳在当时的上海百事可乐公司董事会上明确同意闵联公司受让益康公司转出的上海百事可乐公司股权,并签署文件。
  此案总会水落石出,但为什么百事可乐近年来在中国屡屡与中方代表“反目成仇”,它在中国建合资企业时埋下了什么种子,抑或是在中国市场得势生出变故?
  
 
评上海市国资办《关于对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产权性质界定的
(沪国资产[1998]225号)批复》
姜明安
根据行政法原理和国外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实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具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构成无效,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所谓“重大、明显违法”,指行政行为在权限、内容和程序上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可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或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上海市国资办《关于对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产权性质界定的批复》(沪国资产[1998]225号)即是一项具有这样“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
首先,上海市国资办作出上述《批复》行为,超越职权。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3年发布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31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他经济成份之间发生的产权纠纷,由全民单位提出意见,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司法程序处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8年发布的《关于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工作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亦规定,“国有单位与其他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资产权属争议时,由国有单位提出处理意见,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同意后,与对方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产权界定申请或依司法、仲裁程序处理”。《批复》所涉益康公司与中国北方公司的产权争议,因中国北方公司属于中央国有单位,其纠纷处理意见,自然应由中国北方公司先行提出,双方如达不成协议,产权界定只能由中央级国资管理部门,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或者依司法、仲裁程序处理,上海市国资办明显无权作出上述批复。
其次,上海市国资办作出上述《批复》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海市国资办认定“原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金应归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集体所有”,所基于的事实和证据都是错误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第一,海军政治部向上海市出具的《资信证明书》表明,1984年成立的上海益康矿泉水公司原始资金来源于其核拨投入的10万元现款和由其担保获得的180万元无息贷款。根据国家国资局《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暂行规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的规定,国有单位投资或以国家机关名义担保,完全用国内外借入资金创办的企业,新建企业开办资金完全由全民单位以银行贷款及借款形式筹措,生产经营以集体性质注册的,其资产产权均应界定为国有。第二,《批复》所述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人向原益康公司“隐名投资”自费制作的价值14万元的样机和3.25万元现款的事实无任何直接证据佐证。第三,《批复》认定1992年3月,原益康公司与中国北方公司达成协议归还其投资款不仅没有证据证明此事实存在,反而正好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双方未达成协议(一方明确对其“归还”行为表示“愤慨”)。此“协议归还”10万元的事实不要说不存在,就是存在,也不能得出益康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金就应归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等所有的结论。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是不是中国北方公司将陈芝芳、于兴国、陈秋芳投入的17.25万元(如果公司成立时她们三人确实有17.25万元的原始投资的话)归还她们,益康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金就应归中国北方公司了呢?显然,这是荒谬的。
再次,上海市国资办作出上述《批复》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国家国资局1994年发布的《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第26条规定,“产权界定依下列程序进行:(一)建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企业主管部门、财税部门、社会公正性中介机构和企业参加的产权界定小组,具体负责企业产权界定工作;(二)查阅有关资料和原始凭证;(三)进行清理和界定;(四)经界定属于国有资产的,由企业填报“国有资产产权界定表”,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五)经认定的国有资产,要明确管理主体,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六)调整会计帐目,属于政府部门投资的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上海市国资办置这些法定程序全不顾,一纸批复,就轻意将关联数亿国有资产的益康公司产权界定给私人,甚至在界定过程中,根本不听取益康公司过去和现在的真正产权人(海军、中国北方公司、上海闵行公司)的意见,从而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
由此可见,上海市国资办的上述《批复》具有明显和重大的违法情形,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原理和国外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实定法的规定(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3条、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134条等),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行政相对人任何时候均可不受其拘束;任何利害关系人可随时主张此种行政行为无效,任何行政机关或法院也可随时宣告此种行政行为无效。因此,对于已构成“明显、重大违法”的上海市国资办的上述《批复》,应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上海市国资委确认无效,并予以撤销,或者由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和宣告无效(确认和宣告无效不受时效的限制,利害关系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无效的行政行为本来自始无效,行政相对人自始不受其拘束,但由于它毕竟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从而它仍然实际上影响或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所以,通过以有权国家机关(政府、政府部门或法院)的名义确认和宣告无效行政行为无效是必要的。
 
                                 载2005年11月22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