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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利来案”给予了我们什么教训?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5226

“嘉利来案”给予了我们什么教训?

 

 “嘉利来案”,从北京市商务局(原外经贸委)2001927627号文更换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到今年66443号文撤回627号文,已经4年。

4年时间,我们的政府为解决“嘉利来坑”问题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收获了什么呢?大坑还是那个大坑,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挖了没有来得及填上的大坑,换了美邦亚联房地产公司依然没有填上,整个工程没有任何进展;二商集团与香港嘉利来公司的矛盾、争议、纠纷依旧,现在加进来一个美邦公司,从而更乱,更复杂。

4 年时间,我们的政府这么劳神费力,真有就没有任何收获吗?真有就不能有任何收获吗?如果我们认真反思反思,好好总结总结,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有所收获的。我们可以收获点什么呢?我们可以收获很多教训。

“嘉利来案”可以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至少有下述三点:

 

第一,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是万能的,政府过度使用行政权力,不仅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反而会导致“政府失灵”

就本案而言,政府方面(商务局)以行政权力更换嘉利来公司股东,直接干预市场主体之间争议的处理,其用意也许是好的:看着自己辖区内这么一个大工程停了下来,一个大坑撂在那里好几年,影响经济发展不说,也影响政府自己的形象。于是,政府想快刀斩乱麻,直接用行政权力(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事。但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却并非政府想像的那么管用:你政府可以一夜之间以一个批复将一个“投资不力”的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撵走,更换一个“有钱的”股东(香港美邦集团公司),但“有钱的”股东不一定按你政府的意志把钱花在工程上,“一夜之间”给你把坑填平,把楼盖起来,人家入股的目的是为了炒买炒卖,工程的事,你就等着吧。再说,你政府可以一纸批复把一个“投资不力”的股东打发走人,但人家已经投入了几千万资金,不可能有你想像的那么“老实”:带着千金来,光着屁股走,人家要和你打官司,讨“说法”,和你没完没了。现在想一想:政府当初何必要那么急呢?人家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矛盾、纠纷,让他们自己上法庭、上仲裁庭去争去辩好了,法庭、仲裁庭自然会给他们断一个谁是谁非,政府何必要搀和进去呢?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的一定的管理,市场可能“失灵”;同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过度使用行政权力,其同样也会“失灵”。

 

第二,市场需要诚信,政府需要诚信,诚信缺失,会导致市场失序,社会失序

本案“嘉利来坑”的问题为什么产生?实际原因是什么?商务部(原外经贸部)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北京市二中院的《行政判决书》都说得明白: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工程启动后,公司从韩国大宇方面筹措的借款因“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财政困难而无法到位,嘉利来一时又无法从其他渠道筹措到款项,导致工程因资金困难全面停工。于是公司双方股东发生矛盾,内地股东认为筹资是港方股东的义务,你找不到钱就请走人,我们另找合作伙伴。本来资金困难问题完全应该就事论事,或双方商量办法筹措资金,共渡危机,或实在没有办法,也可通过仲裁途径或司法途径“散伙”。但是,内地股东没有这样做,它把几年前公司成立时港方股东投入公司的资金应缴外币而投人民币的违规行为揭露出来,认为其“违约”,据此申请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其未履行出资义务而更换合作伙伴。政府主管部门也准其申请,认定港方公司出资违规,“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同意其更换合作伙伴。内地股东和政府主管部门这样做当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法律,坚持原则,但是,这种维护法律和坚持原则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是在损害法治的精神诚信:就内地股东而言,当时港方股东出资出的什么钱你不是不知道,他违规出资你5年不举报,现在你把人家的钱花完了,项目拿下来了,坑挖出来了,在人家一时无法为工程继续进行再筹措到钱时,却举报人家违规,让人家走人,这让人家怎么服?就政府主管部门及有关会计事务所来说,当时港方股东注资经过你们审查,出具《验资报告》,予以公司登记,并每年通过年检,5 年过去了,现在你们想让人家走人,就撤销《验资报告》,认定人家违规出资,“未履行出资义务”,这让人家怎么服?试想,人们如果都这样做事,政府部门如果都这样做事,怎么能相互信任?社会一旦失去信用,市场经济还能正常运作么?“嘉利来坑”一类问题的发生还能避免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嘉利来坑”实质上是一个“信用缺失之坑”、“诚信缺失之坑”。

 

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是市场经济运作的条件,是政府行为公正和效率的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制约,不仅必然导致对相对人权益的侵犯,而且最终也会损害行政效率

在“嘉利来案”中,无论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香港嘉利来公司“应认缴注册资本不符合有关出资规定”和拟对香港嘉利来公司“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还是外经贸管理部门认定香港嘉利来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批复对“合作公司合作方进行变更”,政府部门作出涉及相对人如此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都不仅没有为相对人举行听证,而且甚至没有当面告知相对人,说明政府部门据以“认定”和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申辩。显然,政府部门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也许,政府部门会申辩说,我国目前(至少是当时)尚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这样的程序,我们不走这样的程序并不违法。是的,我国目前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单行法律法规,除《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外,也都没有规定这样的程序,政府部门不遵循这样的程序并不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政府部门实施行政行为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却违反法律的原则、精神,违反常理:你将一个投入了几千万资金的股东认定为“应认缴注册资本不符合有关出资规定”和“未履行出资义务”,并将之从合作公司中逐出,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关系人家这么大的利益,怎么能不向人家说说理由,听听人家的申辩呢?这还应一定要有法律规定才做吗?也许,政府部门还会说,当时时间紧迫,工程重大,且关系首都形象,必须“快刀斩乱麻”,走那套程序太花时间,太慢,不符合效率原则。是的,走正当法律程序是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耗费成本的,还可能一定程度地牺牲效率。但是,不如此则不能有效保障相对人的权益,不如此则不能保障公正。而且,正当法律程序与效率原则也并非绝对相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可能最终有利于提高效率。就本案而言,如果当时走了正当法律程序,之后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矛盾、纠纷,或许各方还能座下来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案咧。省去这些程序,想像能“快刀斩乱麻”,结果却越斩越乱:案子4 年理不出个头绪,工程4年毫无进展,真可谓“卻速而不达”。由此可见,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是公正的保障,也是效率的要求。

 

我们如果能从“嘉利来案”吸取上述教训,我们政府这4 年在这上面的劳神费力是不也算还有所值呢?是不也算还有所收获呢?是不也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