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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教授会制度的构建

作者:湛中乐 王春蕾   点击量:1026

摘要:教授会制度是现代大学治理的一种普适性制度。在国内外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教授会制度无不起到了维护学术自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及推进民主管理进程的重要作用。在构建我国当前高校教授会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教授治学为核心,以大学章程和教授会章程的制度为基础,优化教授会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厘清教授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具备制度理性和权威的教授会必将助力我国高校的体制改革。

关键词:教授会;教授治学;学术权力;学术自治

    一、教授会制度的内涵、性质与功能

教授会,又称教授委员会,是高校学者们所组成的学术治理团体。中世纪的“慰病助贫团”和具有行会性质的 “教师法团”,可以视为教授会的前身。[1]在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中,“教师行会自发地建立起来,开始负责处理大学的校长遴选、教师聘任、课程设置等重要的事务。之后德国、美国、日本等许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纷纷发展出较为完备的教授会制度。而我国对教授会制度也并不陌生。蔡元培先生亲自起草的1912年《大学令》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提出在中国的大学构建评议会、教授会制度。教授会制度逐渐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1999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率先在学院层面成立教授委员会。之后的十余年间,超过30所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教授会,这标志着曾经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放异彩的教授会制度又一次回到了高等教育的舞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授治学”的强调,必将使得教授会这一实现教授治学的主要载体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教授会的名称、功能、具体运行机制在中外历史上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教授会是由高校学者们所组成的学术治理团体,其主要依据学者们在自身领域的高深造诣与专业判断,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决定学术领域内的重要事项。教授会的具体运行机制多由专门制定的教授会章程规定。教授会是保障高校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重要制度。

当前我国关于教授会性质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来展开。基于对学术权力的范围的不同理解,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授会的性质应当是教授治校,由教授执掌大学全部或主要事务,教授只有既问学术和教学,又实际参与管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化管理。第二种观点认为,教授会的性质应当是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是指由专业领域内的教授对大学的教学科研等重要学术事项进行管理,在学术领域里行使其决策权力。传统上的“教授治校”模式虽然有利于大学实现学术自治,但无法适应规模日益拓展的大学的管理实际,容易导致实际运行中的低效率,导致大学丧失其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在现代大学中,更为适宜的应当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模式。第三种观点认为,“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之间并不矛盾,教授治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治理学术性事务,“教授治学”可以视作“教授治校”的重要部分或实质内容。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两个概念的外延界定不同。教授主导学术,是大学运行的内在逻辑,在学术领域,教授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与信息上的优势,其个人利益与大学的目标也不相冲突;相应地,在行政管理领域,校长具有更丰富的职业管理经验与信息优势。因此,“教授治学”既是大学追求更高学术目标的题中之义,又符合大学管理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大学中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之间的平衡。教授会的性质应当是“教授治学,教授参与治校。唯有清晰界定教授会的性质与教授治学的内涵,才能构建设置合理、运行良好的教授会制度。

关于教授委员会的功能,存在着咨询、决策以及二者兼具的定位。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教授会不仅决定着学术事务,也往往掌握着学院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教授会具有咨询功能,教授会成员听取院委员会和院长的报告,通过集体投票的方式为行政决策提供建议。因此,美国的教授会对于学院的预算和人事没有实际控制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分立非常明显。而在当前的中国,教授会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决策与咨询的复合型功能,亦即教授会对院系学术领域的事务行使决策职能,对非学术领域的事务行使咨询职能。[2]例如,《吉林大学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学院可根据需要设立教授会。教授会作为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依学院制定的教授会章程开展工作。”不过,也有一些章程对于教授会的功能定位语焉不详,这导致了兼具双重功能的教授会制度有时异化成了仅仅具有咨询功能的橡皮图章。事实上,在当前的高校治理实践中,教授会起到的多数这是咨询与审议的功能,教授会对于学院的一些与学术相关的重大事项,如教师的聘任与学院预算的制定,没有最终决策权,这就导致了高校中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在根本上妨害了学术自治的实现。如何实现从咨询到决策的转变,是我国教授会制度构建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中外教授会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一) 域外教授会制度的演变

作为现代大学发源地的德国,教授会制度的历史最为悠久,影响也最为深远。在学校层面上,评议会与大评议会分别是主要决策机构与最高权力中心,其成员以教授为主;在学部层面上,部务委员会(又称教授会)是学部一级的决策机构,其成员主要为教授和部分副教授,有权决策任何与教学科研相关的事务,包括:本部章程的发布、选举和罢免学部主任、编排课程、增设下属机构、考试和学位的授予,最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决定聘用、考核教授、进行从教资格审查、晋升等权力。[3]可见,在德国的大学中,教授的学术权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日本的教授会制度深受德国的影响。东京大学建立初期就建立了咨询会制度,咨询会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会和评议会制度有相似之处。后来,日本通过颁布《帝国大学令》的方式建立了评议会制度,教授会也开始在各个学院中建立起来,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共同进行学术治理的体制初步形成。随着二战后学术自由被写入宪法和《教育基本法》,1949年《国立学校设置法》明确规定评议会和教授会是国立大学的管理机构。评议会设立在学校一级,教授会设立在学部一级,教授会的决策是评议会进行决议的基础,遵循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教授会的成员以教授为主,也可以适当纳入副教授和其他人员。后来,日本文部省尝试建立新构想大学,试图取消了教授会制度,强化行政管理职能,遭到了国立大学的激烈反对,并未得到推广。近年来,日本开始了国家大学的法人化改革。依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首先,设立了与董事会相似的役员会,强调实现大学全部资源的最大效益,不再奉行学术至上;其次,设立了教育研究评议会,审议教学科研方面的重要事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授的权力;再次,校长权力的扩张导致了教授会和学部权力的弱化;最后,国立大学的社会性增强,校外人士更多地参与到大学的治理中来。[4]因此,法人化改革后的国立大学逐渐变更到校长治校的模式,教授会的权力较之前而言有所减少。

美国的大学以董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起初没有建立教授会制度。最早建立教授会制度的是耶鲁大学,受其影响,许多大学相继建立起教授会制度,教授会逐渐成为了美国大学治理的一个基本机构。以耶鲁大学为例,每一学院的治理结构包括教授会、终身职员委员会或其他管理位委员会和院长。教授会的成员由院长、各级别的教授和讲师及其他职员构成,教授会负责处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确定、学校政策执行等学术事务。相比德国和日本的大学,美国大学的教授个人权力较小,主要通过集体决策行使权力。大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教授会下面设置一些专门委员会,便于开展工作。例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分校教授会中就下设了学术自由委员会、教学委员会、预算和院系关系委员会、信息交流委员会、教育政策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等35个专门委员会。一般而言,美国多数大学的教授会均设有学术委员会、招生和教育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教师福利委员会等。

(二)民国时期的教授会制度——以北京大学为例

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开启了“教授治校的序幕。《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评议会负责决策学科的废立、讲座的开设、规程的制定、学位的授予等重大事项,各科的教授会负责决策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论文写作等学术领域内的事项。《大学令》中的这些规定,在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得以付诸实践。深受德国大学教授治校传统浸染的蔡元培,将旨在保障学术自治的评议会、教授会制度引入了北京大学。评议会是北京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组成人员主要是教授,各学科的废立、课程的设置与改革、教授的聘任等重要事项,都需要评议会的决策。紧接着,在各学科(系)中成立了教授会,负责选举系主任以及具体管理本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于此同时,这些制度也以规程的形式固定下来,1917年北京大学相继制定了《评议会简章》和《学科教授会组织法》,使得评议会与教授会制度的实施有据可依。根据《学科教授会组织法》的规定,所有的教员都自然成为教授会的成员。教授会的职权可以概括为学术性事务的决策权和非学术事务的咨询权。对于教学方法的改进、课程的添设及废止、课程表的编纂、课本和参考书的确定、学科教授目的、学科考试办法、学生毕业等学术性事项,教授会拥有决策权,而对于学科的废立、书籍和实验仪器的配备等属于评议会决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咨询权。

但是,随着1923年蔡无培因政治原因而辞去校长职务,教授会制度逐渐在非学术事务的决策上显现出其弊端。1931年,蒋梦麟校长提出议案,依据《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取消了评议会,校务会议成为了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议的职能与评议会相似,但不再由选举产生的教授占主导地位,教授在学校重大事项上的决策权力被削减。1932年施行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更是将选举产生的教授代表,排除在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之外,曾经的集体决策变成了校长的一人决策。蒋梦麟认为,“教授治校带来的“散漫”风气将带来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大学中的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应当截然分立,教授不应当参与决策纯学术领域以外的事项。至此,教授会与教授治校的理念在北京大学逐渐消亡。

(三)中外教授会制度演变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中外教授会制度演变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域内还是域外,现代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构建总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对这些共性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启发我国当下教授会制度的构建。这些共同特征包括:

第一,教授会制度构建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实现学术自治。因此,能否有效地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受妨害,是判断一个大学的教授会制度是否运转良好的主要标准。反过来,教授会力量的强弱又体现着一个大学的学术发展水平。通常而言,在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中,教授会的力量较为强大,这一点可以从洪堡大学、耶鲁大学的发展轨迹中得到印证。“强教授会”的大学,对于学术自由的维护总是全面而有力的,过度的行政干预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沉淀和积累,这些大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精神气质与学术魅力,并且通过教授会的作用不断延续下去。

第二,大学章程和教授会章程的制定是教授会制度构建的前提。几乎所有设立教授会的大学都在其章程中明确了教授会的法律地位,并且通过单独制定教授会章程,来完善教授会制度的构建。教授会章程中通常具体规定了教授会成员的组成和选拔方式、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教授会的职责以及内部组织架构等。相比较而言,我国已经制定章程的大学,在章程中并没有对教授会的法律地位和具体运作方式予以明确规定,而往往又怠于制定教授会章程,使得教授会制度在现实中无据可依,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教授会的成员主要为教授,其成员的产生方式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特点。例如,根据《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的规定,院务委员会(教授会)通常包含13名成员,其中教授7命、学术工作人员2名、学生2名,其他工作人员两名,在涉及到教授聘用等重大事项时,所有教授都有权申请参加决议。这样的设置既体现了教授会的民主性,又保证了教授会的学术主导性。而在教授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上,有的大学实行直接民主制,例如早稻田大学规定,本院所有的在职教授都是教授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也有许多大学出于规模控制和决策效率的考量,采用了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教授代表来行使决策权力。

第四,从教授会的组织架构来看,教授会通常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有效地保证了学术事务决策的专业性和高效率。这一点在美国大学中十分凸显。美国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教授会下属的各个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的治理,影响学校在教学研究、招生政策、教师福利、学校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决策。当前,我国已经设立教授会的大学中,仅有少量教授会存在秘书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人才聘任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大部分教授会不存在下设机构。这使得我国大学的教授会流于形式,失去了一个常设机构应有的职能。因此,在构建我国大学教授会的过程中,教授会机构设置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五,教授会的功能总体上呈现决策与咨询相结合的特点。总体而言,教授会的性质已经由传统的“教授治校”过度到“教授治学”,这意味着,在维持教授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不变的情况下,教授的权力总体上呈现缩减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授会不能对非学术领域的重大事务行使咨询的权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教授会,对于完全属于学术领域的事务(如课程的安排、授课方式、课程考核方式、学位的授予)都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这一点在我国教授会制度的构建中也无疑是应当予以坚持的。[5]而在学院内非学术领域内的其他事务和学校层面上的事务上,各个大学的情况不尽相同。横向来看,在学校层面,在教授会制度自发形成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拥有最后决定学校重大事项的权力;在德国、意大利的大学中,教授会除了拥有高度学术自治权外,还拥有部分人事和财政的决定权;而美国大学的教授会对于这些领域则主要行使咨询权、审议权和监督权,无权参与决策。[6]纵向来看,在院系层面上,各国大学的教授会几乎拥有全部事项的决策权。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会的作用都主要体现在学院层面上。尽管教授会的在不同大学中拥有不同的权限,但是总体上,教授会在院系一级基层学术组织中的权力要远大于在学校中的权力,则是确定无疑的。

三、构建我国高校教授会制度的若干建议

教授会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各国大学治理中的一种普适性的制度。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我国大学有能力也应当重新构建我国高校的教授会制度。针对我国高校教授会数量少、功能弱、发展历史短的特点,和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失衡的国情,结合域内域外的发展经验,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重新构建我国高校的教授会制度。

(一) 构建院系一级的教授会制度

对于教授会制度的构建,应该设定在学校一级还是院系一级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院系一级设立教授会制度是当下更为适宜的选择,理由如下:首先,院系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单位,承担了大学教学研究的大部分职能。同一院系的教授往往具有决策本院系的学术事务的相似的能力和信息,他们对本院系学术资源的配置应当更为擅长。教授通过本院系的教授会直接参与学院治理,有利于其直接有效地行使学术权力。其次,教授会的构建可以实现对院系层面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职能的整合,从整体上有效实现学术的善治。最后,在院系一级建立教授会制度,符合《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与当前我国大学关于教授会制度的实践。当然,构建院系一级的教授会制度,也要求大学进一步扩大院系的自主权,当前校级权力过于集中的治理模式显然与扩大院系自主权的时代特征相悖,教授会的构建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章程

合法性是高校教授会行使权力必须满足的前提。《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体现学术自治和“教授治学”的相关条文,是教授会制度构建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教育法律规范中缺乏对教授会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授会制度的推广。参考日本的《国立学校设置法》和民国时期的《大学令》可知,教授会是可以在法律法规的推动下得以成功建立的。因此,我国应该尽快推动高等教育方面的立法,引入教授会制度作为大学的基本组织架构。此外,大学章程对于构建合理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同样至关重要。随着《高等学校章程制度暂行办法》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尝试在章程制定中引入教授会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及合肥工业大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大学章程外,教授会章程的完善也必不可少。建立教授会的大学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科学可行的教授会规章。其内容应当包括教授会成员的条件与产生方式、成员的权利义务、教授会的组织架构、教授会的决策程序等。

(三)以教授治学为核心,明确教授会的权限

界定教授会的权限,应当始终以“教授治学为核心。构建教授会制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教授对学术权力的积极行使,营造出良好的治学氛围,推动大学的学术研究,使得大学真正成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机构。通常来说,教授治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治学科。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有关于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学术带头人的确定、专业设置、教师职称评定等事项只能由教授会来决策。其次,治学术。学术是有体系的专门学问,也是一个大学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7]治学术必须具备批判的精神,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标准。因此,教授会必须制定具体可操作性的规范,防止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不断增强本学院的学术实力。最后,治教学。教学是实现大学育人目标的主要途径,教授直接决策学生培养方案的确定、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创新等事务,有助于高校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8]

因此,根据“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会的权限应当包括:第一,决定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内容,包括研究机构设置、专业设置、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第二,决定与学生培养相关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入学、退学、休学、转专业、转学有关的事项;第三,决定教师管理中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教师的聘任与解聘与院长人选,并就教师职称评定向校学术委员会提出建议等;第四,审定学院年度经费预算及其使用;第五,监督学院的行政工作,审议院长提出的学院的发展目标、重大改革方案、年度工作计划等。

(四)优化教授会的组织和决策方式

首先,在教授会的人员构成上,原则上应当由教授组成,院长召集,可视情况吸纳副教授加入。在采用代议制形式的教授会中,成员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教授会,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能反映教授的学术诉求。

其次,在教授会的组织架构上,关键在于:第一,应当依据学院实际,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来分别处理学术事务。通常而言,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设置可能是必须的;第二,教授会应当设立常设工作机构,便于对学术工作的日常管理。教授会自身设立秘书处或常委会等机构,有助于减少行政干预,强化教授会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在教授会的决策方式上,应当为集体决策。从权力运行方式来看,国外高校教授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自下而上、民主决策”。“自下而上意味着教授会的议案只能由院系一级向学校一级呈报,而几乎不能由学校一级向院系一级推进;“民主决策”意味着“一人一票”原则。决策的具体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决议事项采取相应的决策方法。例如,《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中规定,教师的聘任事项实行票决制,到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才能通过,其他议题则到会人数一半赞成即可通过。

(五)厘清教授会与其他组织关系

首先,厘清教授会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学院党总支主要行使政治权力,负责学院的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各项决定在本学院的贯彻执行,支持并监督院长履行其职责。在其职权范围内,学院党总支并不与教授会相冲突。

其次,厘清教授会与院长、学院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院长是学院主要行政负责人,对外和对内代表全院,对学院的行政事务全面行使管理权。院长的主要职责包括:制订学院整体发展规划,制定内部工作规则和办法,负责本学院非学术人员的聘任和管理,编制学院年度经费预算,管理和使用学校核拨的办学经费和资产,定期向本学院教授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管理其他日常行政事务等。因此,院长与教授会分别行使学院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种权力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推动学院的发展。

最后,厘清教授会和其他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高校的改革实践中,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的成立均先于教授委员会。因此,必须厘清教授会与当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已有学术组织的关系,否则将造成学术权力运行的脱节。对这个问题,通常有两个模式可供选择:一是将教授会的职能与其他学术组织之间的职能完全分离,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二是将现有学术组织的职能并入教授会,使之成为教授会的下设机构。笔者认为,第二种方式更为可取,既避免了由于组织职能的交叉而引起的学术组织之间的纠葛,也避免了教授们身兼数职的繁重任务,有助于增强教授会的权威,最大程度地发挥集体效应。

四、结语

九十余年前,北京大学教授会建立之时,北京大学日刊曾高兴地宣称:“欧洲大学组织,有德模克拉西之精神而乏效能。美洲大学反之。北大合欧美两洲大学之组织,使效能与德模克拉西并存,诚为世界大学中之最新组织。”[9]这样一种超越欧美的先进制度,却最终湮没在历史中,我国高校教授会制度的构建可谓道阻且长。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去行政化,正是重新构建我国高校教授会制度的最好时机。作为一种普适性制度,教授会不仅是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大学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挑战的需要。世界各国高校的教授会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教授会制度能直接被我们所移植。只有结合我国高校的教育实践和内部治理结构现状,才能建立成功“本土化的教授会制度,实现学术民主、学术自治的崇高理想。

 

【注释】

[1]赵俊芳.我国大学教授会的应然角色与实然缺失[J],现代大学教育,2010(5):26-31.

[2]毕宪顺、赵凤娟、甘金球.教授委员会:学术权力主导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J].教育研究,2011(9):45-50.

[3]约翰·范得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徐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3.

[4]郭丽.日本大学教授会自治的形成与演变[J].外国教育研究,2006(6):29-33.

[5]葛喜艳.国外高校教授会的特点分析及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5(5):53-57.

[6]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续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24.

[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三联书店,1995.519.

[8]湛中乐,徐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06-124.

[9]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1.

 

    本文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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