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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教授就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2163

 姜明安教授就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1、姜教授,请先介绍一下这次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背景和原因。

姜明安:现行《行政诉讼法》于19894月制定,199010月开始实施,其运作已逾20年。行诉法制定和实施之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正式确立,法治和人权尚未入宪。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法当时确立的规则、制度以及这些规则、制度所基于的理念与我国当下民主、法治和改革、发展的现实多有不适应之处,以至于导致种种弊端,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例如,许多行政行为,如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政治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等行政行为,即使严重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行诉法明确将之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或未将之明确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受害人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到处上访,找各级党政领导解决。又如,根据现行行诉法,涉及省部级以下的行政机关的一审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县法院审理县政府、县公安局(公安局长通常是政法委书记)为被告的案件,往往会受到很多干预,难以公正作出裁判。等等。正因为如此,近十年来,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法律实务界,特别是人民法院不断呼吁对现行行诉法进行修改。一些行政法学者(如我们北大的行政法学者)已陆续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多份行诉法修改专家建议稿,最高人民法院也起草了法院系统的修改建议稿。

另外,20123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8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两大诉讼法均是自通过和施行以后的第二次修改。这样,中国三大诉讼法----刑诉法、民诉法和行诉法----在就只有行诉法自通过和施行以后还从来没有修改过。行诉法之所以一直没有修改过,并非行诉法没有修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是因为行诉法修改所涉及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我国立法机关立法任务的繁重性与立法机关立法能力因现行体制、机制制约导致的有限性所致。今年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行诉法修改列入立法计划,今天正式进入人大常委会初审,预计经过人大常委会两三次审议后将通过和施行。行诉法修正案的通过和施行对于排除我国目前“民告官”的种种法律障碍和困难,保障官民争议解决法律渠道的顺畅和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当前行政诉讼在实践中面临哪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明安:行政诉讼在实践中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其一,起诉难,法院门难进。许多行政行为即使违法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即使属于现行行诉法规定的本来就已很有限的受案范围,相对人告到法院,法院仍往往不受理。有时不仅不受理,甚至连不予受理的裁定也不给你,让你无法上诉;其二,公正裁判难,相对人有理难胜诉。有些行政案件,法院虽然受理了,行政行为也确实违法,但法院从维护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种种“大局”出发,也不得不忍心判相对人败诉。另外,法官受利益的驱使,故意不公正裁判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其三,判决执行难,相对人胜诉的裁判书难兑现。有时,相对人好不容易把官司打赢了,法院判决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赔偿相对人的损失等,但行政机关就是不执行判决,相对人只能空胜诉,其耗费大量时间、财力从法院获得的一纸判决书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同样主要有三:其一,司法(人、财、物)受地方干预、行政干预太多,难于保障中立、公正;其二,行政审判机制和法官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如审判机制中司法行政化,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法官制度中职业道德不彰,待遇保障不足等;其三,现行行诉法许多规定过时、不合理,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如受案范围规定过窄,管辖制度设计不利于避免地方干预,审理程序设计不利于案结事了,等等。所以,行诉法的修改已是势所必须,势所必然的了。

3、行政诉讼为何“立案难”,形成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

姜明安: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现行行诉法的问题:现行行诉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是采取正面列举和负面排除相结合的方法,正面列举的行为过窄,负面排除的行为过于宽乏,而大量既未正面列举,也未负面排除的行政行为和事项法院通常不予受理;其次是法院因地方干预和其他各种原因对依法应予受理的案件也不予受理;第三是法院对一些案件判决不公,司法公信力降低,老百姓不相信行政诉讼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愿告;第四是一些官员在处理信访案件,特别是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乱批示,乱许诺,“花钱买平安”,吊起了许多访民的胃口。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就有比较浓厚的“信访不信法”观念,一些老百姓至今仍认为“拦轿喊冤”比到法院打官司管用。

4、这次修法的主要亮点是什么?

姜明安:这次修法的主要亮点有五:其一,进一步明确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强调保障公正(“公正”两字是新加的),强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原法的表述是“维护和监督”,“维护”在前,“监督”在后。修改稿去掉“维护”,仅保留“监督”)。为了保障公正,保护相对人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修改稿对原法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如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相对人诉权,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案(第3条、第52条、第54条);扩大法院受案范围(第12条、第14条);明确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起诉期限(第49条),规定法院可根据案情,作出对原告 “先予执行”裁定(第59条)和要求被告“给付”的判决(第72条),等等。

其二,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将原法受案保障的权利范围由“人身权、财产权”扩大至“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第12条第10项),这意味着相对人受教育权、劳动权、政治权利等被侵犯均可起诉;其次,相对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时,可一并请求对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第14条);此外,对原法正面列举的8项行为增至10项,并对多项原列举的行为增加了内涵,如原行政许可行为只包含颁发,现扩至变更、延续、撤销、撤回、注销等。当然,这10项行为并未实质扩大受案范围,只是对过去涉“人身权、财产权”行为的进一步明确。但事实上仍有“扩大受案范围”的意义,因为法律未明确列举,很多机械执法的法官就认为不属受案范围,对相对人的相应起诉就拒不受理(当然,法律无论怎么列举,都不可能穷尽。最好的办法是法律不列正面清单,只列负面清单。不在负面清单内的行政行为和事项,法院都应受理)。

其三,在管辖制度上,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第16条)。这是根据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要求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行政审判摆脱地方干预,实现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与我们原来设想的建立与行政区划分离的行政法院体制还有很大距离,但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为今后逐步建立行政法院体制奠定基础。

其四,进一步明确了被告的举证责任。首先,修改稿在原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第36条);其次,修改稿在原法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第37条);再次,修改稿规定,原告提供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第39条);最后,修改稿还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45条)。

其五,加大了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度。修改稿在保留原法执行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项较有力度的措施:一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二是对拒不履行,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人员予以拘留”(第92条)。

5、修改稿您认为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您建议应怎样修改?

姜明安:我认为,这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修改稿主要不足之处有五:其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有较大扩充空间,至少可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去除正面清单(正面清单是行政诉讼制度初创时不得已而为),只保留负面清单(第12条)。这样,对于法院受案、相对人起诉和律师代理,都会带来极大的方便;二是不将行政诉讼客体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第2条),可包括其他行政争议(如因行政合同、协议、行政事实行为等引起的争议);三是将附带审的范围从规范性文件扩大到规章(第14条)。因为规章在法律适用中只是“参照”,法院在决定是否“参照”时本来就必须进行附带审;四是将行政机关对公职人员的开除、辞退处分纳入受案范围。尽量限制“特别权力关系”这种落后理念的影响范围;五是将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等社会公权力组织违反最低限度正当法律程序的行政管理行为(不论其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纳入受案范围。

其二,完善保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的机制还有较大空间。首先,应坚决恢复“五四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表述:“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现在法院受到的干预不是仅来自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很多情况下是来自其他方面。因此要下决心修改第四条,恢复“五四宪法”的表述。其次,改变目前第一审行政案件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不设行政审判庭,不审理行政案件(原法第13条,修改稿第16条)。这样修改的主要理由有五:第一,区县级法院审理涉及所在区县级政府及其部门(如公安、财政、国土、教育等部门)的案件特别难于摆脱地方干预,难于公正;第二,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可减少一个审级,一审可摆脱县级地方干预,二审直接到省高院,可摆脱地、市级干预。这是修改稿设计的“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方案做不到的;第三,基层法院行政案件太少(每个基层法院每年受案约30件,平均每月不到3件),既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不利于审判人员积累行政审判经验;第四,基层法院行政案件太少,一些行政法官无活干而被借调去搞非诉执行,如征收、拆迁等,这使行政相对人对民告官诉讼失去信任和信心,第五,对行政审判体制做重大改革,建立行政法院的方案短期内难于做到,且成本较大。当然,实行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方案,有人会担心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不方便。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今后中级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可设置多个巡回审判庭。而巡回审判庭受案、审案并非一定在大中城市,而是主要在区县基层法院,甚至可在原告所在的乡、镇、村,会更便于当事人诉讼。

其三,调解应有限适用于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原法(第50条)和修改稿(第62条)规定调解不适用于任何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是不适当的,对于有行政裁量空间的案件(如罚款案件),可有条件(当事人自愿、合法等)适用调解。一律不适用调解不利于案结事了(行政诉讼的功能不仅仅是监督,更重要的是解纷)。当然,现实中过分追求调解(名为协调,实为调解)率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但不应矫枉过正。

其四,对公益行政诉讼应开一个适当的小口子。《民事诉讼法》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开了一个小口子(第55条),行诉法对于行政机关这方面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似乎也应开一个适当的小口子,建立起制度,具体运作规则则留待今后相关立法去规定。

其五,对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应做适当改变。原法(第25条)和修改稿(第28条)均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为机关做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做被告。这样规定,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规避做被告,往往多维持,少改变,使复议制度难于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可考虑与修改《行政复议法》协调,规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无论维持,还是改变)不服,一律不以复议机关而以行为机关做被告,必要时可通知复议机关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其六,对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应确立若干规则。原法(第52条)和修改稿(第65条)均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但如果法规违宪、违法,规章违反法律、法规,怎么办。我国法院没有对法规和规章的审查权。如果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律效力位阶,法院可直接适用上位法,而不适用违法的下位法。但根据我国的法律体制,法院也不完全享有判断下位法违法的权力。因此,我建议,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如果认为作为依据的法规违宪、违法,应中止诉讼,报请有权机关审查认定。有权机关审查认定后,法院再恢复诉讼,依有权机关认定的合法有效的依据裁判案件;如果认为作为“参照“的规章违反法律、法规,则不中止诉讼,对违法的规章不予参照,直接依上位法裁判案件,裁判后再将违法的规章转送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6、修改稿增加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实践中,这一现象是否普遍?为什么法院容易受到行政机关干预?这次修改意义如何?但如果干预了,又该怎么办?草案似乎没有给出答案。

姜明安:实践中这种情况较多,特别是对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收、计生处理行为等案件的起诉。对此,修改稿专门规定,法院如果因受行政干预或其他原因,不接受起诉状,接受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等,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第52条)。另外,今后人大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违法干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

   

    7、修改稿扩大了受案范围,为什么以前这几类纠纷不能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姜明安:现在修改稿第12条增加的几类行为,如没收违法所得、行政强制执行、变更、撤销、撤回行政许可、、违法集资、征收征用财产等,并非对受案范围的扩大,按照原法第11条第8项,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同样可诉,只是原法没有明确列举。列举对于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即使再列举若干种,仍然会有很多遗漏。好的做法就是不列举可诉行为,只列举不可诉行为。除了不可诉行为,其他都是受案范围,这对相对人最有利。当然,受案范围如果仍必须采用正面列举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法,则多列举一些可诉行为自然比少列举一些好,特别是对那些最广泛、最经常、最直接涉及公民权益,从而最可能侵害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应尽量多列入。至于原法为什么没有将修改稿纳入的这几类纠纷纳入,是因为20多年前政府实施这些行政行为(如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频繁,引发的社会矛盾没有现在这么突出。如果我们再过几年修法,可能又有其他新类别的纠纷、矛盾突出,又要增加和扩大现在确定的正面清单。

    8、修改稿明确规定可以口头起诉,为什么这么规定?会不会造成滥诉,增加法院负担?

姜明安:修改稿规定口头起诉是为了方便不会写起诉状的老百姓,是司法便民的体现。口头起诉并不会导致滥诉,因为诉讼是要交诉讼费的,如果你愿意多给法院送钱,你就没事跑法院去起诉吧。

    9、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修改稿明确了法院的相应责任,增加规定不接收起诉状等行为,当事人可向上级法院投诉。“投诉”似乎不是一种法律术语,对这一规定,您有哪些看法?

姜明安:可能用“申诉”更合适。

    10、对规范性文件(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须与具体行政行为一并起诉,是否意味着对“红头文件”不能单独被诉?

姜明安:是的。我曾经建议对“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可以“有限直接诉”,即在一般情形下,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只能“附带诉”,但如果相应规范性文件不经具体行政行为即可造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相对人则可直接对该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商品包装箱有中英两种文字,其英文字体稍大于中文字体。某日,一行政机关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商品包装箱上的英文字体必须小于中文字体,否则,每件商品罚款若干。对于这种抽象行政行为,如果采“附带诉”的方式,只有当商店购买商品后出售商品被行政机关发现其商品包装箱上的英文字体大于中文字体并对之科处罚款时,商店方可对该规范性文件起诉。但是,如果该规范性文件一经发布,所有商店即不进使用这种包装箱的商品了,致使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大量商品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不得不把这些商品的包装箱全部拆除、重作和更换,其损失巨大。但是该企业却因没有受到行政处罚(没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尽管该规范性文件明显违法:其没有让相对人卖掉原有商品就生效,违反了规范性文件不得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从而导致相对人的巨大损失,我的“有限直接诉”主张即对这种情形为相对人提供了一个救济途径:如果相应抽象行政行为不经具体行政行为就可能造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相对人可直接对该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抽象行政行为或确认该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以避免实际损害的发生。但是,这次修改稿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11、修改稿规定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可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不合法的,转送有权机关处理。这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红头文件?“有权机关”指的是哪些机关?您怎么看待这一规定?为什么法院不能直接作出“红头文件”是否违法的裁定,或者直接在判决中否定“红头文件”?

姜明安:是的,这里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红头文件”,是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类(最大的一类)。所谓“有权机关”是指依法对这些“红头文件”享有审查、撤销或改变权限的机关。例如,根据《地方组织法》第59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享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命令”的权限。命令、指示和决定即是(但不全是)“红头文件”的形式。至于为什么法院不能直接作出“红头文件”是否违法的裁定,或者直接在判决中否定“红头文件”,这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出于国家机关分工的考虑:制定、改变或者撤销“红头文件”是行政职权的范畴,审查“红头文件”合法性是法院职权的范畴;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的专门知识、专门经验,且“红头文件”大多涉及的是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由行政机关自己改变或者撤销(特别是改变)“红头文件”可能比由法院改变或者撤销更为适当。当然,法院在判决中不适用相应“红头文件”实质上就是否定它,行政机关事实上必须对该“红头文件”予以改变或撤销。否则,相对人再告到法院,它又要败诉。

12、基层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一审案件有何意义?能否打破地方干预的困境?如果未来实现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权上收,这一规定是否还有意义?

姜明安:基层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一审案件对于打破地方干预的困境会有较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这一举措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地方干预问题的。要解决地方干预问题,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官制度的改革,变地方法院为国家法院,变地方法官为国家法官。即使未来实现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权上收,地方法院脱离地方行政区域设置的改革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地方即使管不了你法院的人财物,你还在人家县里的地盘上吃喝拉撒,你的党组织关系还在人家县里,你的家人还在人家县里的单位工作,你的小孩还在人家县里的学校上学,你就还是难于完全摆脱人家地方的影响。

13、针对实践中有的将行政诉讼原告仅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排除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修改稿明确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您认为,对原告资格予以明确有何重要意义?

姜明安:这一规定意义不大。因为“行政相对人”本来是一个法学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且“行政相对人”有直接相对人与间接相对人之分。与具体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间接相对人,间接相对人也是相对人。原法并没有使用“行政相对人”或“相对人”的概念,而是用(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法第2条)。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官并未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认定为直接相对人。只有很少量的法官为不受理相应案件找理由而有意或无意这么误解。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律中使用“相对人”这个法学术语,最好将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与间接相对人统称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分别称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4、修改稿对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进行了较多补充完善。这种补充完善意义大吗?

姜明安:意义很大。例如,在证据种类中,增加了“电子数据”,这是适应现代信息化时代的需要,适应电子政务的需要;在证据规则中,增加了“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的规则,这是解决实践中一些被告不配合法院,故意不提供或拖延提供证据,造成法院无法裁判的困难的一项有效应对措施:你故意不提供或拖延提供证据,就判你败诉。另外,修改稿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对所有诉讼当事人的约束,对于依法、公正解决行政争议,有效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15、修改稿增加了判决的形式,能否解答一下,为什么要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取代原维持判决?为什么要增加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为什么扩大变更判决范围?

姜明安:之所以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取代原维持判决,是出于法理逻辑的考虑:原告起诉的要求是撤销或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的判决自然应该是满足或拒绝原告的请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法院不能撤销,但也不应该维持,而应该让行政机关自己去解决合理性问题。因此,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取代维持判决才符合法治精神和法理逻辑。

至于增加给付判决的理由,是适应裁判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一类案件的需要。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加快,行政给付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确认判决在实践中早已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早已作出了规定。因为原法规定的四种判决形式很难适应裁决实践中各种不同情形案件(如修改稿第73条列出的六种情形)的需要,如某人遭遇坏人抢劫或强奸,请求公安机关解救,公安机关拒绝,导致其被抢或被奸,其诉至法院,法院怎么判?撤销、变更、履行,都不行,只能确认被告不作为违法。

为什么扩大变更判决范围?因为原法规定变更判决只适用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案件,而实践中很多其他案件,如行政补偿案件,税收案件,行政机关确定的补偿数额明显不合理,或确定的税额明显错误,法院如果不能变更,撤销让行政机关重作,花时费力,对相对人和行政机关都不利。而且行政机关重作有可能让相对人仍不满意,从而导致重复诉讼,无谓耗费司法资源。

16、针对执行难问题,修改稿增加规定,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予以拘留。这一措施仅限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是否缩小了惩罚的范围?“予以拘留”指的是“行政拘留”还是“司法拘留”?是否意味着相应官员将“丢官”?

    姜明安:这里的“拘留”当然是“司法拘留”,是一种司法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因为拘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适用一定要非常慎重,能够采取其他措施保证执行的就尽量不要适用拘留。因此仅限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是适当的。受过拘留的官员(无论是行政拘留,还是司法拘留),都不必然“丢官”。只有有权机关(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撤职、开除等纪律处分情节的,相应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其撤职、开除处分,该官员才会“丢官”。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