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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前言与后记

作者:湛中乐   点击量:5800

《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前言与后记
 
(湛中乐教授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8月)
 
前 
 
   “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实践历程的考验。”[1]([美]约翰·S·布鲁贝克)
大学是一段传奇,这段传奇自产生便在人类历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从中世纪的波伦亚、牛津、剑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海德堡、科隆、法兰克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京师同文馆、南洋公学、天津水师学堂,到新中国的北大、清华、南开,我们看到的是以大学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我们领略的是以大学为动力开展的社会革新与知识创新。“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教育之良窳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2];大学是如此重要,也因其重要而如此夺人眼球、受人关注;不论国家上层建筑,还是市井街头百姓,均能对大学中的“人”与“事”论说一二;不论管理学、教育学,还是法学、社会学,无不将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甚至是重要、核心研究范畴,本书即以“大学”为基点探讨该领域中的法律治理及其相关权益保护。为什么要谈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首先请看一组案例:
……
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毕业证书案
2004年闵笛诉苏州大学自主招生案
2005年林群英诉厦门大学博士生招录案
2006年王琼等不服中央民族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
2008年海南中国医药大学建校委员会诉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撤销纠纷案
2009年西北政法大学不服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决定行政复议案
……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且在一定时期内引起了媒体、公众的广泛聚焦;它们或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或通过复议、申诉渠道处理,不管纠纷化解方式为何,体现的都是大学法治化的需求。自治与法治是现代大学治理的两个核心语汇;自治彰显的是“象牙塔”内独有的学术自由与尊严,而法治凸现的是高教治理规则于一国法制体系的呼应;自治与法治并行不悖,大学需要自治,大学更需要法治。现代高等教育不再是偏安于社会一隅的纯粹精神净土,其需要走出“塔门”迎接国家法度的考量。
大学法治既是实体法治,亦是程序法治。《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的颁布、施行为章程、校纪、校规等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划定了国家法“界限”,这些“界限”既有实体规范,也有程序要求;大学法治不仅要做到实体合法,也要做到程序合法;高教管理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也惟有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的有机结合,方能确保高等教育的和谐、有序发展。
当然,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自治与法治、程序与实体皆以权益保护为核心,大学权益保护既包括教师权益保护,也包括学生权益保护,更包括学校作为组织体的权益保护;师生与大学、个体与组织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治理的“法益”维度。
我们谈高教法治,更多触及的是高教管理,而管理则牵涉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组织与个体,涵盖组织的地位与职责、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纠纷的调处与解决等方方面面。在本书中,笔者将分四章探讨“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领域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章: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研究。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民事主体的三重视角厘定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并分析其内在权力结构、法人治理模式与外在“府学”关系。第二章:高等学校管理法治化。以实体规则为依托,阐述大学章程、校纪校规制定以及国家学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第三章:大学管理程序公正探讨。以程序设计为导向,诠解学生与教师申诉制度的既有缺陷与未来改革目标。第四章:教育行政纠纷处理与化解研究。则是以前述三章理论探讨为基点,选择我国高教管理的若干经典案例,具体分析个案中的法律权益保护与法治秩序构建。
“人们常常指责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而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同时人们公开指责它们准备对一切进行改革而不去改革它们自己”。[3]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执教二十余年的教师,笔者本书研究的即是朝夕相处的大学,探讨的是包括己身在内的师生与大学合法权益保障,并期待以此书唤起更多业内同行对大学法治问题的关注!
 
湛中乐
2011年3月于北大陈明楼
 


[1]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自序,第5页。
[3] [南斯拉夫]德拉高尔朱布·那伊曼:《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令华、严南德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从屈子行吟的汨罗江畔来到京城,一转眼就在北京大学学习、生活与工作近30个年头(1982-2011年)。在这美丽的燕园,我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有着许多特殊的经历与感受。在这些特殊的经历与感受中,就有我所看到或听到的大学生维权、教师维权和学校维权方面的种种遭遇和困难。正是这些经历与见证,促使着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思考。自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来,参与过不少国家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也参加过有关部门或机构对于教育方面疑难案件的专家论证与咨询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还有着对教育案件的特殊代理经历(当然这种代理既有诉讼阶段的,也有复议阶段的;既有校外申诉阶段的,也有校内申诉阶段的;既有过对大学的代理,也有过诸多对大学生的代理),这样就让我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每当忆起帮助有关当事人维权的特殊经历与感受,我更是感慨万千。下面我就举若干实例予以佐证。
第一例,80年代大学同学遭开除学籍处分无任何救济途径,暴露出大学生权益救济制度的严重缺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考入北大法律系学习。我的一个本科同班同学王某(当过班长,也是班里的预备党员),他因为在大四实习期间的一件事情(由于涉及收受50元钱,涉及是否“敲诈勒索”抑或“将计就计、深挖犯罪”的争议),被当时其所在的实习单位——安徽省某市检察院提请北大严肃处理(甚至明指要“开除学籍”),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在该检察机构看来,如果一旦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该案的“被告”而言也是要被开除学籍的,所以干脆事先给北大提出一个严肃处理该生的建议,似乎是在给北大一个台阶下,或者说是给北大这个名校以“面子”)。当时的法律系领导还派人与该检察院有过接洽,但检察院方面态度非常强硬(在那个时候,检察院有免予起诉的权力,也就是说可以作出有罪认定,但可以免予起诉。这样的结果对于学生来讲仍然是相当严重的)。我当时在长沙市北区公安分局实习(那时整个年级都是集体实习,往往一个班分为好几组,分别到全国几个相对固定的地方的公、检、法、司部门实习,当年这些实习基地就有长沙市、南京市、芜湖市和安庆市等地),等我们实习回来后,法律系分党委开会,要求严肃处理此事,最终法律系迫于安徽某市检察院的巨大压力(意思是北大若不严肃处理,就将对该同学提起公诉)就不得不对该同学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当时的法律系党总支书记、刑法专业的张文老师含着眼泪宣布了这一决定,大家都为这位同学感到惋惜。1987年9月中旬,我受法律系分党委的委托,拿着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有关介绍信陪着这位同学返回了他的老家——浙江省仙居县。我陪他坐火车和汽车辗转回到了仙居县城,然后又跋山涉水,步行了三个多小时才回到了他的乡下老家。在那里我见到了他年迈的父母和那纯朴、忠厚的兄长。那次特殊经历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的这位同班同学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认为自己收那50元钱只是“将计就计、深挖犯罪”,而某市检察院方面则认定为他是故意“敲诈勒索”,是“索贿”,这位同学认为一直是被冤枉的。这样,为着那“50元钱”,这位同学就被开除了学籍,开始了他另外一段人生经历。但是我想对于一个在农村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他来讲,这样一个处分,意味着人生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考验。我看着他年迈的父亲、母亲,看到他忠厚的兄长,我沉默无语。我同情、我也无助,我同情的是这位跟我一样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同学可能由于被开除学籍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可能出现的遭遇;我无奈,是看到这位同学认为他被冤枉,处分过重,而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在那个时候,即使被处分的学生认为冤屈,又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得有效救济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给学生提供救济的渠道,几乎是学校如何处理,学生都只有被动地接受。我想该处分给了这位同学太大的打击,而且完全有可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方式。我后来在想,如果当时有教育申诉制度,有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也许可以通过救济程序改变那个决定,至少是让该处分决定经受着更严格的检验。可以给那位受到处分的同学以必要的机会来获得救济。[1]
第二例,申钟诉中牟县教委案。该案涉及民办学校与县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争议,暴露出我国90年代初期社会力量办学方面的相关制度缺失和司法审查如何介入的困境和挑战等问题。1995年,曾经有河南省中牟县的一个民办学校负责人申钟因办学过程中与另一共同举办者陈卿之间产生矛盾,于是由县教委出面调停,后来还作出了一个会议纪要(该纪要由县教委与争议双方共同签字),大意是对学校的财产进行了有条件的处理,即一部分费用可以由申钟处理,但只能用作办学的启动费用。后来因为中牟县教委并没有完全履行义务,申钟便以中牟县教委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会议纪要所确定的义务。另外一个共同举办者陈卿则作为该案的第三人出庭参加了行政诉讼。该案一审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一审判决维持县教委的决定。后来原审第三人陈卿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后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在上诉期间,当事人之一的申钟,经人介绍,委托我作为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该案虽并未开庭审理,但是涉及到诸多法律问题,让我很感兴趣。包括,该“会议纪要”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纯粹的行政处理决定,还是带有“行政指导”意义的决定?该会议纪要中所涉的“可以由申钟另外办学,但该经费只能用于办学”究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力量办学暂行条例》的行为还是违反该条例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当如何处理好国家、政府(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与民办学校举办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初期,尤其是民办学校或者社会力量办学的初期,有着很多新的法律与政策问题需要探讨。[2]
在该案中由于涉及到申钟在本县申请举办另外一个职业学校未果,后来到相邻的新郑县办学,从而衍生出其他一些法律问题。那么在该案中,从申钟这方面来说,就涉及到其作为原学校举办者的权益保障和作为新设立的学校权益的保护问题。由于那个时候,《暂行条例》中只有学校合并的规定,而无学校分立的规定,就使得有关机构在处理该案的时候遭遇到许多难题。为了解决该纠纷,我曾经走访过当时教育部法规司的几个业务处领导,也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法官进行了沟通与交流。但是对有关法律问题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即使是教育部法规司的干部之间也存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异。据我所知,在当时,即使是北京地区的法院对待民办学校举办者之间的纠纷处理,也存在不一样的处理。自从那个纠纷出现以后我就对民办学校的有关法律问题特别有研究兴趣,包括其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也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在2010年年底,当法制日报《法制网》组织一个小型研讨活动的时候,我就欣然答应并出席了该活动,并就有关民办学校的一些法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3]
第三例,刘燕文诉北大拒发博士学位证与毕业证案,暴露出《学位条例》的制度漏洞,反映出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等规定的严重缺陷,更重要的是暴露出北京大学在对待刘燕文是否应当获得博士生毕业证和学位证方面的不公正评价。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则是一个了解高等学校法制问题的良好机会。该案折射出一系列的制度问题和制度的实施问题,同样也反映出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多重关系,非常值得研究。在我参与该案的代理期间,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当时的北大老师,作为一个讲授行政法的老师,同时又要受学校委托为北大辩护,其实内心非常矛盾。因为我作为曾经的学子,知道学生权益保护的相当不易。作为一名老师,往往要给学生讲授诸多的理论、理念和原则,引发学生去思考去探索,而这些理念和原则往往是一种应然状态;作为一名学者,更是要求具有批判精神,即使是文本规范,如果认为该文本规范是不合理的,也都要予以仔细地分析并指出应当如何进行修改和完善。可是,当你作为一名战士或律师的时候,你则可能要面对的首先是现存或既定的法律制度的适用。他们的角色各不相同,因此所强调的重点也会有所侧重和偏重。所以当我详细地了解了该案的缘由和背景的时候,我曾经给当时的校领导反映过,希望该案的发生应当引起学校领导的足够重视(1998年,正是北京大学校庆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甚多,引起全社会瞩目),希望学校领导能够出席在法庭上以示对司法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北大学子的尊重。当时担任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周其凤教授(后来他被调至教育部学位办担任主任、调至吉林大学担任校长,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根据学校的安排,同我一起担任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的代理人。通过对该案的参与,我切身体会到学生权益保护的不易。海淀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人,所以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原告的位置上为自己辩护,其后有我们宪法行政法专业的两个博士生(一个是博士生何海波,现在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另一个则是何兵,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有意为他提供帮助,我也特别支持他们能够给刘燕文提供法律帮助。为此我还给研究生院学位办的老师们打电话,希望学校采极其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两人的举动,不要因此而为难学生。基本取得学校有关方面的同意后(至少是不反对),何海波和何兵才理直气壮地为刘燕文进行了辩护。两个人的辩论非常精彩,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才使得双方在形式上有了对等的交锋。一审判决北大应当尽快为刘燕文颁发博士生毕业证,并宣布原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无效,责成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一审结果出来后媒体有许多报道,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秦惠民教授还在人民大学组织了一个中型学术研讨会,围绕着该案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北京大学提出了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邀请我去谈了对一审判决的意见与建议,二审以一审法院诉讼时效未能查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那个案件的代理中,我内心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纯粹从法律方面讲,尤其是在当时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和早期的司法解释中,有关时效的规定,是极其不利于原告的。如果要证明其不断在寻求有关部门的救济,这种证据也不容易找寻,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去咨询或询问,也许原告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和意识,要去为未来的官司作个准备而留下证据。另外一个方面,原告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其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的表现,其跟随导师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所提交论文的情况等,实际上都是有比较好的表现的。从出席其博士论文答辩会议的情况来看,有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北理工等多所大学的七名博士生导师的不错评价,七票全部通过。即使到了系里学位委员会分会讨论时,13人中也只有1票反对。但为什么到了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讨论的时候,出现了6票赞成,10票反对(最初学校是这么在决定书中写明的,实际上是7票反对,3票没有填写,视为弃权)。还是在一审开庭的过程中才发现其实并非10票反对,而只是7票反对,还有3票是没有填写而视为弃权的。所以我一样感觉到问题的存在,包括答辩委员会、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能否投弃权票以及一旦有人投弃权票以后如何计算等问题。我个人认为,刘燕文的论文答辩应该是明显通过的,按照一般理解是应当得到毕业证的。可是1995年12月的时候,北大是实行“一证制”(即只有学位证没有毕业证,据说是跟国际接轨),1996年夏天以后北大也开始实行了“两证制”。这就意味着按照1996年的标准,刘燕文也是可以变通获得北大的博士毕业证的。为此我跟北大研究生院的领导反映过。至于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法院确实无法判决直接发放,而只能认定原决议无效,从而启动一轮新的程序。由于事先我已有赴美研究的计划,就只参加了该案的第一轮诉讼(一审和二审)。新的一轮诉讼,对于刘燕文极为不利。过去海淀法院曾经为学生权益保护所做的努力,终因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使得刘燕文案件终于以令人遗憾的结局而告终,它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考,留给当事人刘燕文是难以言状的伤痛。这场官司尽管以北大胜诉而告终,然而我半点都高兴不起来,相反,更多的是我对原告的同情与惋惜,是对北大某些不合理制度与规则的不满,包括对于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运行机制做法的不满。当然还有最终导致刘燕文败诉的所谓法律制度(这里包括行政诉讼法的诉讼时效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诉讼时效等问题)或法律规则中存在的问题留给人们的思考。我想如果不以诉讼结果来评价的话,刘燕文案是中国教育法制史上一件重要的事件。无论光荣或耻辱,无论大学或法院,无论是原告或者被告,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世俗社会的潜规则,这样一件诉讼事件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思考。它直指制度或规则的不合理、它透视着象牙塔中的不公正现象,即使闪耀着美丽光环的北京大学,也一样存在着种种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判断和结论。当一个纯朴而善良的学子要在法庭上控告曾经培养自己的母校的时候,他该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助,他该是多么的矛盾和惶恐。其实我也一直为此而心中不快。所以当我从美国归来,我决意做点什么,好让人记忆起这个不该让人忘却的故事。至少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人记住,在北京大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件,它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它可以让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评点。正因为如此,我后来收集了有关学者针对此案的文章、相关媒体报道和有关诉讼文书等,并取名为《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写,“该案表面上看来,反映的似乎是一个所谓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其实最终反映的还是一个制度的合理设计问题。所以与其说刘燕文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审结果的“牺牲品”,不如说是现行《学位条例》和北大相关规定的“牺牲品”。我这样说并无意从根本上否认该法和其他规定曾经和正在发挥的作用,但是却也从类似的案件中看到了该法与相关规定在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尽快予以修改和完善”。[4]
第四例,张某不服复旦大学开除学籍处分案。2004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张某[5],本要公派出国留学的,不料被大学开除学籍。原因就是他女朋友苗某(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当时的大四本科生)在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二专业考试时[6],在试卷上写下了“张某”的名字,而被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定性为“代考”和“被代考”,双双被开除学籍。张某不服,向学校申诉。学校维持了该决定。后来多次向上海市教委申诉,一直没有回复。一年多以后,上海市教委才有一个简单的按信访来处理的结论。张某不服,向教育部提出行政复议。张某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上,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代理该案。自从接手张某不服上海市教委决定案来(复旦大学是该案第三人),我既要与其委托的南京律师刘云峰先生沟通,又还要跟张某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要跟教育部的有关机构沟通情况与意见,那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案件。通过对该案的代理,我更加感受到大学生维权的不易。张某的爷爷、父亲曾经专门来北大找过我和教育部的官员(2005年5月某日,北京大学正举办海峡两岸高等教育法学术研讨会,有关人员正好出席了该会议),希望向他们反映情况。我曾经为此以当事人的名义申请过复议中的听证,但是最终未能得到批准(实际上是没有回音),甚为遗憾。但是该案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校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存在一个严重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问题,更不用说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问题了。学校里凭什么就来判断是张某让女朋友代考的呢?不注意听取当事人的合理解释,就主观臆断为“代考”和“被代考”,实际上就很可能简单地葬送两个年轻人的前途。苗某本是大四女生,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生干部[7],后来为此几乎变疯(因为她针对开除学籍提起的诉讼,法院都以不属于行政审判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张某也因为这一开除学籍的处分,不仅被取消了公派出国的资格,还使得他丧失了在复旦大学继续读书的机会。为此张某这个特别忠厚老实的孩子总希望学校能够认真调查,但是都被学校无情地加以拒绝。他父亲和祖父也为着孩子的事情来北京找我,我十分同情。我原本认为有机会通过申请教育部举行听证,然后跟学校(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认真谈判协商,意在获得妥善的解决方案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因素影响,最终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以教育部的名义作出了维持学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复议决定。原本一百个不服的情况,因为复旦大学有条件的承诺(意思是张某可以再报考复旦大学,如果一旦上线还是可以被录取,甚至可以将过去所学的学分折抵),非常遗憾,张某及其家人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放弃诉讼,自担风险——不再就不服复议决定而诉上海市教委以及两所名校,只好全面备战高考,一心希望能够达到复旦大学取录线。这样选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时隔三年后,让张某再次参加普通高考,而且还要达到复旦大学的取录线,实际上是相当的不易。万一如果没有考好,就可能什么都没了。在重重压力下,张某及其父亲的最终选择让我非常的担忧和牵挂。万幸的是,他终于达到了复旦大学的最低取录线,这个时候我也跟教育部有关部门积极联系,希望复旦大学能够兑现承诺。总算经过了坎坷和曲折后,张某通过自己的百般努力重新走入了复旦大学,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但是,作为作出处分决定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难道就不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吗?如何处理好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关系,即使是一个违规或违纪行为,能否遭到另外一个学校如此严重的处罚或处分呢?在对特殊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案件,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作出结论和判断呢?因为张某的案件,我感受到当今社会里的许多案件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学校某些办案人员的武断和臆断,或者说是并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就简单作出结论的。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才可能有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张某案,我也看到了我国大学生校内申诉、校外申诉和行政复议过程的困境和问题。
第五例,林群英不服厦门大学博士生招生录取案。2005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的学生林群英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我,希望我为他未被厦门大学法学院录取而提供法律帮助,包括出庭等。由于我当年5月份眼睛做过视网膜脱落的手术,一段时间内不能乘坐飞机,不能用眼过度,所以我答应只可以为之提供咨询和参考意见。至于出庭一事,我则婉然谢绝了。我们虽然过去从未谋面,但基于他对我的信任,我答应愿意为其帮助。所以我还将我的手机号码和其他联系方式都告诉他,只要有任何消息或动态,他都可以随时联系上我。我一直鼓励他亲自出庭,告诉他作为一个法律硕士研究生,尤其是要考博士的研究生,一定要将其当成一个绝好的锻炼机会,自己去为自己辩护。根据他的介绍,我大致了解到基本案情。在当时,这样的案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绝不会立案的,所以很担心当时的厦门基层法院是否立案。还真幸运,厦门大学所在的思明区法院竟然立案受理并告诉林群英会择日开庭。这个时候的林群英和我一样兴奋,因为毕竟有个“说话”的地方(据他说,他已经寻求了法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解决,但都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和处理方案)。林群英便和我联系,如何出庭应对法庭的提问,如何就有关事实问题与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包括学校招生规则和法学院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何去质证被告方所提出的相关证据等等。开庭以后,我们就急切地等待着一审判决。针对着一审判决后来又继续上诉,希望二审法院能够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判决。尽管结果对林群英不利,但我想该案的受理和判决都涉及到了诸多有意义的法律问题。我想这样的经历对于林群英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大概是后来结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再联系我,然后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西门外的一个地方相见了,再后来听说他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按理说他今年该博士毕业了吧。该案的审理和判决直指大学博士招生过程中的标准与程序,当然也涉及到所谓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司法审查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大学和各院系在招生环节中的自主权分配、涉及到各院系招生规则的地位和作用等非常具体细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甚至拿此案例来对比分析北大法学院曾经发生过的“朱甘事件”(只在网络上交锋,并未走司法途径),那也同样是一个涉及大学生博士招生案中的公平与否的案件。
第六例,王某、侯某、张某等不服中央民族大学开除学籍案。2006年3月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余雅风博士给我电话,她说有几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王某、侯某、张某因为违反学校的规定被开除学籍。她们找她求助。然而她建议她们来北大找我。只不过需要先询问我是否同意跟学生们见面。当时由于我特别忙,课程也多,我说,我只接受材料,不跟家长和学生见面。我其实是担心我心太软,我见不得人家伤心落泪。她说可以的,但是事后没过两天,她还是带着几位学生和家长来到了我居住的博雅西园小区会所。三位学生及其家长都非常激动,见了我便声泪俱下。我先是安慰她们,让她们一五一十地叙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来找我的具体目的和要求。原来是2006年1月份的期末考试中因为夹带纸条等行为,被学校认定为作弊,并张榜公布了作弊考生全名及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随后这几名学生向北京市教委提出申诉。2月28日,市教委以“程序不当”为由,撤销了民大的处分决定,并要求学校重新处理。这几位学生及其家长希望我为她们进行第二次校内申诉并参加其听证会。说实话,我还从未参加过大学生校内申诉程序(即使北大有所谓规定,但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听证,早期的北大听证其实名实不符,因为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与辩论等程序,被处分人及其代理人根本就不出场)。我再三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帮她们去参加校内申诉过程中的听证会。3月份中央民大召开了仅有事件相关人员参加的听证会,并于会后再次作出开除作弊学生学籍的处分决定。学生们仍然不服,于4月末再度申诉至市教委。历经近4个多月的等待,当然也包括这期间我们与民族大学校长和几位副校长的沟通以及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的艰难沟通。最终9月8日晚5点15分,我和这几位学生和家长在北京市教委的大楼里某个办公室里,收到了市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以“处分不当”为由,再一次撤销了民大开除作弊学生学籍的处分决定。又经过了几个月的艰难博弈,最终中央民族大学还是让学生们重新返回了校园。这次的经历使得我对校外申诉制度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有了新的认识,但是我也确实感到一个大学生的申诉是何等的艰难。同样还有学校的管理也更需要精细化和法治化。学校的规章制度也需要符合上位法规定。要充分体现出教育部21号令所提倡的“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8]
第七例,杨某不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记过处分案。我在接到杨某的来信和电话后,表示不一定代理(因为在浙江他请律师进行了代理),但可以“背后”支持他。最终通过各种努力,使得他遭受学校处分的决定最终获得圆满解决(被学校以新的决定——撤销原处分的通知加以解决。事后,他跟他的父亲还专程来京看望我,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城市学院法律系的本科生,为了洗清自己本不该有的“污点”,为了一个即使较轻的处分——“记过”,也是在向学校申诉和向浙江省教委申诉未果的情况下,坚持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他说如果连自己的权益问题都保护不了,那以后还学什么法律,如果大学可以任意的处理一个学生,而让学生忍受煎熬,那么这样的学校又有何存在的价值。我记得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也很大。是呀,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不公正现象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默默忍受和承担。这样埋下来的往往是激愤和怨恨,是对社会或他人的仇视。尤其是当一个人遭受冤屈而无人相助,给予人们的打击和伤害其实是巨大的。杨某就是一个以自己行为勇敢捍卫自身权益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数年之后的2010年10月当我去澳门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居然在那里遇见了在澳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他。我为他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但愿他以后能有更大的作为,但愿他或类似于他经历的朋友们能够从这个案例中看到权利保护者坚持不懈的良好结局,体会一个法治社会里权利保护者的不舍追求的价值所在。
第八例,段甲不服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拒发学士学位证案、段乙不服北京电子信息科技大学退学案,涉及学校合并前后有关大学规章制度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案件非常令人头疼。两个案件其实都涉及到学校的规章制度的适用问题。段甲案是发生在两校合并前的北京医科大学时期,涉及到具体几门不及格可以补考,但不能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问题,段乙案则涉及合并前的大学和合并后的大学的规章制度以及适用问题,这两个案件并非是学生违纪所导致的。我都去了这两个学生曾经就读的大学有关部门交换过意见,但是学校都表示无法解决。后来只好分别按程序向北京市教委申诉,结果市教委针对段乙案则以信访决定的形式维持学校的决定。针对段甲案则认为学位问题不在申诉范围之内推脱管辖。这样段乙案就只好以市教委为被告,在西城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结果可想而知。段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我和段乙的母亲全程参与了该案的一审和二审。法院最终的判决令人费解。段甲案则以北京大学(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单位撤销后,由承受其权利义务关系的机构作为被告)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海淀区法院则以不属于行政审判范围为由加以拒绝。段甲不服,继续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予以驳回上诉,维持了原来不予受理的裁定。在对于段甲案件的代理中,由于段甲本人身在美国就职,很多工作是由她母亲协助办理的,她母亲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非常理性,但是对于学校有关部门的态度和市教委有关人士的态度以及法官的处理都非常的不解和不满。段乙的母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为了儿子的前途经常以泪洗面。在法庭上泣不成声的痛苦和委屈,让我感到非常的同情。段乙案子的对方代理人,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律师,他叫邱宝昌。据说他是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专业顾问律师,但这次他不是为“消费者”辩护,却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强者”——大学辩护。我们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但后来法院还是将天平偏向了大学。我至今认为,在段乙案中,更多的是反映出大学规范适用中的问题。段甲案则反映出大学制定规章制度时对有关问题疏于考虑的欠缺与遗憾。如果仔细分析,仍然是有很大的裁量空间的,我们仍然可以对这类案件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和解剖。
第九例,梁某不服中央美术学院开除学籍案。[9]
 2007年3月20日,梁某、边某来到我办公室,将有关开除学籍的材料送过来。后来他们委托我参加了学校内部的申诉听证。这是我接2006年以来的第二次大学内部听证。可以看出学校还是非常重视的。客观地讲,尽管中央美术学院是第一次举办这种听证,但是还是看得出,基本上是按照一套比较规则的程序进行的。从形式上讲,由学校有关部门举出事实和理由,然后由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质证与辩论。在那次申诉的听证会上,我作为梁某的代理人,重点就证据问题和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学校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在给予梁某批评教育的同时,能够减轻对梁某的处分。但听证后的若干日子里,学校仍然做出了维持原处分决定。梁某不服继续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申请申诉。8月中旬市教委做出了维持决定。10月底小梁不服市教委决定,以北京市教委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我仍然受委托参加了诉讼。北京市教委作为被告,由周乐等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中央美术学院则作为第三人,其聘请了当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师周泽代理出庭。不久,西城法院再次通知开庭,就有关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数月后,西城区法院做出了维持市教委决定的判决。梁某仍然不服一审判决,于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来我仍然受委托参加了二审的开庭审理。尽管最终结果不利于梁某,但是应该说通过对于该案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以及一审和二审开庭的全过程看来,毕竟走了一个完整的程序。但在这个完整的程序中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在整个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我认为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着诚信教育的不足,使得有些学生在考试时违规违纪心存侥幸,另一方面学校在对于处理违规违纪的学生的时候,要么就是出重拳打击,要么就是束手无策,或放任不抓。学校应该如何根据具体情况对于违法、违规、违纪的学生作出适当处理,本身也是检验一个大学法治水平的重要尺码。如何真正还教育本来的面目,真正实现教育、感化的功能,做到通过一个事例来教育学生,让其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仅仅是所谓的处罚,我想更多的是在惩戒的同时,更注重教育和感化。对待一些情节轻微或后果并不严重的学生,更多的是要给严肃批评的同时,给予其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一味开除了事,将学生推向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到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如果能够顾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果能够妥善第处理好学校与个人、学校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我想就必须由有爱心、懂法律和教化的老师来妥善处理跟教师、学生之间产生的各种纠纷。
第十例,西北政法大学“申博”行政复议案。2009年4月底,曾经被西北政法大学邀请参加了“西北政法大学“申博”行政复议案”的专家论证会(于国家行政学院)。其后,又受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之委托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复议工作。接受委托后,我曾与另外一位代理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的教授、当时西北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王麟教授一起去陕西省政府法制办公室递交过有关代理材料,也跟法制处的领导谈了我们的代理意见和观点。2009年7月18日,我还在北京大学博雅会议中心组织了从事宪法、行政法和教育法研究的学者等一起讨论了“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意在对该案所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澄清。也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和教育行政诉讼工作的发展。当时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和教育部法制办的干部、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干部。他们都是受邀来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的,因为这样的案件也是非常难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为了维护学校的权益,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进一步探讨教育体制改革中所遭遇的问题,就召开了这样的研讨会。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发言的观点也十分犀利。我想这是我们学界对于发生在社会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必要的反应,其实无论复议的结果如何,西北政法大学的维权之举都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10]在北大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不久,陕西省教育厅的一位副厅长和陕西学位办的主任还专门来到北大法学院陈明楼我的办公室里,跟我见面交流。我也毫不掩饰我的态度,跟他们两位作了坦诚的交流。据我所知,虽然没有以文字记载下来那一场景,但事实上曾经的西北政法大学申博行政复议案,却是以否定被申请人的原决定而结束的。只不过新的一轮重新投票的结果仍然是让人回味无穷。
第十一例,甘某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案。2007年5月,我收到一封陌生电子邮件,那是一个学生家长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后给我发来的信件,我按照惯例给学生家长回了信。也正是因为这封回信,使得我与该案的处理一直相伴相随。那个案子涉及到暨南大学对她读研究生的孩子因为某一门课的作业问题(要求以短论文形式作出)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学籍处分。当事人经历过向广东省教委申诉,省教委责成学校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学校仍然坚持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学生及家长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经反复辗转,最终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理,一审判决学生败诉。学生不服,继续上诉至广州中院。中院经过重新开庭审理,维持原判。经过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不得已最后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申诉。2010年12月31日下午,我和甘某的妈妈以及另外一名律师去最高人民法院参加甘某诉暨南大学开除学籍案的听证会。在那个庭审会上,审判庭上面坐着行政法庭的两位法官,下面坐着书记员。对面是被告暨南大学学工部部长(应该是某学院的教授)和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他们都是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我们在法庭上交锋争辩,阐述各自的立场观点。一直到下午近5点时才离开。甘某案,是经历了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一审、广州市中院二审和省高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后,当事人不服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可见时间之长、难度之大。据了解,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教育部学生司和高教司以及法制办等正为此事的合法和合理解决而努力呢。假如最高人民法院能够提审这个案件,或者说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有关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则将是一个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另一个典型案例。
第十二例,2007年郑某不服北京联合大学拒绝发放学士学位案。2007年3月,北京联合大学东方信息技术学院学生郑某通过网络跟我联系,希望我为她提供帮助。经初步了解,郑某是北京联合大学东方信息技术学院2003级的本科学生,2003年春季入学,2007年春季毕业(具体说是2007年1月下旬毕业)。但毕业时学校并没有给她颁发学士学位证。由于学校拒绝向本人发放学士学位证,自从毕业后几个月来,多次找过学校有关部门,但一直未获解决。在郑某及家长的催促下,2007年8月1日,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办公室终于作出了《关于郑某信访事项的答复》,并同时交与学生由学校教务处出具的《关于东方信息技术学院郑某同学学位问题的调查情况说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该《答复》的规定,她有权在收到该《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请求申诉。她和她母亲(代理人)于8月29日向市教委提交了有关申诉书,政策法规处的领导告知她只能就所受记过处分提出申诉(关于请求确认北京联合大学不予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违法以及请求责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郑某是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予以审查的申诉书提交给了市教委负责信访事项的办公室)。所以她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复查,重新调查相关事实材料,并在审查完毕后,撤销北京联合大学针对其所作的记过处分(或确认北京联合大学针对其所作的记过处分无效),并责令北京市联合大学为郑某颁发本科学士学位证书,以保障她一个大学生应当享有的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以及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后,申诉决定维持了学校的决定。当事人不服,于2008年2月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复议仍然维持了申诉决定。郑某仍然不服,以北京市教委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北京联合大学作为该案的第三人。我全程参与了该案的代理过程。一审判决维持了市教委的决定,郑某仍然不服继续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何规范大学里的处分与学位挂钩的行为?如何规范学校内部的申诉处理程序,如何防止大学以信访来规避有关部门的监督和大学生的权利救济?对于大学内部的处理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监督和审查。
我不再一一例举我曾经参与论证咨询或代理的教育申诉或教育诉讼案件了[11]。这20年多年来我所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已经让人明显地感受到对一个学生的处理或处分对于人生的巨大影响。其实对于一个教师或教授的评价或处理,对于一个大学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公立学校尚且如此,对于民办学校那将更为不易。所以在当今社会里,我们强调的是都要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也有一个依法维权的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年来,所谓高考移民背后折射出的不公正问题,或者说是地域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以及“政审”门引发的复议与诉讼案都浮现出来。近10年前我记得曾多次参与过教育部和最高法院召开的会议,意在推动教育行政诉讼的开展,但后来不知何故一直搁置。2010年当我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的那年里,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前往南京参加有关教育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的有关研讨会,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以为沉默了近十年的教育行政诉讼总该有个崛起的时候了。但我想中国现实的需要便是最后的证明,开弓没有回头箭,时代需要我们的立法作出重大的修正与调整,实践需要我们的司法去解决形形色色的纠纷。社会需要一个更加理性和智慧的选择,公民权益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所以一个全方位维护个人权益,维护大学生权益和教师权益,乃至维护大学自身权益的法治系统便应运而生。
在过去的近30年的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那么多的教育行政争议,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某种素材。在这段时间里,我也陆陆续续撰写了一些有关高等教育法治方面的论文和案例评析方面的文章,有的是我独自撰写,也有的是跟我的博士研究生或者硕士研究生合作完成。这些研究生是李凤英、韩春晖、高俊杰、苏宇、徐靖。跟学生们的探讨与交流,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此真所谓“教学相长”。此外,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支持我将曾经发表过的相关论文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予以适当编排处理,并定名为《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希望它是对前段时间有关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方面的一个梳理与总结吧,不当之处还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湛中乐
2011年3月于北大陈明楼
 


[1]几年前有个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也谈起了这样一件往事。它对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具体见刘永良:《湛中乐:学子的保护神》(为保持原文题目,我未改动,但对于记者给予的评价实在受用不起——作者特注),中国新闻报,法制人物。见http://zhxwb.xplus.com/zhxwb/20070727/index.htm。
[2]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当时负责这个案件审理的是岳志强法官、罗锁堂法官和段小京法官。二审上诉人(也是一审第三人)是过去中牟县的职业技术学院(法定代表人是陈卿)。其代理人是当时国家行政学院的应松年教授和郑州大学法学院的沈开举教授。具体内容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河南电器化学校与申钟、河南省中牟县教育委员会的行政判决书——(1997)行终字第14号。见中国申诉网:http://zgss.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68,2011年5月访问。
[3]见陈丽平:“民办教育机构产权关系仍待法律进一步明晰”,载《法制日报》,2010年12月9日。法制日报副总编辑常少扬主持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何山,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滕纯,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执行会长钱治安教授,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湛中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锦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际刑法学协会执行委员暨副秘书长,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常务副秘书长卢建平教授,长春大学旅游学院董事长西志敏,律师张笑梅等出席研讨会。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0-12/09/content_2390697.htm?node=20908.
[4]湛中乐主编:《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5]根据张某的申诉材料得知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中共复旦党校、共青团复旦一期团校优秀毕业生、复旦大学校团委干部、药学院学生会干部;2004年4月份被学校选送公派赴日本留学,同年6月8日接到日本长崎大学通知,本将于当年10月1日赴日修读。
[6]根据当时上海几所大学的有关规定,大学生可以跨学校选修第二专业的学习。张某和苗某就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会计专业作为第二专业。“二专”是学生的一种课余培训,二专与双学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是本科以外的另一个本科学习。二专不等于一个学位。二专讲课是专门为读二专的同学开设的,所有的同学都是读二专的,不存在“一专”的同学。结业后主办学校发的《第二专业证书》不能取得学位。类似考一种证书。
[7]据有关资料显示,苗某曾获复旦大学人民奖学金证书、复旦大学优秀团员、复旦大学三好学生、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任首任复旦大学团委医院联络部部长等。
[8]有关内容可以参见以下相关报道。徐笛:“市教委再撤民大开除令”,《北京青年报》2006年09月11日。郭少峰:“民大称尚未收到市教委处理决定”,《新京报》2006年09月12日。刘薇:“民大未执行教委决定书”,《京华时报》2006年11月15日。
[9]李亮:“作弊处分制度:重在教育还是重在处罚”,载《法制日报》2007年09月02日。
[10]有关该会议的报道,可以参见北大公法网。
[11]如闵笛诉苏州大学案与闵笛诉省教育考试院案。为了该案,2005年12月2日,我和应松年教授、马怀德教授、刘莘教授参加了案件论证。而且与闵笛的父亲闵金达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了解案件的进展,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此外还有很多虽然一直没有与当事人谋面但对有关问题进行过咨询与建议的案件,如刘兵不服北京印刷学院开除学籍案的来往通讯,主要是我和家长之间进行的电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