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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没必要反民主——回应贝淡宁教授的评论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3569

    

                                                   儒家没必要反民主——回应贝淡宁教授的评论  

                                                                         张千帆

        自《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以下简称《尊严》)一书出版后,受到不少学者的肯定和鼓励,但也不乏批评和建议。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我在五月初召开的“儒家宪政研讨会”上的定性,这本书是相对折中的“中体西用”的现代版;或用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儒家思想是“包在破布里的金子”。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难免见仁见智,折中立场很容易同时受到“两面夹击”:有人否定“中体”,有人否定“西用”;有人认为儒家传统整个是一块不可救药的“破布”,有人则认为它是几乎完美无瑕的纯金……

       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 Jr.)是后者的代表。他今年5月在《新产经》上发表的“尊严能化解儒家与民主的张力吗?”一文指出,《尊严》基本上是以“西用”去诠释“中体”,因而仍然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评判中国,对中国传统的优良成分未能予以充分肯定,对西方自由民主的问题则未予以充分重视。他首先指出,儒家立场和自由民主存在不可调和的成分,譬如在“孝”这个问题上。在西方,家庭的亲情是自然发生的,但并不构成道德或法律义务;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是消极的,只要不构成虐待就基本可以了。但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最开明的儒家也不会解脱子女孝顺的绝对义务。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存在根本分歧,或中西方对“孝”的不同理解会构成中西沟通的根本障碍,尽管这个问题确实是中西方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引起的。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但是在世俗的儒家文化,“天”只是祖先的泛称,子女的生命被认为是父母赋予的,因而也要对父母承担绝对的义务。然而,我们似乎都承认,“孝”虽然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很重要,却未必被解释为对家长的绝对服从。《尊严》引用《孝经》等经典证明,儒家对“孝”的理解是可以很合理、很开明甚至很自由的。至于“孝”是否应当构成一种不可解脱的终极义务,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大可见仁见智。虽然过分狭隘的家庭观念已被普遍认为对社会发展不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还是坚持子女有尽孝的义务,那么其实没有谁能阻止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甚至上升为法律义务。事实上,由于儒家传统遭到破坏、城市化造成农民工家庭长期分居、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等原因,当今中国老人的生存状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虐待甚至导致老人绝望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实我们根本不指望回到中国古代家长享有绝对权威的时代,如果能够像西方社会那样保证“老有所养”、子女对父母有一个基本尊重就很不错了。如果有人想制定一部尊重老人基本权益的法律,不仅我乐见其成,而且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也未必反对吧。我们往往把自由民主看得很“自由”,好像一切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其实人家比我们更严苛的法律义务实在是多了去了。

教授(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更有力的论点指向自由民主自身的问题,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民主在许多国家实施得并不好,即便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美国保护的“只是富人阶层的利益”;选举与其说是“一人一票”,不如说是“一美元一票”,金钱政治十分严重。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也是“左派”常用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民主政治和金钱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自由的现代大众政治尤其如此;要组织竞选班子、要宣传、要公关、要拉票,而这一切又不能由某个垄断组织白给,那就意味着需要钱。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如果真要杜绝金钱政治,就得回到古希腊的抓阄制度——如果还回得去的话,不妨设想一下在近14亿人中抓阄决定谁来做总书记的可能性。真正的民主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挑战,左派的问题在于从单一视角夸大问题并一概否定。也许美国社会福利与平等程度远不能让左派们满意,但是要说它什么都不做,“只是”保护富人的利益显然言过其实了。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司法人也有“言论自由”,可能对金钱政治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些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在重蹈美国的“覆辙”。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世袭制或抓阄制,还要保证公共政策对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负责的话,那么人类迄今除了选举民主之外还没有看到其它可能性——换言之,我们还得和金钱政治打交道,实质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私人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防止金钱的不当影响,而左派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方案。

如果以上第一个层次的意思是说民主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统治,那么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则是多数人统治未必是善治。贝教授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民主至多只能保护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保护非选民的利益,譬如外国人、尚未出生的后代乃至动植物的利益。不过贝教授可能忽视的是,他刚才颇为鄙视的美国的联邦宪法权利并不局限于美国公民;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也适用于外国人,因而外国人除了没有选举权和社会福利之外,在美国和美国人享受基本同等的权利。当然,一个国家也可以尽情放开来欺侮外国人;但是即便那样的话,天也不会塌下来,大不了外国人不去就是。同样的自然主义态度也可以回应后代利益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实在过于自私,连自己子孙的钱都要花完、资源都要用光,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嘛,那些本来就不喜欢西方文明的左派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儒家是不会这么“洒脱”的,他们会致力于寻求解决多数主义民主看起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反民主的基本逻辑完全应验了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小人”,只在乎自己的幸福,而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和自己无关的主体,因而要照顾到这些主题的利益,只有依靠有德性(利他主义)的“君子”,而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注定是社会少数。这样一来,少数人的统治简直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拣选这些人,以保证他们是“谦谦君子”而非“小人”。历史证明,儒家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显而易见的是,学问不等于道德,甚至不等于治国能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生未必将经典教导的道德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使得掌权者最终只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那么聪明过人的“君子”滥用起权力来恐怕只会比目不识丁的“小人”更有智慧。在历史上,科举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没有必要夸大它的成功或回避它的问题。今天还有“新儒家”在沿着同样思路寻找纠正西方民主偏失的东方专制主义药房,不过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值得认真考虑的方案。

教授强调,政治过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选贤与能”,并认为在政治上有必要区分“君子”、“小人”,进而建立一种超脱于小人利益的政治制度。最后这句话体现出他对“小人利益”的蔑视,并提示了一种危险的个人主观倾向——为什么要“超脱”小人利益?凭什么说“小人”利益就不值得尊重?难道“小人”们还不如动植物重要吗?现代民主的根本是在于以人为中心,而且每个人的价值是平等的,“君子”并不比“小人”更重要,国家所要服务的正是多数“小人”的利益;“一人一票”体现了这种基本平等,即便超凡脱俗的“君子”也只有一票。当然,威权主义者从来不漠视“小人”的利益;相反,他们很关心,甚至过于关心——他们总是担心“小人”们太无知,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而总是忍不住要替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断。问题在于,传统儒家的药方不仅存在明显而难以克服的认识论问题(如何鉴别真正的“君子”),而且也存在傲慢的话语霸权倾向(我认定的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优于你认定的价值)。如果后代或动植物的利益确实需要保护,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最稳妥的方式是说服大多数“小人”接受这种看法,而不是依靠极少数不知怎么产生的因而也极不可靠的“圣人”。

教授显然知道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对此非常悲观,坚持认为民主社会的多数人“不可能”改变政治制度,以便为他人提供一种更优良的生活方式。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改换了命题,从人类统治的一般问题转移到保护后代乃至动植物利益的“后现代”话题。毕竟,人类统治主要是为了现世人的幸福,而民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政治上保护自己的利益。何况中国和西方不同,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要考虑活着的这些人的基本生存。当然,多数人确实是理性自私甚至目光短浅的,因而要说服他们善待后代或动植物也许不容易,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反对民主或提议根本的制度修正。我也不赞成过于悲观的立场。既然贝教授认为保护后代或动植物利益是不证自明之理,为什么其他人不会同样认为呢?如果在义利之间,多数人难免“重利轻义”、不能自持,那也未必不能通过法律“强迫自由”,让自己做道德正确的事情。

其实,真正的儒家应该更加乐观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倡回到儒家思想的本原,因为西方的主流文明反而对人性比较悲观,从中不容易开拓出自由、民主、人权来。当然,儒家所说的善良本性只是人的一种潜质,需要经过教育、学习、实践之后才能成为成熟的德性。如果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道德权威的话,就让它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发挥作用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教育不能普及到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成为具备基本道德和政治素质的公民。既然如此,儒家是没有必要反民主的。中国道德文明之“体”完全可以和西方宪政文明之“用”对接起来,甚或衍生出有点自己特色的宪政民主制度。

作为一位西方左翼学者,贝教授能反思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传统并在异国政治文化中寻找积极因素,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我们要学习他的态度,但我不同意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好像只有背离了自由民主才能到儒家思想中来,为的就是“淘”到一些威权专制的东西。如果我们以更加同情的心态看待儒家,那么让孔子在两千多年之后回到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我相信他一定会发现宪政民主是更贴近儒家理念的制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Ba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