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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错在哪里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3545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是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众所周知,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其中也包括行政管理者本人的学术发展潜力,炮制出大量假大空的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情操和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大学的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每一个领导都喜欢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没有他地球就不转,其实背后的逻辑也昭然若揭:如果大学根本不需要怎么“管”,那还要他干吗?“管”得再卖力,能把大学“管”好吗?事实上,大学还真不需要怎么管。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该管的地方,一个是法院,一个是大学。行政化必然使这两个地方变质,使法院不成其为法院,大学不成其为大学。当今中国这两个地方的表现都远不能让社会满意,和它们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倒不是说大学或法院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哪个机构的有序运行都需要一套基本程序规则,但是大学和法院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和决策者应该主要是教员和法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和法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仅法官不能独立,学者也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法院则出不了像样的判决。


  大学之所以不需要行政化,是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的。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于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但即使这一类活动有时确实需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是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我们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哪位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那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这样的人即便教也教不会。学问则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学术是做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请问哪个领导有那么大能耐,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呢?


  事实上,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一旦把心思花在做官上,很难成为一流学者,我们也不应该将一流学者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行政细节上。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是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就是一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因而大牌教授很少会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之外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头衔,名片如果有的话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似乎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即便在“官学结合”比较密切的法学院也不例外,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是由副教授担任的,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的时候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呢?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自己的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扯谈其它。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然也是顶尖学者,其实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是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了领导呢?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某研究所的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学校或院系某个委员会主席,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他自己也会感觉混得“很失败”。事实上,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尤其在国内行政管理事无巨细的情况下,成天泡在“文山会海”,几乎不可能把学问做好;对于他们来说,学问已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吊诡的是,不少领导明知这一点,却故作神秘地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对此,我只能说这种“牺牲”或“奉献”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个大学根本不需要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事实上,如果大学行政真的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管起来”就是好事,那么这样的大学或院系只能越管越糟。一个简单常识:以学术上非一流的行政领导去“管”别人,能管出个学术“一流”来吗?然而,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恰恰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自己的“管理职责”很当回事,对于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而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吧?但是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有经过教员的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本身都是问题,强行实施这些规定只能是利用合法形式实施违法目的而已。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开会传统当然缘起于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目前虽不如原来那么定规,却延续至今,每一所大学的院系都不例外,甚至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好像不开会反而不正常。我很诧异地看到,即便“国内一流”也不能免俗,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有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恕我直言,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是他们的会议几乎从来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一年也有个把次全院大会,但那些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院长、教授和行政人员在一起谈笑风生,看不出任何等级差别。反观国内大学,除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之外,集体大会是什么样子呢?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上无非是学校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学院领导传达校领导指示,总之是领导在上面讲话,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该拍手的时候拍手,该举手的时候举手。问题是我们的“国内一流”还要冲刺“国际一流”,试问这种状态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在国际上,不要说一流大学,哪怕三流大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开会的。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呢?


  集体大会不只是没有必要地浪费时间,而且是凸显行政特权、制约乃至羞辱学者人格的一个标志,让人很自然联想起“文革”时代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场景。这种大会根本不可能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必然蜕变为领导指示乃至教训群众的动员会。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一次看到的场景都是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随便公开表达,哪有一点民主参与的影子?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国内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学者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倒未必因为如今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般学术研究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而在于多数学者在这种气氛中潜移默化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无畏、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之所以“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前呼后拥、呼风唤雨,污染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空气。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的评判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为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犹如在商业上赚得“第一桶金”之后,“雪球”越滚越大,后人难以超越,尽管进入官场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学术地位的行政垄断向每一个人释放出十分清晰的信息:与其踏踏实实坐学术的“冷板凳”,不如不务正业、广为交际、巴结权势,这样课题、经费、评奖、职称……都来了,自己也很快就能获得同行的“承认”。在一个缺乏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里,学者的追求和动机遭到行政化的彻底扭曲,自然很难产生有价值的抱负或思想。难怪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没看见什么重要思想是因为哪个“重大攻关项目”而产生的。一旦学术丧失生命,就和一个人失去生命一样,钱是买不回来的,更多的投入只能产生更多的垃圾论文。


  其实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学行政化的受害者;不要以为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就占了便宜,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在现有行政化模式下,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大学做官根本是一个错误,因为个人定位基本错了:大学不是一个官场,根本不需要你去“管”;管多了不仅害你自己,也害了别人。既然在以学术为业的清水衙门,就一心一意做一个学者,首先把自己的本行做好,否则不止是误人子弟,也耽误了自己。如果只是把大学作为升官进爵的一块跳板,一生官运亨通却在学术上碌碌无为,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没有真正的建树,那只能说是人生的失败,无论一度如何荣耀都改变不了学界“混混”的本质。事实上,在言论颇为自由、信息相当充分的今日中国社会,学术“权威”纵然倚靠行政资源而在体制内叱咤一时,也依旧得不到真正的业界尊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只是奉劝青年学者认清自己的长远利益,不要为时下的功名利禄所惑。正如霍姆斯所说,统治当今世界的是手无寸铁的康德,而不是黄袍加身的拿破仑;其实拿破仑也还是有传世之作的,法国民法典就是其“开明专制”的成果。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尚且不过如此,中国官场那点蝇头小利又能算什么?更何况做官是多数学者的“弱项”,不仅痛苦,也未必擅长。我一直认为,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太多经费或其它“支持”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潜心积淀;而即便在一个充满不公的国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就还是会受到社会的公正承认。与其漂浮在自己不甚适应的文山会海、觥筹交错的嘈杂喧闹中,不如用自己的专长静心做一两件真正值得骄傲一生的事情。


  要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的大学行政化不容易,因为行政化的一个主要存在理由是分配政府下拨给大学的各种资源。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那么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由于教育部门追求的“政绩”工程耗费了本来可以用来改善大学待遇的正常投入,中国多数教师的工资收入尚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存,在各种诱饵面前不能心无旁骛地教书治学。要根治大学行政化,首先要改变大而无当的“政绩”思维,实现公立大学财政投入的常规化;政府投入应全部用于教师工资和学校的软硬件开支,哪怕是用于集资建房也比花在各种“折腾”上强。


  即便政府作风不改,有作为的大学领导也可以充分争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资源,至少让自己的教员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不为行政赐予的“五斗米折腰”。国外大学校长的任务当然不是管人,而是拉赞助。哪怕你是学界泰斗,但是没能力拉钱,那要这个校长有什么用?哪天中国大学校长的职能定位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也从行政转向经济,变得世俗一点、实在一点,中国大学才有希望。一句话,支撑大学精神的台柱不是校长或院长,而是平常学者;一个无论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不能自立的人格,是不足以担当这一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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