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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思维是“维稳”最大障碍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3945

    910,江西抚州宜黄县凤冈镇的强制拆迁导致三人自焚受伤。事实上,自2009年底发生的唐福珍事件以来,各地强制征收和拆迁行为引发的自焚事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由此引起的其它暴力冲突和社会悲剧更是此起彼伏。如今,强制征地和拆迁已成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原因,也是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近年来,各地“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维稳”总开支已经赶上了国防预算,而实现“维稳”却越来越艰难和遥远。其中原因并不难找:只要各地政府仍然为了政绩大兴土木、滥征乱拆,那么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和安宁。

    各级政府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征收和拆迁,除了“土地财政”和各类开发项目提供的寻租空间之外,一个最大的诱因是GDP主导的政绩标准。在民主与法治国家,老百姓首先看重自己口袋里的钱包,GDP增长并不是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地方GDP”更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从1993年实行干部考核体制以来,地方GDP成了评价政绩的主要标准。地方领导要想升迁,至少得在GDP数字上过得去。在“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大前提下,各级干部都把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当作首要任务,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提升本地GDP数字,而GDP增长的窍门除了招商引资之外,就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改造。无论是建水库、架桥、修路、造房或把旧房换新房,还是把附加值较低的农业变成工商业,都能给地方GDP加分,而中国农村足够大、城市建筑质量不够高,似乎永远都能为各地政府提供滥征乱拆的工地。

    在无所不在的GDP思维驱使下,各地政府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实质则是扰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规律,结果不仅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乃至枯竭,而且因为滥征乱拆、克扣补偿而产生大批失地农民、城市“钉子户”和未安置移民,由此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冲突。GDP思维表面上看是重视社会发展,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确实需要发展,但绝不是在危害中国环境资源、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的GDP思维牵引之下。无论是农村城市化还是城市居住质量的改善,都完全可以通过人民之间自愿交易的市场行为来实现;政府的主要任务则不是主动介入经济发展并拉动GDP增长,而恰恰是保护环境、限制开发、维持安全与健康,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秩序。只要保证一方水土平安,只要当地穷人有饭吃、儿童有学上、老人有保障、病人有医疗,他就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地方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满足于一个更为消极自律的政府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革除危害社会稳定的GDP思维,中央有必要改革官员考核体制,取消GDP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只要GDP思维一日不除,“维稳”的结果只能是越维越不稳。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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