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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论“太空迷航”事件+保密法修改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4830

1、姜明安就“太空迷航”事故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
 
事故的责任界定:
 
    发生这类事故并非因为立法不完善,而是执法和监督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出重大事故、事件或社会灾难就认为必然有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埋怨立法不完善、不明确或立法位阶太低。有些事故、事件和灾难(如三鹿奶粉事件、各地的暴力拆迁事件、矿难等)确实与立法缺陷有关,但有些事故、事件不是。就深圳东部华侨城发生的这一事故而言,立法的相应规定是比较完善和清楚的。既有《产品质量法》,管设备设施的质量;又有《安全生产法》,管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还有将这两个法律适用于此具体特定情形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游乐园管理规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条规定,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察;第二条规定,大型游乐设施即属于特种设备。《游乐园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园林、质量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游乐设施的质量监督和安全监察工作;第六条规定,游乐园筹建单位对游乐园的建设地点、资金、管理技术条件、人员配备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经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办理规划、建设等 审批手续。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说够明确的了。我们只要把太空迷航娱乐设施生产、安装、运行各个环节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应和审批、许可、监管行政机关调查清楚了,各方对事故的法律责任就一目了然。如果这次的事故原因是游乐设施质量出了问题,那生产该设施的厂家和负责技术鉴定的单位和负责审批、许可的行政部门就脱不了干系;如果这次的事故原因是设备安装、运作中出了问题,那无疑应追究设备安装、运作经营单位和对之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园林、质监部门的责任。
 
事故启示与建议:
 
    首先,应加强《行政许可法》的执行。这类事故的发生,大多涉及行政审批许可的问题。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不达质量标准的设备设施不严格把关,疏忽大意予以放行。甚至是在拿了厂家的好处后故意放行不达质量标准的设备设施。为此,应通过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规定和行政审批程序制度和行政许可公开原则予以扼制。
    其次,应加强对相应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行政监察监督。监察机关要对监管部门主动进行监督,主动检查、督查,同时要收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举报材料及媒体舆论的有关报道,根据情况及时依法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政监管部门采取监督措施。其二是司法监督。事故事件发生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受到侵害,受害人即可以去法院告直接致害的生产、经营单位,也可以去法院告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政监管部门,政府。进而要求赔偿。赔偿当然首先应由直接致害的生产、经营单位赔,但企业赔不起、赔不了的,受害人也可要求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政监管部门赔,由他们仙补充赔偿责任。其三是人大监督。对于负有事故责任的行政监管部门负责人和政府首长,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可通过质审制度对之监督和问责,行政监管部门负责人和政府首长必须向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将事故原因和责任说清楚,说不清楚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过去我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没有质询制度没有很好运作起来,今后一定要使之充分发挥。
    再次,应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
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了关于问责制的规定,但是规定还不是很具体。今后应对问责的主体、标准和程序进一步细化。特别是问责标准。应包括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情况、社会政治影响情况以及被问责人的主观过错和恶性程度等因素。并确定多大的事故由多高级别的领导人负责。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最后,则是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无论是产品、设备、设施的标准,还是审批、许可、监管的主体、标准和程序,或者是监督监管者的主体、职责、程序,都应该公开。这样,才能便于人民群众和媒体进行监督,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事故和灾难发生。
                                  
                               载2010年7月6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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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法保护国家秘密 推进保密依法行政
          ——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
                           《保密工作》 记者 李杰
 
记者:您如何评价保密法修订及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姜明安:保密法的修订及颁布实施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新形势,解决保密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切实加强保密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这是保密法修订的最主要的目的;二是有利于适应现代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需要,新保密法在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减少或克服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困难,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三是有利于适应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前提下,新保密法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有用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资源在人们生产、生活和科研中的作用,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
 
记者:新修订保密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事项,应当依法公开,请问如何理解和执行这一规定?
姜明安:理解和执行这一条款要把握三点。一是立法,大家知道,《保密法》是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行政法规,如果没有这一规定,有人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应公开事项解释为《保密法》规定的应保密事项时就可能使信息公开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保密法》是上位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下位法,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在保密法修订过程中,我最担心这一点,所以,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我提出要明确国家秘密的范围,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应公开事项和其他不应列入国家秘密的内容从保密范围中排除出去。现在看来,新增加的这一条款较好地解决了《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衔接问题。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别是其中第九条规定的应公开事项就不仅仅是行政法规的范畴了,它得到了保密法的授权,是被提升为法律位阶的规定了,以后再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此相违背。二是执法,这主要涉及到机关、单位的定密问题,有了这一条款,机关、单位在涉及到法律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公开的事项时,就不能对此进行定密了。三是司法,有了这一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一旦出现公开与保密的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法院就可以根据这一规定受理案件和依此解决争议了。
 
记者:新修订保密法在定密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如何理解这一改革?
姜明安:新修订保密法关于定密改革的措施主要在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当前我国定密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定密过多过滥,这导致两个不利后果:一是该保的没保住,一些真正应保密的国家秘密没有保住,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利益,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加强;二是不该保的保了,我们有时从国外媒体看到一些外国人都知道的信息,在国内却仍然在秘密。 什么都定密,范围太广,最后肯定保不住,以至闹出一些笑话来。这个问题要考虑通过改革定密制度来解决。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定密主体过多过滥,一个乡政府也可以定机密、绝密级文件,就不太严肃;二是无定密期限,一密定终身;三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定密不分主次,不讲成本。这次保密法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定密主体,上收了定密权限,规范了定密范围、期限和程序,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对于实现科学定密有重大意义。
 
记者:同1988年颁布的保密法相比,新修订保密法针对解密制度的规定更为明确,请谈谈您的看法。
姜明安:新修订的《保密法》第十九条规定了自行解密和审查解密两项制度,这两项制度对于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有重大积极意义。但如何把纸面上的规定落到实处,还需要我们努力,关键要靠贯彻落实。我有三点建议:一是机关、单位应当定期清理秘密文档,根据法律规定,及时解密,这是一项法律责任,任何机关、单位不能推卸搪塞;二是建议一些有条件的机关、单位可以尝试建立申请解密机制,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解密申请;三是建议建立解密争议解决机制,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解密申请在平衡国家安全利益和公民知情权的前提下得到合理和适当的处理。
 
记者:新修订保密法规定,对从事涉及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是不是行政许可,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规定?
姜明安:保密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许可,它是对国家秘密载体的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的集成,武器装备科研的生产等涉及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事业单位提出了特殊的资质要求。保密主管部门对从事涉及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保密审查,与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要求是一致的,任何从事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事业单位都有义务接受保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保密审查。由于保密审查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以必须依法加以规范。目前,新保密法对此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但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关于下一步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我建议,要明确规定保密审查的主体、范围和程序,同时还要建立救济机制。行政机关进行保密审查,必须依法进行,在审查主体、范围、程序上要合法,不能违法滥用职权,如滥用职权,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寻求救济。
 
记者:新保密法列举了12种严重违规行为,并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请谈谈您的理解和看法。
姜明安:这一规定表明,只要发生所列举的12种严重违规行为之一的,都应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责任的追究不同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要考虑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即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缺一不可;行政责任的追究当然也讲四个要件,但最主要的是考虑主体和客观行为方面两个要件,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也不管是否造成泄密的实际损害,只要违规主体具有行为能力,且客观上实施了保密法所列举的12种严重违规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主体术即可以对之追究行政责任,除非被处罚人自己能有证据证明其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其行为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这些则均由指控机关举证。
 
                           载《保密工作》2010年第6期
 
(本网编辑:Flying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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