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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是广州之幸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4097

       早在两年前南都邀请我做岭南讲座的时候,就深为广州市民的参与热情所感动。最近,广州市民积极参与垃圾焚烧厂的决策,市民意见和政府意向发生明显冲突。双方对峙月余之后,日前常务副市长公开表态:垃圾焚烧厂建在哪如何建,第一决策者是市民(见“高效推行垃圾分类可望走出决策僵局”,《南方都市报》20091125日)。市府表态使官民争端出现了根本转机,而其中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政府决策尊重民意并承认公民参与的合法性。

      其实市府表态只是表达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谁都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政府决策当然需要公民参与;也只有公民有效参与,政府决策才能理性满足社会需要。设在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显然是为了广州市民的生活需要才建的,而不是为了市领导建的,领导个人生活很可能不需要这个垃圾焚烧厂。因此,市政府决定建厂的初衷肯定是好的,确实是为了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但是这个焚烧厂究竟应该建在哪里、如何建、垃圾在焚烧之前是否应经过分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并非有了良好意愿就能自动解决。尤其是垃圾焚烧厂固然会给多数市民带来生活便利,但是也必然会给生活在焚烧厂附近的市民产生种种困扰。市领导知道这层厉害吗?肯定知道,但是同样肯定的是他们不如市民知道得清楚——因为垃圾焚烧厂不可能建在领导住的地方,决定垃圾处理方式的领导甚至未必一直住在广州,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因为升迁或调动而远走高飞,因而他们对厂址选择的利弊必然不如常年住在广州的多数市民感受得那么直接或深切。既然如此,广州市民关心垃圾焚烧厂的决策岂不很自然,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参与不也理所应当吗?
       事实上,公民参与不仅对人民自己好,对政府也同样是好事一件。一是公民参与确实促进决策理性,有助于防止非理性决策事后产生不可挽回的种种后果;如果市民反对的垃圾处理方案日后产生污染,引起市民频繁抗议乃至上访,而那个时候再拆除或搬迁成本又很高,政府岂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与其如此,不如事先广泛征求意见并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理性处理方案。二是公民参与并影响决策不仅提高了政府决策的正当性和公信力,而且也有助于政府决策的贯彻执行,群众赞成的方案肯定比普遍反对的方案更容易执行。即便尊重民意的方案将来出了问题——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民众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圣人,公民参与也为领导提供了一道“护身符”:这个方案当时是征求了大家意见并得到多数人同意的,因而责任也应该大家承担,现在出了问题请别拿我“开刀”。我总是觉得,在民主成熟的国家,官员权力固然小得多,但是官也比我们这里好当得多,因为责任有选民替他们担着呢,他们反而用不着成天为了“一票否决”而活得胆战心惊。
       因此,广州应该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文化而骄傲,市政府也应该庆幸自己的市民有如此高的参与热情,而千万不能再像某些地方的领导那样将公民参与视为专门和自己过不去的洪水猛兽。即便有些市民的言论可能过激一点、听上去不那么顺耳,甚至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不要沿袭习惯思维,动辄就抓“幕后黑手”。公民参与没那么可怕,市民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是有意为难政府,公民参与的最终结果也是维护而非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这次广州市政府尊重民意、从善如流,用民间智慧成功解决了广州面临的垃圾处理问题,使广州成为一个清洁、环保、宜居的城市,有谁会认为市领导丢面子呢?难道市民积极参与不正是广州官民双赢的幸事吗?
       当然,公民参与不只是广州之幸,对于任何地方都是幸事。两年多前,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最后说服市政府改迁PX化工项目厂址。我想事发当时,厦门市领导也一定不情愿看见事态发展,但是现在也许正庆幸市民参与促成了这个决定呢。这不只是拆除了厦门市民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也免除了市领导自己的后顾之忧——万一有毒物质泄漏造成重大伤亡,不仅厦门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新闻的头条,自己也免不了“引咎辞职”的结局。公民参与带来的决策理性不只是保护了人民自己,而且也保护了决策者。
       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中共17大报告提倡“有序”的公众参与,而公民参与是否“有序”关键取决于其是否“有效”。如果市政府事先不征求任何意见,出台的政策难免和民众期望落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意孤行必然造成民情激愤、民怨沸腾,而错过良机的公共参与便难免失序。相反,假如当年厦门市政府事先征求了市民对化工厂址的意见,假如这次广州市政府事先征求了市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见,出台的方案又符合多数市民的期望,根本就不会出现官民对立。由此可见,只要政府真正尊重民意并有效落实参与程序,公民参与自然就有序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文章来源:法律博客网)
 
本网编辑:Flyingdra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