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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盟事件法律评论:请善待爱国者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7518

    国家应该善待爱国者,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人感到无奈甚至绝望。由于“国家”是一个虚体,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的人,而这些人的利益和立场未必都符合“国家利益”,因而对国家真正有益的人或组织却往往得不到善待。前几天遭到税务部门查处的公益组织“公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据报道,北京国地税务两局认定“公盟”没有对耶鲁大学等单位的“捐赠”纳税,总计逃税24万元,但是按照五倍罚款的最高上限,总罚款额高达142万元。(见赵凌:“公益组织深陷‘财税’困境”,《南方周末》2009年7月23日)

    我不是税法专家,不知道“捐赠”是否应该纳税,但是即便“公盟”确实涉嫌漏税,似乎违法性质也不是如此严重,以至要处以最高限度的罚款。税法授权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行为处以50%到5倍罚款,但是这个罚款幅度显然不应该是税务部门为所欲为的自由裁量,而是应该和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成比例的理性决定。更何况“公盟”确实是一个受宪法结社自由保护的非赢利机构,本来是不需要对其获得的公益捐赠纳税的;只是因为非赢利组织的申请程序在中国困难得出奇,才和许多其它公益组织一样不得不工商注册,从而产生了“纳税”的问题。即便构成漏税,“公盟”行为的性质难道真的那么恶劣吗?漏税金额难道是一个天文数字吗?针对普遍存在的企业偷税漏税,税务部门难道也都是一视同仁地采用最高处罚标准吗?可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税务部门都没有任何说明。
    如果最高标准的罚款找不到理由,那么我们只能说这种罚款构成了滥用权力。所谓“滥用权力”,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违法,而通常是指采用合法的形式实现违法的目的。如果有关部门查处“公盟”表面上是因为其漏税,而实际上是为了另一个不便明说的真实目的,查处漏税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真实目的的幌子,那么不论漏税在法律上是否成立,这种行为都构成滥用权力,或者说表面合法、实质违法,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真实目的的正当性何在,因而只能假定它是非法的——否则,有什么必要遮掩呢?
    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惩罚性罚款的直接目的是摧毁“公盟”,大概是因为“公盟”近年来推进的公益事业触犯了某些人。这个目的合法吗?任何了解“公盟”的人都知道答案。我不了解这个组织的经济和纳税状况,但是我了解这个组织的人和活动。许志永等“公盟”参与者多数是热心公益的律师,他们希望能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发展。从孙志刚事件开始,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一步一个脚印地帮助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点一滴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我看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们做了对中国真正有益的事情。当今中国实在太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组织,而可惜的是,“公盟”这样的公益组织在中国实在太少了,以至中国出现了那么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然而,就是这样的组织做了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却得罪了中国一部分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权力和资源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守恒的常数;你为民争取他们本该得到的那一份,势必就动了官的奶酪,因而成了某些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面对前来调查以建经济适用房为名建造别墅的中央台记者,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一句经典质问——你是准备替谁说话——过分直白地道破了其中的玄机。这些怀着末世心态的官员早已顾不得“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道理,只顾得了自己捞足了全身而退;谁和他们过不去,谁挡了他们的官路、财路,就以“偷税漏税”、“危害国家安全”等各种法律名义治谁,而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恰恰是那批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资源的蛀虫。
    看看当今中国三天两头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有哪一件不是和地方官府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又有哪一件不需要民间力量的真正崛起才能化解?吉林通钢总经理被打死,不就是因为工人缺乏自己选举产生的组织代表工人利益参与企业重组谈判吗?重庆、三亚以及最近的温州、牡丹江出租车司机“罢运”,甚至连东航飞行员都曾“罢飞”,不就是因为司机和飞行员都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吗?农民工因拿不到工资而跳楼、爬电线杆或受到侮辱持刀伤人,不就是因为农民工压根就没有工会吗?没有像“公盟”这样理性推动法治进步的公益组织,我们剩下的就只能是沉默和暴力两个极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再出面收拾残局、补救损失呢?难道是怕自己“失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自己的组织,并代表自己的利益参与决策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呢?为什么好不容易出现了少数像“公盟”这样的公益组织,又必先灭之而后快呢?这难道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其实“中国”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善待“公盟”这样的公益组织不只是什么“国家”义务,而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觉悟起来:伤害这个国家的不是“公盟”,而正是打击“公盟”的力量,以及我们所有人对这种打击的旁观、漠视、恐惧和默认。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地方贪腐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自己的每一个角落才有所觉醒吗?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政府不作为导致所有的空气和水源被污染、所有的食品都不安全、每个人的物质生存都受到威胁,才有所行动吗?
    不论你是谁,为了这个国家,更为了我们自己,请摆脱麻木和恐惧,和我一起站出来说句良心话:善待我们的爱国者!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文章来源:法律博客网)
 
 
 
 
附:南方周末2009年7月23日关于中国NGO生存状况的报道,其中涉及“公盟”事件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公益组织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机构”,只能到工商局去注册为“公司”。结果,这些实质上的非营利机构因为是“公司”,其受捐善款亦需纳税。其“公司化生存”的尴尬处境也因此变得令人关注。

一家向北京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民间组织正在努力摆脱自己的“公司”身份。这家有13年历史、颇具声望的机构在寻求民政注册未果后,2001年被迫在工商注册为“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农家女的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打工妹之家”,创办者是《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谢对记者说,“农家女”目前正在向民政部门积极争取登记为“民办非企业”,以告别尴尬不堪的公司化生存。

在公司“老板”的位置上,谢丽华一直颇感为难,“农家女有两套章程,一个是注册时使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另一个是NGO发展模式制定的,是我们实际执行的章程。前者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受法律保护。”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以公司注册后,按企业的税收规定,农家女需要从外界捐赠的善款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税和城建税等等。谢丽华告诉记者,农家女多年的公益活动因为被税务部门深知,因而在税收方面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但每年仍然要缴几万元的税。这位从事了13年公益事业的女士迫切希望摆脱现有“公司”身份,“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所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NGO的普遍问题。”

7月14日,北京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经过历时两个月的查账,认定一家全称为“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总计24万余元,并处以总额罚款142万元。公盟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以法律研究和个案援助为主要内容的非营利组织。

北京税务两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盟偷税所涉“问题款”来自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自2006年以来的五笔资助款项,共计人民币110余万。北京地税局认为,这些“捐赠”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附加,偷税达6万余元。

北京国税局则同样认定,这些“捐赠”属于法定企业收入,公盟没有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共计18万元。按照相关法律,偷税行为可施以50%至5倍的罚款。在对公盟的处罚中,两局执行了5倍的最高上限,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面对高额处罚,公盟表示无力支付。目前该机构账面余额仅剩8万元,公盟负责人说,机构的资金全部来自于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不会用这些微薄的捐款缴纳罚款。多个NGO对公盟的态度表示理解。然而,大多数税务及法律人士则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工商注册的企业,按照规定缴纳各种税费天经地义,没有任何可变通的道理。

面对农家女和公盟的境遇,外界感到不解的是,一个实质从事公益活动的组织,为什么不去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组织,而一定要去工商作公司登记?

据研究者保守估计,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达到300万家,而截至去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仅约40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在“编外”生存。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找到一个托管的主管单位,俗称“找婆婆”。现实中没有多少机构愿意为草根组织当“婆婆”,这就导致民政注册中70%的是如妇联、残联、青基会、红十字会等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半民间机构。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说,数以万计的NGO在民政登记无门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工商注册,以“公司”的面貌出现。公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05年工商注册而成。外部是公司,内部是NGO,这两套模式给公益组织带来很多尴尬。

NGO业内普遍认为,税务两局对公盟的处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接收的是项目捐赠款,不是营业收入,不需要缴税。但按照现行税法,一旦是以工商注册的企业,任何捐赠都将被视为企业的收入。

一位税务人士解释,税务机关不会将企业接受的“捐赠”认定为慈善意义上的“善款”,必须做营业收入计算,更不可能为此免税。据了解,现实中税务机关要严查避免企业之间通过所谓“捐赠”方式互相走账,实现关联交易。这就意味着,“捐赠”概念只有出现在社团登记的民间组织中,才具有真正意义。

公盟负责人说,“我们认识到了管理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都不太懂工商税务,尽管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税务不能出现法律问题,但我们聘请的专业会计没有及时帮助我们。在税务稽查的时候,我们尽力配合,主动更正了一些过错。”

根据公盟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地税认定的偷漏的营业税,公盟实际已经缴纳。对于国税所做的所得税处罚,他们亦表示存在争议。按照现行的处罚,北京国税局对公盟接受的每一笔捐赠都分别作出了以全款的25%缴纳所得税,按照税法,所得税应当扣除成本、实际支出后盈余部分的25%。按照后者的计算方式,公盟已于7月14日缴纳了1万余元所得税款。对于这一争议,北京地税局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7月24日会举行处罚事宜的听证会,公盟将有权利进行申辩。

财税困境之外,工商注册的NGO普遍面临着公信力的考验。畸形身份为公益组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公司”外壳会导致机构信誉受损,在接受捐赠时“名不符实”。“看到你登记的是公司,谁会想到你做的是公益,以为是骗子公司。”北京一家专门为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的NGO负责人说。

王名教授调研的结论是,法律政策的不开放,导致了非政府组织难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现在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要比登记注册的多出10倍。很多机构只好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变通,最常用的就是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给他捐款?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法登记的组织,或者你是一个工商登记的组织,我给你捐款的话我可能面临一些风险。”

一位长期关注NGO发展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民政部正在考虑放宽对民办非企业注册的条件,虽然还需要找“婆婆”,但“婆婆”将不会过分刁难。在这样一个政策转变之下,一批工商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将有望向“民办非企业”转身,脱掉“公司”的外衣。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赵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