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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就《国赔法》修改和城管“眼神整治法”接受《法制日报》采访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5360

姜明安就《国赔法》修改和城管“眼神整治法”
接受《法制日报》采访
 
一、就《国赔法》修改和城管采访
 
记者(耿育):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中,主要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要内容,您认为补偿性赔偿是否能够有效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姜明安:目前适用的补偿性赔偿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补偿’。首先,此种补偿性赔偿排除精神损害赔偿,如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赔偿;其次,它完全排除可得利益损害的赔偿,如企业关闭所导致的经营性损失赔偿;最后,对于受害人的很多实际损害也不予赔偿,如复议、诉讼的律师费、交通费的赔偿,罚没款的利息损失赔偿,等等。
记者:您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议程?
姜:应该纳入,但如何纳入,应选择适当的方式。可在“精神赔偿”中一并考虑,也可置于人身权、财产权损害赔偿之中,《国赔法》确定弹性赔偿额,决定实际赔偿额时将是否给予惩罚性赔偿作为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记者:据悉,月底进行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审议中,并未对惩罚性赔偿进行讨论,您认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迟迟不能将惩罚性赔偿纳入讨论议程的原因是什么?
姜:主要有三个原因:1)、惩罚性赔偿的界限很难确定,是限于故意行为,还是也可包括过失行为,是包括全部故意行为,还是仅包括部分恶劣的故意行为,是只针对人身权侵害,还是也针对财产权侵害。这些需要认真研究后才能确定。2)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也的界限也很难划分,这二者实际上是有交集的。“惩罚性赔偿,理论上应适用于一些情节恶劣、损害程度严重的侵权行为,而一般情况下,这些情节恶劣的侵权行为往往又会对当事人的精神带来莫大的伤害。精神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的救济而言,惩罚性赔偿是对致害人的责任而言,二者内容存在重合交叉,3)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其指导思想是进行小修小改,不做大的改动,。惩罚性赔偿不太可能被明确纳入修改范围,尚未出台的《侵权法》的制定有望对惩罚性赔偿进行规定。但国家赔偿是否可补充适用《侵权法》目前尚无法肯定。
记者:惩罚性赔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情况如何?
姜:主要有三种模式:1)、适用民法、侵权法的赔偿标准;英美国家大多如此;2)、纳入精神损害赔偿;3)、将惩罚性赔偿作为确定赔偿总额的一个因素,如《日本刑事赔偿法》第四条规定,法院在决定赔偿金额时,必须考虑被害人被关押的种类、时间的长短,财产的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精神的痛苦、身体的损伤以及致害机关的故意、过失等情况。致害机关的故意、过失情况即是惩罚性赔偿的考虑因素。
记者:如果《国家赔偿法》 中增添惩罚性赔偿的条款会对政府行为、对公民权利保护有何影响?
姜:首先,能够加强对行政侵权行为的制约,出于对巨额赔偿的忌惮,可能会使国家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更加慎重。民事赔偿中《消法》规定二倍于消费者损失的赔偿《食品安全法》规定十倍于消费者损失的赔偿均有这种制约作用。其次,这种惩罚性赔偿能促进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法制日报》文章:
《国家赔偿法》修订二审在即  惩罚性赔偿仍未列入
 
记者 焦红艳  本报实习生耿育
 
    “郝金安得到了七八十万的赔偿金。他在县城买了房,娶了媳妇,还经营起小生意。”近日,经过多方打听,记者终于从郝金安的姐夫那儿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郝金安,河南省舞阳县辛安镇人,十一年前因为抢劫罪被误判死缓,蹲了十年大狱后在2008年被宣告无罪。
       由衷地为这个坐了十年冤狱的普通农民高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应该得到国家赔偿的人都那么幸运。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一直由于“赔偿标准低、赔偿范围窄”被业内人士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
去年10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作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近日,《国家赔偿法》起草和修改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预计于本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很有可能对《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但一直为学者和社会各界所呼吁的惩罚性赔偿未被列入到修订内容。
 
         国家赔偿类似于“补发工资”?
 
     2008年2月,本报记者曾经对出狱后的郝金安坐过独家专访。那是他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可是没有一点过节的喜悦,整个采访都沉浸在一种极悲凉的气氛中。
如果没有后来的赔偿,郝金安以后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1998年11月18日,河南农民郝金安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恰好在同一年,还有两起案件,后来同样轰动了媒体。1998年6月,佘祥林被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金波在1998年10月26日,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十年之后,这三起案件通过不同渠道被司法机关证实为误判或错判。那么,坐了十年冤狱之后的这三个人,他们出狱后是什么状态呢?
以下文字是当时媒体的描述。
     佘祥林——“表情木讷,声音低沉,头发花白,与常人交流都很困难”。
     张金波——“呆滞、苍老、憔悴,像一个进城的民工。眼前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很难让人去重组这个人10年前的形象。而十几年前的老同事们,只记着30岁出头的张金波,1.81米的个子,体重190多斤,精神头十足”。
      郝金安——“丢了一个脾,摘掉一个肾,身体残了,精神也垮了。”
       为了知道一年多之后郝金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记者通过多方查找,终于从郝金安的家乡河南舞阳县辛安镇庙后村的村民处打听到:他已经搬到了县城居住。近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了郝金安的姐夫。郝金安的姐夫对本报记者表示,郝金安自己对目前的生活和赔偿金额都比较满意。
       但是,另外两个人则明显没有郝金安这么幸运。张金波冤狱十年,只得到30余万元赔偿金。
        而实际上,不论七八十万还是二三十万,郝金安的肾和脾是换不回来了。十年的冤狱对当事人带来的身体、精神上的损害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2001年,19岁少女麻旦旦被陕西泾阳县公安局以“卖淫”拘留,被迫两次做处女鉴定后方还清白。麻旦旦随后将公安局告上法庭,而最终仅获74元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标准过低,基本上是目前很多受害人意见的“焦点”。关于国家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样看来,一个无辜公民错坐一天牢,只能得到一个工作日的平均工资作为弥补,国家赔偿类似于“补发工资”。
       谈到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中所适用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曾参与第一次国家赔偿法立法和本次修订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目前适用的补偿性赔偿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补偿’。首先,此种补偿性赔偿排除精神损害赔偿,如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赔偿;其次,它完全排除可得利益损害的赔偿,如企业关闭所导致的经营性损失赔偿;最后,对于受害人的很多实际损害也不予赔偿,如复议、诉讼的律师费、交通费的赔偿,罚没款的利息损失赔偿,等等。”
 
精神损害赔偿被列入审议范围
 
       虽然并未涉及惩罚性赔偿,但是,即将进行二次审议的草案中,精神损害赔偿被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业界认为,这是对《国家赔偿法》修改的一个重大突破。
很多学者都表示,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能够更好地增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惩罚性赔偿,但是姜明安教授认为,这二者实际上是有交集的。“惩罚性赔偿,理论上应适用于一些情节恶劣、损害程度严重的侵权行为,而一般情况下,这些情节恶劣的侵权行为往往又会对当事人的精神带来莫大的伤害。”
对于郝金安、张金波、佘祥林这样的人,他们最无法承受的可能就是这十几年冤狱带给他们的精神伤害。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国家赔偿中对这些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赔偿数额无疑会很大程度上的增加。
       据姜明安教授介绍,很多国家的《国家赔偿法》虽然没有像民法一样,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但往往在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中涵盖惩罚性赔偿,或者将惩罚性赔偿作为确定赔偿总额的一个因素,如《日本刑事赔偿法》第四条规定,法院在决定赔偿金额时,必须考虑关押的种类、时间的长短,财产的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精神的痛苦、身体的损伤以及致害机关的故意、过失等情况。致害机关的故意、过失情况即是惩罚性赔偿的考虑因素。
姜教授告诉我们,“精神损害赔偿和某些惩罚性赔偿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前者是对受害人的救济而言,后者是对致害人的责任而言,二者内容存在重合交叉,这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迟迟未能进入我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议程的原因之一”。
      近日有媒体报道,“正在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将首次明确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最高赔偿金额将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照此计算,2009年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为146145元”。
      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进一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对那些曾遭遇过冤狱之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抚慰。
 
增加惩罚性赔偿有难题
 
      业界在呼吁惩罚性赔偿的同时,也有人指出,不论是增加或者修正都存在着很多障碍和阻力,不能一蹴而就。
增加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是被广泛提及的。
       曾在北京高级法院主持国家赔偿审判业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陈春龙说:“修改《国家赔偿法》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以应对个别情节恶劣、徇私枉法类案件的发生,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
      “惩罚性赔偿可以使国家机关出于对巨额赔偿的忌惮从而加强对其侵权行为的约束,同时也能够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有效地弥补。”姜明安教授说。
陈春龙教授还谈到:“虽然很多情况下,由于误判、错判给当事人带来的身体、精神上的损失很难用金钱衡量,但是较高额度的赔偿能够使当事人的心理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抚慰”。
但是,尽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对于惩罚性赔偿也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增加惩罚性赔偿还是有难题。
       姜明安教授认为:“国家赔偿中的惩罚性赔偿的界限较难确定,是限于故意行为,还是也可包括过失行为,是包括全部故意行为,还是仅包括部分恶劣的故意行为,是只针对人身权侵害,还是也针对财产权侵害。这些需要认真研究后确定。国外很多按照民法中侵权法的赔偿标准确定国家赔偿标准”。
        陈春龙教授则提出,“即使增加惩罚性赔偿,也应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报上级部门批准,严格审批程序,同时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要进行严格的限制。”
 
 
二、姜明安就城管“眼神整治法”接受《法制日报》采访
                记者:陈煜儒
 
来源:法制日报
 
      “要让行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这是人们讨论城管应该如何执法时,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必须做到的事儿,人们太痛恨“棍棒执法”了。

  6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对占道夜市排档进行整治,他们使用了一种“眼神整治法”让人们耳目一新:

  “老板,你这样出店占道经营违反了市容管理规定,请你配合一下,把桌子收到店里去吧。”

  “进去哪有生意做?”

  劝说、宣传无效。只见50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

 

如此“对峙”了27分钟后,两桌食客吃得不是滋味,草草结账离去,老板与另两桌食客又“坚持”了片刻,最终悻悻地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

据悉,同样的“沉默”战术被武汉城管广泛使用。

  “这种执法方式肯定比强制没收摊贩东西文明得多,也是城管被逼无奈的表现,但是利用行政指导、采取强制措施的方式也不能忽视,否则城管行政执法的尊严就会受到影响。”6月17日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城管执法曾一度陷入“迷雾区”,因老百姓痛恨城管“棍棒式”的执法方式,舆论对城管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地方城市执法局的领导都在探索“柔性执法”,尽可能地把“执法”当成“服务”,武汉城管执法的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探索。

  “我不同意这种执法方式。”姜明安说,城管执法还是应该以行政指导为主,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协助强制执行,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姜明安解释,武汉城管整治的是摊贩占道,如果劝说教育不行,就应实施强制性的治安处罚,城管处罚的主要方式是警告和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既然国家赋予了城管执法的职能,城管也应有一点执法者的尊严。

  据记者了解,城管执法是有法律授权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至于属于城管执法范围的卫生执法、工商执法、环境执法等,其执法主体和法律依据都没有改变,只不过通过城管执法局这样的单位,将其相对集中起来进行执法而已,任何一种执法行为均可在相应的部门法律法规中找到依据。

  “在改进城管执法模式的过程中,最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姜明安强调,城管不是“野孩子”,该用行政强制措施时,还是要用,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遇到“赖皮”摊贩占道影响交通,在其不听劝说的情况下,就应给予行政处罚,维护法律的尊严。
 
 
(本网编辑:Flying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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