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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通向收费站

作者:王锡锌   点击量:4225

道路通向收费站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
 
 
    诗人凡尔哈伦曾经慨叹: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地理意义上以城市为中心节点而辐射的条条道路,暗示着城市作为权力与财富中心的社会性事实。或许正因为如此,修建道路本质上便是试图链接边缘与中心;在路上,也便具有了追寻梦想的烂漫色彩。不论是那种疾风劲驰中释放激情的策马奔腾,还是那种日出月落时的驻足凝望,都带有了某种美感。
 
    不过,通向城市和梦想的道路并不总是一片坦途。远行之前的告别,人们总是说,路上小心!小心什么?也许是路途中的沟壑,也许是旅程中的日晒雨淋,也许是旧时的山林草莽、今日的车匪路霸。但是也许最需要小心和担心的,可能是道路上的关卡。不论道路多宽多窄,多短多长,在某处总伫立着饥饿的收费站。人在路上,就如同终究要入网的鱼,因为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收费站。
 
    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布满了各种形式和名目的收费站。审计署资料显示:2005年底,我国收费公路里程已达18万公里,相当于高速、一级和二级公路总量的55%,实际成了收费公路为主,非收费公路为辅,这违背了政策的初衷,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中国的收费公路里程占全世界收费公路里程的70%。收费站密度全球第一,平均每20公里就有一座收费站。随着中国道路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的继续发展,这些世界纪录还可能被迅速刷新。
 
    这是一幅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画面:投入巨额资源,占用宝贵的土地而修建公路,本是为了降低交流合作成本,却又人为地在通达的道路上修建无数的关卡,甚至制造堵塞。公路,顾名思义,应该是“公共道路”。公益性本是公路的应有属性。修建公共道路本来应当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职责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路上无处不在的收费站,本身就是对政府公共职能的一个讽刺。当然,退一步讲,资源的硬约束也可能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找到正当化理由。不过,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对利益最大化的贪婪、以及参与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收费还贷的宣告总是会变异为与民争利的掠夺。收费公路成了地方和部门的“提款机”,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宣告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的公信力危机。
 
    无所节制的收费站,本质上损害了公共利益、增加了社会流动和互补成本、降低了公共资源利用效率,并可能成为滋养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每一个收费站的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博弈,都存在着利益与公共权力的某种合谋。没有特定利益,就不会有建收费站的冲动;没有公共权力明示或默认的支持,就不会有建收费站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收费站成了利益和权力的符号。
 
    道路上无所节制遍地开花的收费站,反映出中国公共政治生活中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这种权力分配的失衡,从具体和微观角度看,是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失衡。比如,对公路收费问题,中央曾三令五申要予以规范,审计署也专门进行审计并指出问题,但地方却一直实践着“我的地盘,我做主”。又比如,对于包括首都机场高速、京石高速等在内的公路收费情况,很多人大代表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质疑、批评和监督,但政府和主管部门却鲜有实质性回应举措。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基于利益追逐的政治角力,而在很多回合中地方利益、政府部门利益往往都占据了上风。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视角看,饱受批评却无处不在的道路收费站,映照出民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反映出公共政治生活中政府权力和公众权利之间关系的失衡。其实,道路要不要建以及如何建,收费站要不要设以及如何设,本质上都是公共政策问题。假如在这些问题上,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能够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那么许多收费站就不会存在,许多收费站就早已拆除。正是因为在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中公众的被边缘化,使得特定利益团体可以影响甚至“俘获”公共部门的决策,导致“公”路变成“私”路,导致各种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政策扭曲和制度变异。
 
    因此可以说,我们视野所及道路上无处不在的关卡和人为堵塞之存在,正是源于公共生活中无形道路上的关卡和堵塞。不难发现,信息开放的道路、公意表达的道路、民意吸纳的道路、公共监督的道路等,都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堵塞和不畅通。若不能打通这些有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通道,道路上的关卡和收费站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一望无际的道路是自由和希望的隐喻。被束缚的道路,带来路的屈辱,带来人的质疑、失落和挫败感,因为在去往城市或者希望的道路上,一个接一个的关卡,所吞噬的不仅是物质,还有对制度的信心。要解放被束缚的道路,根本性的路径在于通过打通信息、表达、沟通的道路,以充实公众权利,抑制地方、部门和团体的利益冲动,重建民主和理性的公共决策机制,抵达有质量的公共生活。
 
本网编辑:Flyingdra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