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法政时评

“国务机要费”成了“国家机密”?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4925

  “国务机要费”成了“国家机密”?

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去年,台湾当局陈水扁夫妇因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以及伪造文书和伪证,“第一夫人”受到检查机关起诉。阿扁本人则因享有行政豁免权,要等到2008年卸任后再予以调查起诉。今年71日,在屡次以健康为由拒绝出庭之后,“第一夫人”终于准备再次出庭面临审判。但就在此前一天,行政当局突然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要求正在审理此案的台湾地方法院归还政府当时提供的所有国务机要费发票,引起台湾地区舆论一片哗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证据,国务机要费案当然就审不下去了。对此,台湾地方法院的回应是审理继续进行,但是因为证据可能涉及“国家机密”而不公开审理。这可以说是让陈水扁当局碰了一个“软钉子”。

  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政权都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的“机密”,而且一般是由行政领导人根据法律授权划定机密范围。由于国家机密涉及敏感和重要的公共利益,行政机构在划定机密过程中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一般不受实质性的司法审查。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构可能会滥用国家机密的决定权,将其变成为掩盖自己违法乱纪的“保护伞”。试想,如果法院要调查“第一家庭”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的弊案,而陈水扁控制下的行政当局却可以将主要证据全部贴上“国家机密”的封条,那么行政违法如何能得到调查和控制?

  台湾国务机要费案所引发的“国家机密”争议很自然让人联想起美国的一个经典案例——1974年的水门事件。在那个弊案中,尼克松总统的直属官员被发现利用行政职权,企图窃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竞选策略。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联邦检察官起诉了直接涉及丑闻的官员,并调查总统与事件的牵连。根据12位普通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提出的要求,联邦地区法院对总统发出传票,要求出示他与这些官员某些对话的录音磁带。总统承认磁带存在,但以行政特免权为由拒绝交出磁带,其理由也和陈水扁当局如出一辙——事实上,和台湾国务机要费涉及的珠宝、衣物、家具等私用发票相比,美国总统要求保密的理由充足得多:总统和高官之间的对话录音确实很可能涉及“国家机密”,而法庭的公开审理将导致这些机密曝光,从而严重伤害美国的公共利益。有关录音磁带的争议迅速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虽然总统律师仍然宣称总统行为因享有特免权而不受司法审查,最高法院还是一致判决总统必须交出受到法院传票的相关录音磁带。法院判决一出,正面临国会弹劾的尼克松很快就宣布辞职了。迄今为止,他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一位主动辞职的总统;如果不辞职的话,根据判决后的情势来看,他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至今惟一一位遭到成功弹劾的总统。

  最高法院承认尼克松总统确实享有有限的行政特免权,但是这种权力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总统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涉嫌犯罪,司法有义务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全国选民一个交代。如果允许总统把所有相关证据都定为“国家机密”并拒绝交给法院,那就等同于纵容总统滥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来包庇自己犯罪,而这显然是和法治不相容的。因此,国家机密也好,行政特免权也好,都必须和国家法治的需要相平衡。至于录音磁带可能涉及国家机密怎么办?法院的答复也很简单,那就是先由法官对可能涉及国家机密的材料进行庭内审查,将那些机密材料过滤掉,而大多数不涉及机密的相关材料显然是没有理由不公开审理的。

  美国水门事件和台湾国务机要费案都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道理:任何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否则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在法治面前,即便是以国家机密的名义也不得宣称绝对权力;如果权力可以依托“国家机密”的躯壳而变得无所不为,那么法治也就荡然无存了。

感谢张老师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