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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物权法》制定

作者:韩大元    点击量:2950

 
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很多老教授和专家讲一些民法问题。给我的任务就是从宪法角度谈谈物权法的制定,我昨天写了稿子,但还不成熟,没有正式提交,我这里只谈几个观点。先介绍几个信息。

第一条信息,对物权法的制定宪法学界给予了很大关注,并参与了讨论。今天正好郭校长来了,我们去年八月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和烟台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了研讨会,当时重点是讨论宪法和物权法的关系,郭校长为这次会议专门还刻了盘,当时宪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共同进行学术对话,对物权法草案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一些原则问题,与宪法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第二条信息,昨天上海《法学》主编童教授给我来了电话,希望找五位宪法学教授写文章,从宪法角度谈谈物权法的宪法依据问题。


第三条信息,我们已经跟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的杨教授签了口头协议,大概四月份,进行一次宪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学术对话,我想可能不一定专门针对物权法,是民法、宪法两个学科之间的原理进行一次学术对话。我想多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特别是对我们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的法律问题,共同进行探讨是必要的。我们要强调以问题为主的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可以淡化专业的界限,提倡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因为某一个问题,比如人权问题,这不光是宪法问题,也是需要整个法学界共同研究的理论课题。所以我们人大法学院这几年强调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如我们进行过宪法、刑事诉讼法学者的对话,我们上个学期也进行了宪法学与法理学对话,宪法和刑法学的对话,我们需要共同探讨我们自己领域里的重大理论问题。


下面谈几个看法。


第一,宪法和物权法的关系问题,需要我们学者给予高度关注。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包括网上的讨论,引用宪法条文的频率很高。我觉得,平时大家对宪法并不重视,但是事情发生了,大家都拿着宪法来说,你主张合宪也好,违宪也好,都拿宪法条文来寻找依据,这是一件好事,遇到法律的重大问题,大家拿宪法来衡量,把宪法作为尺度,说明大家对宪法的重视。当然对宪法本身也可以争论的,但我一直主张,在法治社会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严格遵守宪法规范,如果对宪法本身老是进行批判,那么,以宪法为自身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本身处于不确定状态。我查了一下,美国的最高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违宪判决的数量,,实际上做出的违宪是不多的,而且违宪判断是依据严格标准进行的,不轻易作出违宪判断。当宪法法官对某一条款做出判断的时候是很谨慎的。对一部法律,特别是对制定过程中的法律,以及制定以后再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用宪法加以判断和衡量的时候,应遵循严格的标准,要对宪法原则、精神和宪法规范进行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和法律体系稳定性角度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应该是综合性的,不能孤立地拿一、两个条文进行判断。


第二,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物权法的宪法依据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使我们能够从宪法角度分析作为基本法律的物权法的基础。宪法依据具有综合的要素,要看部门法律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规定上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和宪法精神。尽管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表述方式上,学者的观点有些不同,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精神的理解是相同的。对一部法律是否具有宪法依据,首先要从宪法原则和精神来把握,注意分析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不同功能和界限。宪法上规定的根本制度、基本原则的内容不一定在宪法下位法上体现,有些宪法原则只能规定在宪法文本上,不宜在下位法上作出规定。这里存在宪法和法律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在区别。因此,从物权法的基本规定和价值取向看,体现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我国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的具体化,有利于使公民具体享受宪法所赋予的财产权。有些内容的不完善,条文之间的矛盾,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合理衔接等问题可以在审议过程、表决过程中纠正。从宪法的理论上看,宪法的合宪基础并不仅仅出现在制定过程,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合宪判断。也就是说,一部基本法律在制定过程、运行过程和具体实践中受宪法控制,接受合宪性的经验。在宪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上,宪法的控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赋予它基本法律性质,而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不是由常务委员会制定,为什么?因为两者的宪政基础不一样,200多名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判断和将近3000多名人大代表进行判断的宪政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二,物权法草案的公布和讨论,这也是宪法的民主精神的体现。第三,根据宪法,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时,要不断地追问合宪性基础问题;第四,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机构,由制定的法律或解释本身包含着合宪性判断;第五,物权法草案在全国人大讨论时,合宪性问题是重要的判断,我们应该相信民主程序,相信全国人大代表的智慧与责任。因此,物权法通过后,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宪法对法律的控制是仍然存在的。


第三,宪法上的财产权和民法上财产权关系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刚才,许多教授谈了财产权的性质、功能,其重要性我没有必要重复。保护如果宪法不保护私有财产权,宪法就失去了现代价值,我们宪法从82年开始几次修改,大家看,它对私有财产地位的肯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宪法上的财产权主要是以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意义上存在的,而民法上的财产权主要是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本质上不能获得防御或对抗国家权力的效力。物权法在权利的性质上,首先需要对法律权利与基本权利的性质作出必要的划分。


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99年修正案中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过两次宪法修改,私有财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2004年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基础,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即从单纯的管理、监督转为平等保护和引导,扩大保护的范围,使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统一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一旦被规定为宪法内容后就脱离民法上财产权的概念,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财产权在宪法框架里具有双重性,即主观的防御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作为防御性权利,财产权是公民设防公共权力侵犯的权利,确立了公权力活动的基本界限。但另一方面,财产权又具有制度保障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每一个公民自由地行使财产权的制度或客观的法律秩序。因此,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实际上起着保障个体自由地利用各种经济条件的“自由保障的”功能。基于财产权的宪法性质,宪法修正案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修改以前的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采取了列举的方式,把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生活资料,没有规定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财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财产拥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财富的积累经常伴随着不安与非议。从宪法原理上讲,凡是根据社会通念形成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益都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所有权概念并不包括财产权的所有内容,它只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表述财产权的基本内容。为了明确公民私有财产中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宪法修正案以财产权代替原宪法条文中的所有权,并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根据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公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受宪法保护,如公民的股权、土地承包权、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等。在公民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主要指持股分红、买卖差价收入、彩票中奖等。因此,对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平等保护是我国宪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第四,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的关系。

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对于个人自由的伸张和实现其它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本质是实现自由的基本要求,是人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是社会协调发展与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与任何权利一样,财产权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财产权的社会性实际上决定了财产权存在的界限。各国宪法一方面规定财产权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对财产权也规定了必要的限制。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确定合理的界限,使受侵害的财产得到合理补偿。宪法修正案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条件与程序,对公共利益本身画定了严格的范围。按照宪法的精神,权利人对公共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与否可以进行判断。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体现国家国防、外交等重大的国家利益,既要考虑为公益而采取的国家政策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正义的价值。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主要通过财产权的宪法地位的确定、财产权实现的具体化等方式进行,并在社会价值体系上提供保护财产权的基本价值观。但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是概括性、原则性的,需要通过民法具体化。这种具体化既反映在立法活动上,同时反映在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运用形式得到实现。成熟的宪法解释制度在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是实现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本要求和法律保障。


总之,宪法权的财产权和民法上的财产权两个关系如何处理是民法学者和宪法学者需要共同研究的,物权法里面也出现了生命权、人格权,也出现了财产权,但是宪法学者看来,宪法上的财产权是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的,就是公共权力不能滥用,这是宪法规定的财产权的基本目的。对于一个公民来说,私人对权利的侵犯也是需要防御的,但现实危害性更大和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对你的财产权的侵犯。做好民法保护和宪法保护不同功能的分工这值得我们探讨。物权法的保护事实重要的,但它不能代替宪法保护,不能脱离宪法保护的基本要求。

 

私有财产是所有者法律体系保护的,涉及到宪法保护和民法保护的方式上,刑法保护方式上应该做什么样的分工?特别是把宪法中规定的所有财产的价值加以具体化的过程中,应该说物权法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法律,因此从宪法实施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基本要求来看,立法机关不及时制定物权法,会带来很多问题。这点上,根据国外的发展趋势,立法机关该立的法不立,该修改的不修改,造成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也存在立法的不作为问题。立法机关也受宪法控制。


第五个问题,任何财产权都受限制,包括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种限制有的来自于宪法,有的来自于法律。两种限制形式也有如何配合的问题。怎么把限制问题合理加以定位是值得考虑的,有的宪法学者提出来,物权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物权体现的财产权怎么样在宪法文本上找到原理上的衔接点,赋予宪法价值的内涵。学者们对法律的不同学术理念与学说的认识是不同的,对宪法的文本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一切权利都是受限制的,物权也受法律的限制。但物权法对财产权的限制要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受宪法的控制。宪法规定的私人财产权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现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在今后的财产权立法中,立法机关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有关财产权的立法活动应严格遵循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原则,以宪法为基础,确定限制财产权的标准与具体界限。有关限制财产权的条款应采用捆绑式结构,统一规定限制的界限、目的与补偿标准。私有财产权被列为基本权利体系后,立法者必须综合考虑宪法保障的财产权价值与符合社会正义的财产权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需求。限制财产权的法律规定或政策应符合财产权规定所追求的保护目的,特别是不得与保护财产权本质内容的宪法精神相矛盾。为此,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对财产权进行限制并不能自然获得正当性,需要通过比例原则确定公共利益的合理范围。为实现公共利益,以征收或征用等形式限制公民财产权具有目的的正当性,但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比例原则,防止可能出现的侵犯财产权的现象。另外,国家有义务在财产权领域中尽可能扩大财产权人的自由空间,通过信赖保护原则,使拥有财产权者能够对合法获得的财产感到安全,以保护不断积累财产的积极性。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一种原则的确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权提供了统一的立法基础。如果没有相应的立法,财产权保护原则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和制度实现财产权价值,并对财产权的侵害给予有效的救济。


制定与实施物权法是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对草案的讨论中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应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法。因为,制定好物权法并不仅仅是民法学者的学术使命,应该成为整个法学界的共同的事业,宪法学者也有责任积极参与到各种形式的讨论,为物权立法的完善提供宪法学的理论依据。


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2006年2月26日在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的“物权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引自中国宪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