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法政时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法制节目?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7551

----姜明安教授在央视国际网络“电视批判”专栏答网友问 1、电视法制节目的存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电视法制节目的制作与策划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如过多地展示犯罪过程会不会对观众造成误导,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等。两位嘉宾认为当前电视法制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姜:电视法制节目适当报道社会犯罪现象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你怎么报道。如果你过多地渲染犯罪情节、犯罪过程,甚至犯罪技术,就很可能会误导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但如果你注重揭示犯罪的危害和犯罪的原因(如印度电影《流浪者》),则会引导人们思考,引导人们研究和探讨改造社会、应对犯罪和消除犯罪的途径和措施。 我看电视比较少,电视法制节目看得更少,对其存在的问题不好说。但我经常看报纸,我认为报纸上的法制栏目大多办得比较好,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其问题主要是三多三少:一是宣传刑法、民法和经济法较多,宣传宪法、行政法相对较少;二是案情事实介绍较多,对案件涉及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分析较少;三是对法律事件,特别是热点问题,人云亦云的较多,以独特视角、对事实深入挖掘、有独特观点的较少。 2、 你们认为国内哪些法治节目做的较好,好在哪里? 姜:我偶尔看过两三次“今日说法”。这两三次接触留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有很多“好”:内容的“好”至少有三:一是“近”,节目所说的“法”都贴近老百姓,所选案例都是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二是“真”,真人真事,并且由真人来讲;三是“准”,由专家评案,专家阐述案中的法理,专家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通常不会在法理上,在法律常识上出错。形式上的“好”至少有二:一是“活”,以案说法,生动活泼,耐看;二是“简”,以简单的案情展示深刻的法理,深入浅出,易懂。 3、两位嘉宾对央视即将开播“社会与法”频道有何评价? 姜:确定“社会与法”这个主题很好,不是简化地以法说法,以法论法。法的根在社会,法的归宿也在社会。离开了社会,法既无存在的基础,也无存在的意义。当然,社会也离不开法,社会离开了法,社会将会由人的世界退化到动物世界。我相信,“社会与法”频道将通过活生生的社会事实,引导我们思考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如如何对公权力控制、制约,防止公权力腐败、滥用的问题、如何通过市场调节和财富分配解决社会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如何处理治理犯罪的治“标”和治“本“的关系问题,等等。 4、 两位嘉宾认为什么样的节目类型更适合“社会与法”频道?为什么? 姜:“社会与法”频道节目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多样性的,切忌单一和死板。如果说“更适合”的节目,就内容而言,应该有更多的关于公民权利保护、救济和公权力监督、制约的节目;就形式而言,应该有更多的“以案说法”、“案件背景采访”、“专家论法”、“当事人说法”、“实案直播或录播”以及“新法阐释”等类型节目。因为,第一,“社会与法”频道的受众主要是普通公民,公民最关心的是自身权益的保护;第二,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公众特别关心如何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保障市场竞争自由;第三,电视节目必须活泼、好看,能使人们在消遣、娱乐中接受教育,启发人们的思维。 5、两位嘉宾认为央视即将开播的“社会与法”频道应当增设哪些栏目?还存在哪些创新空间? 姜:栏目创新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特别是内容的创新,要善于发掘社会生活的新问题,探讨法的相对滞后性和社会对法的不断增长的新的需求的矛盾。例如现行法与目前民间组织(所谓“第三部门”)迅速发展对法的调整的需求的矛盾、现行法与高校学生和学校关系处理对法的调整的需求的矛盾、现行法与各种不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法的调整的需求的矛盾,等等。我认为,“社会与法”频道在通过各种节目研究和探讨所有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创新空间。 6、两位嘉宾认为法制类电视节目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姜:可以肯定,法制类电视节目未来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我作这种预言的根据是:第一,未来我国市场经济将越来越发展,人们只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他(她)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电视途径)学习法,了解法;第二,未来我国民主政治将越来越发展,人们由于其本身利益的需要,将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而人们只要参与政治,他(她)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电视途径)学习法,了解法;第三,未来我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将越来越强,而人们只要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她)就必然会自觉地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电视途径)学习法,了解法。 7、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曾说过:“电视法制节目重在‘普’、根在‘法’、淡于‘奇’、贵在‘引’”。两位嘉宾认为用李部长的这几个准则定位法制栏目是否合适? 姜:作为领导和管理舆论宣传机构的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副部长的这四条(简称“李四条”吧) 不仅是对电视法制宣传节目的要求,而且应该也是对整个法制宣传的要求。就这四条的整个内容和它们的相互逻辑关系来说,我认为是完全符合电视法制宣传的规律的,对于电视法制节目是合适的指导准则。当然,对“李四条”的理解也要适当,不能过:“重在普”,不等于不要深度;“根在法”,不等于对事物的分析要止于法而不追寻法后面的“理”,不等于不要探讨法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渊源;“淡于奇”,不等于不要创新,安于平淡;“贵在引”,不等于不要娱乐性、趣味性,板起脸孔对观众说教。 8、电视法制节目是公众行使社会舆论监督权利的最好方式吗?现在很多民众希望通过法制电视节目的曝光来解决自己所遇到的法制案件,电视法制节目的功能究竟有多大?它能够满足公众的哪些需求? 姜:电视法制节目只是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不是社会舆论监督的唯一方式。而社会舆论监督又只是法制监督的一种方式,不是法制监督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法制监督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法制监督的最基本方式有监察监督、审计监督、检察监督、审判监督、人大监督等。电视节目制作人员和电视观众、社会公众对电视法制节目的舆论监督作用一定要有正确的定位,电视机构不能试图以电视法制节目的舆论监督去代替专门行使国家法制监督职能的国家机关的监督,更不能试图用“舆论审判”去代替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社会舆论监督是国家法制监督的基础,它可以为国家法制监督提供信息,也可以监督国家法制监督机关依法和正确行使监督权,它可以支持或呼吁社会支持被侵权人寻求法律救济,也可以对腐败、滥权、侵权和其他丑恶行径予以揭露、曝光,但它这样做时一定不能超过法律为其设定的界限,不能让观众对其作用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将给法治和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9、法制节目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比较迅速,目前全国已经有近百个法制栏目,收视率也逐渐攀升,如,据统计,2004年9月26日-10月2日间《今日说法》已占收视份额的20.77%。两位嘉宾认为法制节目受关注、欢迎的原因有哪些? 姜:第一是社会对法制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渴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学习法、了解法、掌握法;第二是电视法制节目直观、生动、活泼,是一般公众学习法、了解法、掌握法的较好、较便捷的途径和形式;第三是许多电视法制节目制作人很有事业心、责任心,这些年来确实推出了一大批好节目,吸引了大批的观众。 10、从1985年电视荧屏第一次出现法制专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开辟法制节目的电视台(频道)已接近200家,有些台的法制节目已经进入黄金阶段,并且出现了黑龙江、河南、陕西、山西和长沙法制频道,但是理论基础十分薄弱,两位嘉宾认为当前法制节目制作存在的不足有哪些呢? 姜:我很少看电视,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1、在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很多媒体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报道,电视媒体要作出自己特色的报道就要有深度,透析现象的本质,但是又要把握好报道的分寸和火候,坚持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分析问题,如何抓好法制节目的深度报道? 姜:我对此有三点建议:第一,通过节目挖掘相应热点问题的背景,分析相应热点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第二,通过节目探寻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在节目中可邀请各种方案的制定者阐述自己方案的利弊得失,甚至让他们相互辨论,也可以让观众适当参与;第三,在问题解决后,通过我们的节目总结解决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邀请有关政府机关负责人、专家和当事人等进入节目参加讨论。像孙志刚案件、铁本事件、嘉禾事件等这类热点问题,都可以这样做。 12、我国的电视节目最早出现在50年代,而法制节目出现于80年代,它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是它在发展的短短的二十年间迅速普及,成为大众收视的一个热点,电视台在创建新栏目时,“模仿或是照搬”是最基本手法。两位嘉宾认为还有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设置的?(历史性的、国外的) 姜: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创新,所以,在新频道开播之初,“模仿或照搬”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的。在之后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之后,就必然和必须有创新。否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力。但是,即使在创新的时候,也还需要一定的“模仿或照搬”。否则,如果什么都要追求完全的标新立异,我们就很可能搞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来。 13、当前央视及地方电视台的法制节目数量在逐渐上升,而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里,“普法”就成了所有电视法制栏目的目标,可是一般人最基本的“普法”概念就是指的:“普及法律”“宣传法律”,这样的一种“教育育人”的目标能够通过法制节目在数量上的增加达到吗? 姜:电视法制节目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普及法律”“宣传法律”的目标外,它还应有为电视观众提供娱乐、提供快乐的目标,还应有为电视观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服务的目标。不管我们确定什么目标,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做电视节目,不是给观众上课。即使是“教育育人”,也要通过生动活泼的电视形式实现。否则,我们的节目就会没有很多人看,就会失去许多观众。 14、中国现在处于法治进程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阶段里什么样的法律节目最适合? 姜:目前中国尚处在法治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中级和高级阶段)、奠基和构建阶段(相对于建成、装修和维护阶段)。1999年,中国宪法确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2004年中国政府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全面建设法治大厦的工程刚刚全面展开。在法治的这个阶段,我认为观众特别需要这样的法治节目:第一,能给我们观众参与法治建设鼓劲的,观众希望,通过节目告诉我们法治有什么好处,人治有什么坏处;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第二,能给我们观众参与法治建设出主意的,观众希望,通过节目告诉我们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怎么才能产生良法,怎么才能防止恶法出台,恶法万一出台,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和程序撤销它,使它无效;第三,能给我们观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与行政侵权、民事侵权,乃至刑事犯罪作斗争提供支持,提供声援,提供帮助的,观众希望,能通过节目报道自己被侵权的事实,揭露腐败、滥权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恶行,促使有权国家机关启动监督、查处和救济的法律程序。 15、两位嘉宾是否曾关注过《今日说法》?在《今日说法》这样的节目里,主要是“举案”和“说法”这两部分,现阶段《今日说法》更注重“举案”,“说法”并未占很大的分量,两位嘉宾认为类似《今日说法》这样的节目两者占的比重怎样设置才比较合理?为什么? 姜:各案的情况不同,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从《今日说法》栏目的主旨来说,“说法”是第一位的,“举案”是为“说法”服务的。“举案”不是为了给观众讲故事,而是为了把某一法理讲清楚。为了说明法理,案情可长可短,需长则长,需短则短,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比例。我看过两三期《今日说法》,“举案”与“说法”的比重把握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如果“说法”更加强些,也许更好些。 16、两位嘉宾对法制类纸煤介是否有关注?两位嘉宾认为法制电视节目比较法制类纸媒介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法制电视节目有很高的收视率,而法制类纸媒体没有法制电视节目这么受欢迎? 姜: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我个人而言,看报纸杂志比较多,看电视比较少。而对于广大社会公众,他们可能更乐意看电视。因为电视直观,形象,且轻松、愉悦。二者很难说谁优谁劣,都有优势,都有不足。例如,电视节目更吸引人,更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而报纸杂志在理论深度开拓方面肯定更有优势。 17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而转型能否成功,法制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您觉得在这一进程中,媒体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姜:转型和社会发展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非人为的因素。我们做电视节目,当然要考虑为转型服务,但是也不能强调过分。你整天想着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有时结果会相反。一定要给自己定好位:我们是搞电视的,首先要问老百姓喜欢看什么节目。老百姓处在转型时期,他们在推动社会转型,他们喜欢看的节目自然就是适应历史转型期的节目,就应该是我们的定位。 18、媒体在制作着法制类节目进行普法,但是与媒体密切相关的案件也不少,两位嘉宾认为媒体应怎样自律?怎样在媒体间“普法”? 姜:与媒体密切相关的案件多不一定就是坏事:首先,它说明我们有影响,发挥了作用,触动了社会,触动了一些人和事。如果我们媒体什么尖锐的话也不说,什么人也不得罪,什么麻烦也没有,那谁看得起我们媒体,谁会把我们媒体当回事?当然,媒体说话要硬,首先要自己硬。这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要公正,不能谁給我好处,我就给谁说好话。二是要提高自身素质,不能说错话,说外行话。一个人说点错话总是难免的,但不能多。否则就会误导,就会误人,有时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官司。因此,搞法制节目的电视人要多学点法,其法律知识水平应超过“普法”的水平。 19、关于法制电视节目的形式创新已经是穷尽了我们策划人的想象,是否还能有一些内容上的创新? 姜: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20、观众细分是现在电视节目制作走向,电视法制节目也应当针对不同的受众制作不同类型的节目,比如西部的观众和发达地区的观众对法制节目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两位嘉宾认为当前的法制节目在这方面的欠缺在哪里? 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其组成人员总是有差别的,其性格、需求、兴趣、爱好、知识水平等总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所谓“众口难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任何人的群体,又都会有共性,会有一定共同的价值观念,乃至一定共同的兴趣、爱好和需求。所以,我们的电视节目,既要求同,又要求异。目前,我们的电视法制节目在求同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求异方面似有不够,例如,今后是否可制作一点专门适合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法学教学科研的人员的节目呢,例如某种专题研讨、专题辨论。当然,这样的节目不能太多,太多了一般观众不喜欢看,会失掉许多观众,可能得不偿失。 21、媒体有“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一旦“监督过当”就会在公众心目中出现“谁来监督媒体”的疑问?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姜:媒体主要受人民群众监督,受市场监督。你媒体成天讲胡话、讲假话、讲过头话,这样的媒体,这样的电视、报纸,谁看、谁听?没有人看,没有人听,它怎么生存?为此,媒体必然形成自己的自律机制。当然,除了人民群众监督、市场监督和自律外,媒体也要接受一定限度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但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否则,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就难以有效发挥,这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很不利的。 22、现在看到的电视上的法律节目其实都是属于低层面的节目,就是说它只是呈现案件,加上一点点说法,两位嘉宾认为法制节目应在哪个方面有所提升? 姜:电视毕竟是电视,不是报纸杂志,更不是大学课堂,不可能过分要求深度。但是在目前的层面上有所深化、有所提升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提升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发掘案件背景、事件形成的原因,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二是对策研究,包括治标的、治本的、局部性的、全局性的、短期的、长远的,等等;三是事件后续报道,引导人们总结、检讨、反思等。 23、在法治化程度高一点的国家里,公众不需要再进行普法,因为他们遇到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律师去法院,由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帮助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打官司是在穷尽了一切手段之后的不得已的做法,原因就在于打官司的成本(包括精神上的)太高了,而且结果还有可能不能达到诉讼的初衷。面对这样的法律大环境,什么样的节目能帮助更多的受众? 姜: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法治发达国家,不是不进行普法或不需要进行普法。它们同样,甚至比我们更重视,并且更全面、更深入地进行着普法。只是它们的普法不同于我们:不是由政府发文件、订规划和由政府组织实施。它们的普法是长期性、日常性而不是运动式的,是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学校的教学活动、法院的诉讼活动、政府的公务活动、乃至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宣传报道活动,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这些国家的公民并非什么事都找律师,什么都依赖律师,大多数公民都有初步的法律常识。第二,在我国,公民诉讼难、打官司难,原因并非完全是因为诉讼成本高,还有更多体制上的、具体制度上的和文化观念上的原因。对此,我们的电视法制节目自然可以有所作为,例如,通过我们的节目推动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提高观众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治观念,甚至推动某些具体案件的解决,等等。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电视法制节目的作用是有限的,想靠电视法制节目完全解决我们观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了的所有法律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24两位嘉宾是否曾看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办过一个法制栏目《文涛拍案》,如果观众是晚间无目的收看,它是属于“好看”的节目,但如果是从普法角度讲,它好像完全没打算涉及这个使命。您说这样的节目算是法制节目么?它有什么意义吗? 姜:我没有看过这个节目。但是,我认为,一个电视节目,不是只有主观上为“普法”而制作,打上“普法”的标记,才能发挥普法的作用。有的时候,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许多电影、电视剧和电视文艺节目,虽然作者不是为普法而作,但起了很好的普法效果,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以及我们央视的《焦点访谈》等许多非法制节目,都起了较好的普法作用。当然,这取决于作者、节目制作人的法律素养。 25两位嘉宾是第一次作客我们《电视批判》栏目,有何感受? 姜:一是有些紧张,因为不是讨论本人从事的专业的问题,心里设有底。二是有些遗憾,平时很少看电视,感到和大家交流有些困难,不能全面深入地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等今后《社会与法》频道播出后,我要适当抽时间多看一点。 26论坛即将结束,两位嘉宾和网友们告个别吧? 姜: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