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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义演收入为什么不能用于慈善?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4913

                ——对四川慈善义演收入流失的法律思考 姜 明 安 [案情简介]   央视消息:6月11日,四川省慈善总会主办的首届“希望之声”大型慈善公益演出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参加演出的有内地与港台明星。组委会宣传的将捐给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的门票收入,最终落入了演出中间商和一些演艺明星的口袋。 据记者调查,本次演出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本次演出组委会与演出中间商签订有偿演出合同,承诺支付演出费用;其次,演出承办单位违规与不具备演出经纪资质的公司合作,利用虚假文件获得了文化部的演出批文。   由于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演出商违规操作,演出所得的100多万元除去给演出中间商和演员的费用外,四川省慈善总会不但没有募到一分钱,反而倒贴了几十万,失学儿童和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也就没有得到任何善款。 据了解,文化部已经开始对这次事件展开调查。 [评 析] 本案绝不是一个偶发的、个别的、孤立的案件,类似的案件肯定还发生过。本案之所以被曝光,而其他类似案件之所以不为人知晓,是因为本案慈善义演收入未达到举办者预期的多,从而使各方预期通过此次义演欲谋取的“利润”不能完全实现,以致发生内讧而使事件内幕得以曝光;其他类似案件则由于内部利益平衡处理得好,当事者各方均大欢喜而相安无事,外部人也就不得而知。 本案和类似案件为什么会发生?慈善义演收入为什么不能用于慈善而落入演出中间商和一些演艺明星的口袋,甚至落入举办者和承办者的口袋?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法规上有空白点”,从而“问题不是很好处理”。 我认为,此类案件发生和得不到有效处理虽然有法律不很完善的问题,但主要不是法律不完善的问题,而是执法和守法的问题。关于慈善义演的目的、性质、原则、举办单位及申请程序、审批单位及审批程序、义演收入的接收、管理、移交和使用监督、演职员不能领取报酬、主办单位和受捐单位不得挪用、私分捐赠款物的法律义务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和责任追究,民政部1994年11月30日发布的《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管理暂行办法》均有明确的规定。另外,1999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对于捐赠款的接受、使用、管理以及挪用、侵占捐赠款或未经捐赠人许可,擅自改变捐赠款(捐赠财产)性质、用途行为的法律责任及责任追究机关亦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怎么能说问题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完善,怎么能认为这类问题“法规空白”而不好处理呢? 首先,根据《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的目的是“帮助社会救济对象、支援灾区、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援助其他突发性灾害中遭遇困难的人们”,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第10条规定,“参加义演的演职员在排练和演出期间,除必要的生活补贴(交通、食宿)外,不应领取报酬”。第12条规定,“募捐义演的主办单位和受捐单位均不得挪用、私分捐赠款物”。这些规定难道还不清楚,还需要立法或司法机关进一步加以解释吗?举办单位明知这些规定,还与中间商签订以营利为目的的“义演”合同,中间商和演艺明星明知是募捐义演,还相互签订领取报酬的“义演”合同。 其次,根据《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举办单位申办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必须向民政部门提交演出计划、募集款物使用计划、活动经费预算计划。对这种打着“义演”招牌骗钱的明显违法的募捐义演,居然能顺利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批关。民政部门可能说申办单位提供了虚假材料,自己被欺骗,但民政厅厅长之后亲到演出现场,为支付演艺明星报酬筹款,这还能说是其不知道此次演出的违法性质吗? 第三,《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的收入,应单独立户,专账管理;第8条规定,此种收入必须按国家财会制度进行结算,经审计部门审计和公证部门公证;除必要的成本支出,义演收入必须全部移交受捐单位。本案和类似案件如果遵循此种程序,其违法行为即使不是可以完全避免,至少也难以发生。 第四,《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民政部门应负责检查监督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并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形式将赠款物的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试问,我们的每次募捐义演是否都这样做了呢?试想,如果将募捐收入去向置于众目睽睽,社会公开的“阳光”底下,还可能有本案这么多人,这么多单位好意思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要这个钱吗? 第五,《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9条规定,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并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这里的法律责任不是太明确和太完善:“有关部门”、“有关规定”必须加以解释;另外,募捐义演收入包括捐赠款物,但又不仅仅包括捐赠款物,对挪用、侵占义演门票收入等行为如何追究法律责任,《义演管理暂行办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确实不甚明确。 但是,无论如何,本案和类似案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规空白”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而是执法部门不严格执法和涉案当事人不自觉守法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法部门违法作为和不作为的问题。如果执法部门严格执法,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即使问题发生,也完全可以对之依法处理。如果说,在对违法侵占募捐义演收入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上,目前我国法律可能还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但法律在这件事上的目的、原则、精神难道还不十分明确吗?只要我们的执法者不是僵化的法律教条主义者而是具有法律意识的活法律人的话,我们就完全能从我们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找到正确处理本案和类似案件的办法。 (此文载2004年7月19日《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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