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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作者:高全喜   点击量:2180

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导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主义思想风潮中,高全喜潜心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研读,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在与沉疴抗争的同时,独自沉思自我、民族与精神的底蕴。十年后重返学界,学术旨趣转向政治哲学和法律理论,厚积薄发,名至实归,其一系列著述在中国当今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辟了自由政制的一种新的理论路径。此时的他,不再栖居玄思哲言,而是直面中国问题,努力探讨现代中国转向法治国家的政制之道。渡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他越发审慎而勇敢地面对人生与社会,越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法政学者的时代担当。

  【访谈】

  :高老师,您是社科院研究生院85级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候您跟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古典哲学,26岁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非常早的。但是,您后来转向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从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领域转到一个法律与政治思想的理论研究,您的这个学术转变是否有着某种热切的现实关怀?

  :专业上的转向确实源于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中国命运的思考,近些年我越来越关注那些跟中国现实相关联的法政问题,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不属于关涉终极问题的纯粹哲学命题。我原先所学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路径,对于这些问题是很难给予有效解答的,所以我转向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试图通过这些学科来探讨自己的问题。当然,这个转型并非那么容易,法学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学科体系,自己以前并没有完整的法学专业的学习背景,也许是某种强烈的精神驱动力,敦促着我大体上完成了这个转向。

  百年转型:从激进革命到渐进改良

  :就对中国现实的关怀来说,我们大致有一个基本共识的判断,就是中国目前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改革开放这 30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在经历了曲折与痛苦之后,逐渐回到主流的轨道上来。放宽历史的眼界,中国百余年来的近现代史都属于这样一个转型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晚近这30年来的转型是否可以说是中国百年转型的一个逻辑结果呢?您是怎么理解看待这个转型问题及其路径选择的?

  :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来看,当今世界尚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之后,大致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比较正常地完成了这个转型。对我们来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古典社会,鸦片战争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从此之后,中国逐渐开始了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外部的刺激反应到主动的应对融合,其中的不屈不挠显示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生命力。从晚清到现在,这个过程也有150多年了,到目前也还没有完成。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这个转型过程。

  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共和),即以1949年为界,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观念、政法制度和经济方式的变革。按照一个正常的或者理想的路径,这个变革本来应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路径,但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致使这个过程出现了一系列极端激进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康梁的变法维新,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直至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系列的政治路线、组织构架、思想观念和制度建设,都明显贯穿着一种激进主义的狂潮,即彻底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我们看到,这个逻辑未必是奏效的,彻底消灭一个旧制度未必就能建成一个新世界,甚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建造的新世界或许连旧制度都不如。当然,西方也有过类似的革命时期,但在英美等国家很快就有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的回溯,使得它们的革命只是限于政治领域,即政体上的革命,而社会的其他领域基本上都还是处在渐进的改良和演化的调适之中。但中国的上述变革却是非常剧烈的,涉及社会的全部,属于阿伦特所谓的社会革命,是开天辟地的大变革。我们不怀疑当初那些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道德上的真诚,但道德不等于政治,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些革命的效果是不佳的。我们建立起两个共和国,不可否认它们为中国历史增添了很多新东西,现在看来也是厥功至伟,但是也留下了很多内在的弊端,这些隐忧甚至这些灾难性的东西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类革命思想在新的形态和语言下的重新泛起。

  :这是从激进主义这个方面所看出的问题,那么从改良主义的方面看,它们在中国这个大转型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在近现代中国这个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1978年邓小平倡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全国人民积极参与的改革开放,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它以渐进改良主义的实践理性为指导,开辟了一种新的社会转型模式,建设性地解决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问题。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此其他领域的专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我在此强调的是思想方法上的贡献,这场改革逐渐建构起一种近现代中国150年来未曾占据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演进模式,这一演进模式在这场改革中却是占据主导性的,虽然还用着一些意识形态的话语。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来说,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之后,共产党人开始自我反省,这个党要领导中国进入一个现代社会,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摒弃过去老的方针,抛弃教条主义,探索一种新的改革模式。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背景来看,这个模式接续的可能是国民党时期的改良主义甚至晚清时期的改良主义变法路线,其实毛泽东思想里面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上述改良主义的东西逐渐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邓小平的理论。我觉得这个理论在现代中国具有理论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改良主义改革开放的路线,这30年才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

  问:但是我们看到,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也使得这个过程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诸多社会矛盾正慢慢浮现出来。这对接下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心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是因为在制度实践中,这个改良主义逐渐让位给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替代了改良主义,应该看到,改良主义或者实践理性模式与实用主义并不是等同的,与机会主义更是有着本质的差异。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法制转型,甚至与民族精神的转型应该是同步的、配套的,因为一个文明体就像是平衡了多种要素而构成的一个生命体,不能单腿前进,一枝独秀。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原先本想启动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致使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乃至文化问题,负债累累,似乎到了面临绝境的境地。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糟糕,如果我们敢于担当,继续延续改良主义的演进模式,审慎启动政治改革,上述困境并非不能解决。3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积累了一笔巨大的无形遗产,那就是改良主义,如果说这30年的转型是一个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当然这期间也有政治上的潜在的转型),那么今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则是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的真正富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塑。

  30年来由于经济社会改革的单腿前进走得过急,呈现出的弊端是很明显的,诸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结构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政治腐败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社会本身所能解决的。面对转型出现的这一新的课题,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和民族精神的重塑才能矫正,反过来它们必然也会带动经济社会更加健康的发展。只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而健康的转型,才可能为未来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强的落脚石,那时我们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的东方文明体。这个文明体是既与其他文明共享着普世价值,又保持着自己五千年独特文明的现代共和国。30年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的改革之路到了中途,接下来的改革当然还是30年改革的延续,但不是简单的量上的叠加,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质的演进,这是一个更加富有挑战的考验,需要这个民族的大的政治智慧。

  路径选择:古今、中西之变

  :高老师,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大的历史视野上来。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应对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过很多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即使是到了今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社会力量也还在探讨各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各种各样的尝试也很多。在您看来,这些路径选择中那些值得深入探讨,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取向及其未来的?

  :中国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的转型最先是由于东西方的碰撞引发的。没有西方外来文明带着它的船坚炮利、带着它的法政制度、文化礼仪甚至思想观念来冲击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国大致还会沿着自己王朝轮替的惯性走下去。但这种碰撞一旦发生,就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转型的问题了,而是要保持我们这个民族的主体性,保持这个民族活的东西的存续生长,就必须接受这个挑战,由被动应变走向自我主动转变,通过吸收新的因素,实现我们固有文明的自我扬弃,“走出旧制度”,重建自己存在的生活样态。那么,在一个转型社会如何选择将来的路径,就面临着所谓的古今、中西之变的问题。

  先从复古主义这个论调说起。西方也有他们对古典社会的怀念,但是,古典社会早已消失,完全复古是行不通的,他们对古典社会good life的追求,不过是通过发扬古典社会的一些精神元素,来激发现代的思想,以古典思想来塑造现在的新生活,解决现代生活的一些弊端。西方如此,中国人也应该如此。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而且是一个现代的制度形态和价值观念远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的开端时期,因此对于复古主义或者传统思想的复兴,我们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其实西方的古典主义就很明白,古典思想作为一种理想,只是激发他们重新塑造现代生活的一种资源,而不是加以克隆和复制。我觉得应该理性地看待什么是古典思想,什么是古典思想中有价值的对我们有用的资源。在这方面我和现代新儒家蒋庆等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古典资源中对我们比较有用的不是制度性的东西,而是一些人文性的、道德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修身养性、道德品行、生活情怀、甚至伦常行仪等等。制度性的东西也可能有借鉴之处,比如可以剥取一些法政制度上的程序性、形式性的东西。但是要谨慎,政治、法律不像文学艺术或道德行仪,它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技艺,对此要摒除那种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的倾向,要注重真正的程序性的东西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架构。

  除了古今之变,还有中西之争。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社会转型也并非绝对完美地走过了这个历史过程,也有过英美路线、法德路线和俄国路线的分歧与竞争,但是相对来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它们毕竟比较成熟地建立起了现代文明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对内,经由市场经济保障人民对物质生活或是财富的追求,经由宪政民主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之实现;对外,建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这个以内部的法律制度和外部的国际条约为基准形成的体系化的国际法权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世界。总体上说,西方各民族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主要处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内通过宪政制度解决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一个是对外通过条约体系达成了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可以说这套秩序还有很多缺陷,但是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东西,因而我们不可能在当今世界建立起一个绝对完美的乌托邦式的天国,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我们要积极性的理解它的内涵,要晓得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套绝对美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关键是要审慎权衡这个秩序对于我们的利弊得失。

  现在问题是,西方首先构建的这套东西是不是就纯粹是西方的,特别是由英伦三岛演进出来的一个特殊经验、特殊制度?我承认这其中是有特殊性的,但在这个特殊之中是否还有着一种人类共享的普世性的基本价值、基本制度和一个大社会扩展的基本原理?对于西方特殊性或西方普遍论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同。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产生于欧洲,特别是英伦三岛,然后逐渐扩展至整个欧洲、北美以致当今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甚至后发国家从某种意义上也在追寻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模式,这中间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特殊性中还是有普遍性的东西的。从历史上看,同样是在这个转型当中,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俄国有俄国的(模式)。任何国家,它们生活方式、制度形式都不可能完全一样,都要符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是不是?我是说从来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绝对普遍性的东西摆在那里,普遍性不过是体现在不同国家具体的历史经验中的为人类所共享的东西。

  :可能正是对这种普遍性理解得不到位甚至走入误区,才使得我们对各种现代化转型路径的选择争论不休,害怕失去自我,对中国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使得古今、中西之争缠结在一起,至今在中西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上无法释然。

  :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确实是纷争不断。无论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民族主义道路,我觉得都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抽象化,抽象化的任何一种道路对中国来说,都是教条主义的,都是行不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都是可怕的。中国应该在自己的特殊性中追求普遍性,而且要把普遍性落实到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明样态以及我们的地缘政治等诸多关系之中。我们不是追求自己的特殊性,而是追求普遍性,但是它塑造出来之后必然带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品质。不要怕追求普遍性会丧失自己的特殊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害怕丧失自己的特殊性,使得我们把特殊性作为理论的前提,而这很容易导致我们自绝于普遍性。其实,即便我们放开手脚大胆追求普遍性价值,最后肯定还是不可能达到一个绝对普遍的东西,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性。在这点上我不太赞同汪晖等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总是觉着当今西方主流国家是邪恶的世界霸权主义,对中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主张学习拉美等后发国家抗拒现代普世主义的经验,走独特的中国道路。

  我觉得作为常识,我们首先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要学习胜利者或强者而不是学习失败者或弱者,不能因为强者欺侮过自己就拒绝学习;其次,这些强者未必都是恶的,道德上的恶并不一定代表制度上就是非正义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有着某种不正义的方面,历史上的黑奴问题、印第安人问题,以及当今的国家间不平等问题,等等,这些非正义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塑造现代文明的英美或者欧洲国家,它们在自己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对自己的国民乃至对世界来说,也还有一些优良的政体制度,至少在国内的宪政制度上,它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能用外部问题化约内政问题。所以,在内部制度这个问题上,我的主张是中国应该探讨一条学习西方特别是英美经验的道路,当然我反对去克隆它们,我们的学习是为了逐渐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建立自己政治和文化的主体性。

    大国崛起:探索自由强国的政制之道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基本背景、在世界格局中的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肯定会使它在追求普世性的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您曾经发起、主编《大国》丛刊,对这一问题也做过深入的思考与研究,那么,“中国背景”或者说“中国语境”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问题到底有着怎样的要求和限定?

  :我关心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探讨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实现一个真正的政制之道或曰法政之道,我认为这个法政之道最终要达到三个层次的平衡。第一个层次就是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平衡,第二个层次是个人财富和国家富足之间的平衡,即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富民强,第三个层次是主权国家和对外的国际秩序的平衡。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基本的政治与法律的原理,如果这个原理被探讨清楚,审慎而智慧地加以实施,就像美国联邦党人所说的,我们不是被动偶然的交付机运来建立一个政治体,而是凭借自己的理性,自由选择建立一个政治体,那么就能建设出一个非常好的现代国家,这个现代国家既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又能达到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的富足。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考验,这需要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需要一些领导者的政治智慧。

  中国150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个所谓寻求国家富强的问题。但是国家的真正强大,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人民富足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以前追寻的往往是单纯的国家强大,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个人的贫困和不自由,在我看来,大国并不等于强国,或者说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优良的政体,就不是一个优良的自由强国。我们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大国,但并不总是一个强国,如果说追求强国是我们近代以来的主题,但如果我们对强国的本性理解错误,最终的结果只能仍是大国而不是强国,甚至国将不国,沦为所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到底如何理顺大国、强国、自由国这些关系呢?

  《大国》丛刊是把强国和自由国这两个问题放在传统名词“大国”中来加以处理的,我们探讨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一般自由主义不强调国家,重点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强调有限政府,这在一般原理上是对的,但这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它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即自由主义从来都有自己的国家理论。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不同的西方国家表现形态不一样,在英美隐而不显,在欧陆国家则强烈彰显。无论是法国,特别是德国,还有后来的日本,都强调国家特性、国家主权、民族精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呢?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不强大,所以才试图通过焕发各自的国家精神,激起人民的爱国心,形成政治凝聚力、政治认同,来塑造他们的国家。英美国家与之相比,国家本身就非常强大,因而没有必要再去彰显国家理论了,但实际上,英美的自由理论也罢,权利理论也罢,背后都隐含着强大的国家诉求。

  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些教条化,只看到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面相。办《大国》这个刊物主要是试图将这两个面相结合起来,还自由主义一个真实的面目。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两个面相,中国从一个大国转向一个新的现代强国和自由国的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从一个大国转向一个所谓的自由国,这个自由国没有一个国家诉求,则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穷兵黩武,倾举国之力来追求军事科技上的强大,但是人民没有自由、非常贫穷,那国家的强大也是短暂的,苏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这种强大也是虚伪的,它不关注人民的幸福、自由,这样的强大对人民没有意义。只有把自由主义两个面相结合起来,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它应该是自由国和强国的结合,这个结合用理论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自由的民族主义。

  :那么,自由国和强国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首先应该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才会追求个人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才会焕发公民的激情,投身于公共事业,塑造良好的政体。繁荣的经济与良好的政体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这个强大的国家不是国家税收意义上的,而是藏富于民的,在此意义下,国民财富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流通总量的额度减去国家税收的额度之后的净值。而我们现在却是把它整个颠倒过来了,以国家税收作为衡量国家强大的标准,这不符合国民财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思考是从理论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国家哲学,以自由国为基础,然后通过真正落实自由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实际上,通过对西方历史的观察,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国一旦建立起来,这个国家必然走向强大。

  自由国和强国有一致的方面,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冲突的方面。在西方近代历史过程中,一些老牌的国家往往通过向外的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方式来转嫁自身危机,当然现在情形不同了,新的国际秩序需要用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再去克隆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个问题上,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难题,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模式。但是我们一旦能够成功转型,又足以使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机。因为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广阔地域的文明体,一旦实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良性生长,肯定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个新的能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是一个重大而严峻的挑战。

  转型智慧: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我们想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转型应该是以一种常规的模式进行,但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日渐复杂化,转型就不可能不常常缠绕着各种外部性因素,甚至导致种种非常规的转型出现。我们知道,您在这个问题上,引入了“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的区分,那么,在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政制设计上,如何理解这两种政治形态在理论上和操作上的意义,或者说这需要我们具备怎样一种政治智慧去应对这个区分?

  :我引入“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这个理论问题背后的思想渊源大致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当代宪法学家阿克曼通过对英美的政治与法律,特别是宪政变革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模式,它有效地解决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制度转型的路径和模式问题;另一个渊源是德国的施米特(也包括某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关于寻找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的理论,大体上是一种欧陆的非常政治的理论。非常政治总是把人和政治放到剧烈变动的非常时期的背景去思考,它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缺乏从非常状态过渡到正常状态的路径。而阿克曼的模式恰好弥补了这种缺陷,在非常时期用共和主义调动公民激情寻找社会变革的力量,问题解决之后又重回自由主义的正常状态,英美政治的最大成功不在于它们没有革命,而在于革命之后找到了一种很好的释放革命能量、转变到正常社会的日常政治的框架,而欧陆路径则没能给出这样一个框架。

  西方社会已经存在的两种理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中国的问题类似于欧陆,近代中国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激进主义的革命路线,概括起来属于非常政治的路线,但遗憾的是150多年过去,它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稳定的正常的制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从一个非常政治时期转向日常政治时期这个问题。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设想被日本入侵打断,毛泽东时期频繁的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不会实现日常政治的状态,邓小平理论主导下的晚近30 年改革在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之后,政治文明、法治国家的目标提上日程,标志着日常政治问题凸显出来。这就是我调动西方理论资源引入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的中国背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它的时代需要的产物。时代一方面激发理论、重塑理论,另一方面理论又为时代的变革提供翘板作用。

  :理论梳理清楚后,实际操作就是个大的问题了,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的关系。过去革命式的非常政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对重建日常政治造成了很大困难,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寻找一种比较规范的非常政治的动力机制,寻求渐进的改良主义路径下的宪政改革,再逐渐探讨从非常政治转向日常政治的途径。西方曾经提供过一些经验,但这种经验对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是有限的,比如光荣革命就是一种非常政治转向日常政治的独特方式,再如阿克曼谈到的美国三次危机时期非常政治的情况,他提出了几种模式、路径,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但只是有启发性,也绝对不可能照搬,而相比之下法国、德国基本上就是负面经验了。如何寻找把握衔接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的临界点,这是个需要政治大智慧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某种方式从理论上激发启动政治改革,因为改良主义演进主义并不等于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并不等于在政体制度层面、宪法层面不需要变革。这就突破了自由主义保守性的一面,进入了自由主义革命性的一面。实际上,在这里,我已经把施米特非常政治的概念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新意。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非常政治,是因为在中国情况下,渐进改良不能完全保守到连建立基本的现代法政制度都不给予一种理论期待和制度期待的地步,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常政治方式,创建一个良好的基本框架,然后再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从非常政治演变到日常政治的途径。谈到具体操作,我觉得没有答案,只能说我们还应该在反思中继续改革,重新寻找一种成熟的改革,把经济主导变成政治主导,把利益主导变成规则主导、法制主导,把意识形态主导变成民族精神重塑,等等。

  :这里,我们的理解是转型时期并非一个纯粹的非常政治,也并非纯粹的日常政治?

  :对,转型期应该是两种政治的叠加、交错,这两条线都重要。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30年法制变革,我认为中国法制变革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宪法之制,一个是具体法治。非常政治对应的是宪法之制,日常政治对应的是具体法治。这两个层次对中国都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使得具体法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之中,使正义的法治能看得见摸得着;同时,我们还希望有一个大的一种宪法之制。这两者实际上是相关联的,没有宪法之制的落实,具体法治也很难落到实处,我们在追求具体法治改革的同时,还应该有宪法之制的政制诉求。

  :我们发现,和很多从某一专业治学的学问家相比,您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化的特征,那么,最后可否请高老师简单总结一下您这些年来的理论探索的路径及其特征?

  :我近年写了几篇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即将以《现代政制五论》为题结集出版,该书收录了我写的《论共和政体》、《论宪法政治》、《论政治社会》、《论国家利益》、《论民族主义》五篇文章,它们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我这些年理论思考的一些结果。我原先是研究哲学的,20年前跟贺麟先生读德国古典哲学,后来我转向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问题的探讨,从搞纯粹哲学转向搞政治哲学或曰法政哲学,而我又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士,因而我思考的立脚点和方法论就不同于学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出身的人,我的知识结构引导我从一个大的思想史的路径来看待中国问题,寻求中国问题的核心观念与宏观框架,从基本的原理上加以探讨。

  对于中国转型中面临的一些难题,我大致调用了两个思想资源,就是欧陆思想和英美思想,力求达到欧陆思想和英美思想的融合,对后现代的思想我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感到它们对中国问题来说还是超前了。说到底,建设自由共和宪政的民族国家才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任务,我认为解决我们问题的主要资源从政治逻辑上相对应的是15至19世纪西方的思想理论及历史实践。欧陆和英美两个路径从不同的方面对我们都有启发。回到15至19世纪那个时期,我们看到当时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从单一学科出发,而是涉及到了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单一学科的学术划分属于20世纪西方学术分殊化之后的情形。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当然也不得不遵循现代学术的学科分类,但我个人更愿意从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的视角来抓住问题的实质。西方思想已经从一个综合的时代走向一个分析的时代,但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综合的时代,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学界做的比较优秀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具备综合思考力的人。我近年所撰写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以及未来计划要写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属于宏大叙事中的中国问题的思考。回顾自己二十多年的思想历程,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学术努力,我感慨良多,我庆幸自己的选择。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时代问题交织在一起更美好的事情了。

  (采访:唐磊、孟凡礼  整理:孟凡礼)

 

作者介绍: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5-05/141790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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