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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需要什么共识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2929

中国改革需要什么共识

张曙光、张千帆、毛寿龙:“经济、社会与政府体制改革如何三轮联动政策三人谈”,腾讯燕山大讲堂,2012124


冯兴元:首先我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和政府体制领域目前存在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既然要以经济、社会、政府体制三轮联动的方式改革,首先为什么要改革?存在哪些重大问题?张千帆老师先来。

张千帆:我只能讲讲政治体制,因为我几乎不懂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太多,最突出的问题是党权过于集中,执政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受任何约束。当然,宪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而其中唯一管用的一条是“共产党的领导”,《宪法》序言中这么规定的。但“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无所不在、包办一切,党不能什么都管。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首先要党政分离,党归党,政归政,党和国家、政府要分开,执政党不能把权力都抓在一起,否则会产生很多后果。我来这儿之前赶一篇东西,是关于最近法官上访被劳教事件,他是吉林下面一个县的法院副院长,他所负责判决的一起案件是一起经济纠纷,在此说不上谁对谁错,但当地党政认为他做出了一项错误判决,影响当地市场环境,所以免去了他的副院长职务。副院长不服,长年上访,直到最终被劳教。这纯粹是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法官上访。由此可以看到执政党全面干预,包括司法领域。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我认为,首先要做到党政分离。执政党要干什么?“共产党领导”究竟是指什么意义上的领导?党管干部是否要把法官也管起来?这是不行的。做到党政分离就要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意义的“领导”,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领导;执政党领导人民、指导人大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正确的法律和政策,也可以在所谓的干部选拔过程中发挥推荐作用,在干部人选产生后发挥监督作用,但仅此而已。日常行政和司法过程中,执政党必须退出,尤其是司法案件绝对不能再如此全面干预,否则我们的“依法治国”只能是一种梦想,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力经济。

冯兴元:三位教授的发言,总结起来是权力很大,很少受制约造成很多问题。而实际上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不是PX事件而是另外的事件,或者因PX事件社会组织真的起来,忽然转下,朝着另外一个目标运作也是有可能的。但若不改革,目前而言也有一些风险,风险有哪些?张千帆老师先讲讲。

张千帆:如果不改的话,风险更大。现在这种所谓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被证明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刚才毛寿龙教授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社团管理。我们的社团管理扼杀了公民通过自由结社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的机制,由此会导致社会出现很多问题。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药方,会出问题;在出问题时,公民必须享有宪法和法律上的各种自由来保护他们自己。当然,也可以通过政府解决。比如公司老板以一种违反契约的方式对待你,你可以到法院告。但很多问题通过政府解决不了,还不得不依靠政府,这样的话雇员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中国工会不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导致工人变成一种原子式、游离的、孤独的个体,每个人面对老板都是一个弱势个体,在签约阶段其权利就被压榨、被限缩了,这时通过法律途径无法维权。前两年,深圳富士康曾有“12连跳”,都是年轻的工人适应不了很残酷的兵工厂式的管理方式,最后选择自杀跳楼。由此可见,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工会,有也不发挥任何作用;假如发挥一点点作用,也会对这些青年的心理健康起到疏导和缓解作用,至少他们不会选择这种方式那么早的结束自己的人生。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公民利用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利用网络的个人言论自由就能保护自己。但当政府权力过大时,所有自由空间被极大压缩,由此就产生许许多多社会问题。

毛教授提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首要安全是国内安全,不是国际、国外安全。我认为后者完全不足为虑。现在中国军力在老外看起来已经很强,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国家资源也不怎么样,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民族主义情绪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侵略你?又有谁愿意侵略你?现在不要考虑外敌侵略我们、剥夺我们、压迫我们,我们主要矛盾是人民和自己政府之间的国内矛盾。所以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可能对人民产生剥夺和压迫。可在长期形成的教育模式之下,很多“极左思维”或国家主义被标榜为“爱国主义”,很容易把我们的视线从国内转到国外,从钓鱼台转到钓鱼岛,但真正的问题不在钓鱼岛而在钓鱼台。一个理性的公民要看到这个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陷入“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话语的圈套。说这些话的这群人很可能正在损害我们的社会稳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就是说,管理国家安全的人可能恰恰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损害者,维稳者恰恰是造成社会稳定的破坏者,目前这种维稳机制正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

  张千帆:改革比较容易做的是法律上的改革和司法上的改革,相对来说这方面阻力比较小。法律改革30年来一直在进行,大家都可以看到在立法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法律有不少是不错的,但很难实施下去,在社会现实中怎么落实这些法成了大问题。司法改革搞了十多年,到了现在方向、目标不清楚,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不能说没有取得一点进展,但进展不大,很多是形式上的。法院的司法环境、法官的环境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法律和司法改革比较容易,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容易做的事通常是意义不是太大的事,很难做得下去,很难让人们真正看到实际效果。要在法律、司法、行政包括经济改革中取得一些真正的实质性进步,还得从政治改革入手。
  经济改革也鼓吹、推行了那么多年,一开始是好的,近一、二十年有点越改越糟的趋势。经济改革可以改得好,也可以改得糟。最近一、二十年有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就是越改越糟趋势的体现。不要以为经济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一个“市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个市场是人造的,是需要受到人为保护的一种经济环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决定一切。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法律是“上层建筑”。但对中国没有说对,在中国政治决定经济,甚至可以说政治决定一切,所以不改政治,其它方面就不要想改,比如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主动权必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官员手里,不然就不是谈改革,而是搞革命了。但是怎么改?我们只能提出改革的建议和主张,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而别人已经从目前的格局得到巨大好处,为什么要改好?改好意味着你要来分享他的资源,否则就不是好的改革。那什么是好的改革与糟的改革?好的改革是对大多数人有利,尤其是对不掌握权力的普通老百姓有利。糟糕的改革恰好相反,剥夺了大家利益,对少数掌握大权的官商有利,无论以什么名目出现,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开明的,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目前掌握的权力造成的这个格局对他们自己非常有利,所以不从他们身上改,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
冯兴元:张曙光教授和毛寿龙教授都讲到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没有新闻的开放,信息公开似乎也走不到最优点。有人经常说改革需要共识,但一个大社会里在具体的政策上不可能达成共识,怎么看这种改革需要共识?是不是为一个伪命题?改革的驱动力在哪里?阻力在哪里?怎么打破阻力?请张千帆教授谈一下。

张千帆:我认为改革共识不是一个伪命题,前几年我做了一些事专门清除“伪命题”的工作,比如“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但改革共识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改革不可能通过政府自己来推动,终极意义上需要人民推动。近30年比较好的改革都是被所谓“倒逼”出来的,不是政府自动的采取好措施,而是在民众压力下,社会有需求,有一个开明领导人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改革最终在人民推动下产生的,那人民对改革必须有一定的共识。如果大家四分五裂,一个往这个方向、一个说往那个方向,就不可能形成一股合力。司法改革就是如此,主流说要搞职业化、实行司法独立,但有些学者应该搞司法民主化、司法大众化,加强对司法的监督等。如果大家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最后容易削弱本来就不是很强大的改革势力。所以我觉得改革共识很重要,当然改革共识不是指对具体政策上的共识,比如GDP每年达到多少,7%还是10%,把更多的钱是投入环保还是金融投资,具体政策见仁见智。但对于底线原则,社会是要形成共识的。如果没有共识,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脆弱甚至非常危险。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30年代德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革,而且也建立了一部魏玛共和宪法,是一部比较自由民主的宪法,但最后失败了,失败根源在哪里?根源是社会没有就支持这部宪法形成比较广泛的共识,社会分裂非常厉害,有的支持自由民主,有的主张君权至上,有的主张法西斯纳粹,在四分五裂情况下社会无法走到一起,尤其对国内的制度建设不存在一定的共识。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对外很快形成了一个“共识”: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受欺凌、压迫的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扩充政府和军队力量。这在当时的德国容易形成共识,最后让德国选择了纳粹。
  在长年受“爱国主义”教育之下,国家主义也成了当今中国的共识,只要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火星就能烧遍全中国。对国内改革,党、政应该怎么改,却没有共识,有时候甚至不让讨论。去年还是前年,人大委员长还提“几不搞”,不讨论怎么可能有共识?等于是不让形成真正的共识。这样的社会很危险,因为无法抵御比较极端和危险的势力。这些邪恶势力就能轻易用“爱国主义”这套花里胡哨的口号控制民族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其实真实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改革触动。
  所以我认为改革共识很重要。最近几次研讨会,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起草了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在这里我只能罗列一下。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以后面临的改革需要6方面的共识:
  一是党内民主化,其中包括党政分离、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改革目前的“一把手”负责制。除了一开始说的党政分离,还要搞党内民主,普通党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像选民在选人大过程中不发挥实际作用。普通党员首先选党代会,但是现在的党代会和人大机构一样是一个附庸、傀儡,真正权力掌握在各级党委手里,党委又由“一把手”控制。实践中的人大制度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实践中的党的制度不符合《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制度。所以首先从党内做起,至少在基层实现这些自下而上的改革,这表示从根本上要改革目前一把手制度,地方党政一把手整个成了一个土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培养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贪官酷吏,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的真相会逐步揭示出来。
二是选举规范化,就是要规范各级人大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和运作方式。这些可能有的人听上去觉得新鲜,其实没什么,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东西。党内民主是党章规定的,干部比我熟悉得多,选举规范化是让人大选举成为真正的选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过场,这是宪法规定的。从各级人大尤其是基层人大做起,加强村委会的选举、城市业主委员会的选举,由此中国社会治理才能走向正轨。
三是言论自由化。选举没有言论自由是不行的,候选人内定,候选人和选民之间没有自由交流,连姓名和名字叫不上,每个人有什么纲领、主张和立场通通不知道,如此“选举”怎么选?所以言论要自由,要废除目前对网络言论的控制,放松对新闻言论的控制,取消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不必要控制。广州正在进行一些实验,有尚方宝剑,中央制定的某些法在必要时可以不用,说明某些中央条例是恶法,因为它剥夺了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第35条规定,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要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如果一时不能在全国展开,至少要给地方搞试点,不适用在这个领域某些糟糕的法律或者条例、法规,让地方真正按宪法要求去实行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
四是经济市场化。刚才各位都提到了,现在国进民退严重,比如对土地的管制、对小产权房的禁止、财产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等。GDP每年增长速度相当惊人,但财政收入增长更惊人,是GDP的将近一倍。这是“国进民退”最鲜明的体现,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只有改变这些,中国才能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
五是司法不受党政干预,我原来称之为“司法职业化”,有些学者主张“司法独立化”。总之,就是要取消党政对法院的各种干预,在法院内部取消对法官独立判案的干预。
六是宪法实效化。我讲的这几点《宪法》都有规定,为什么没有得到落实?毛教授讲宪法几乎为一张废纸,不管用的。但宪法为什么是一张废纸?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宪法的适用机制不合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但是三十年里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今年正好是82宪法颁布三十年,党政领导对宪法长期不重视,不仅是一般领导不重视,高层领导也不重要。即便温总理经常讲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少提宪法。除了十年一次的124讲话,领导人平时讲话几乎从不提宪法的作用,宪法所规定的行宪机制也是非常无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30年来没有解释过一次宪法,说明这种机制对于宪法的实施非常不利。要让宪法落到实处,一定要改革这种机制。比如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这是现在国内学界可以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个委员会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但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日常运作不能随便受到干预,否则和现在一样,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宪法的功能。

  张千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帮助社会形成共识,刚才毛教授讲到共识形成很难,几乎不可能,这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讲“共识”。我一开始就强调,共识不是指具体的政策,具体政策会在人群中形成一种分化作用,因为会给某些人带来利益,给另一些人带来成本。但对于这类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因为它关系几乎所有人的福祉。前面讲到美国,美国刚刚结束大选,大选时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似乎是高度分裂的,民主党、共和党打得不可开交,但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社会;对医改、环保等一系列政策可能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对立,有时甚至会撕裂社会,但美国社会有广泛的底线共识,即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譬如政府怎么产生?要不要通过选举?人民的言论自由要不要受到保障?无论共和民主都会无条件接收这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中国很成问题,在袁世凯时代没有,今天有没有也难说。虽说共和“深入人心”,但我们做的不是共和这套东西。公民的基本自由要不要保障?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未必每个人都能够认同,愤青、毛左就不一定能认同我们认为很理性、很基本的主张。当然,也不好说。有些在网络上反映的言论是否真正代表他的利益,我对此也有怀疑,但至少说不清楚。美国社会有底线共识,这共识非常广泛;不要拿美国的具体问题看美国有没有共识,美国人争来争去的那些事对我们而言都是鸡毛蒜皮,除了医改;医改是美国比较严重的问题,其它问题无非是秦晖教授所说的“多一点自由还是多一点福利”的问题。如果让美国人判断中国问题,比如地方党政是否要这么干预司法?党的权力是否应该这么行使?怎么对待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让美国人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投票,我相信判断将近100%。这就反映了美国的共识,而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共识。
  张曙光老师认为,有没有这种共识很重要,尤其是上下有没有共识。不过我认为,上下共识是建立在左右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主张左右不要争来争去,但中国左右之争和美国左右之争不一样,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政策之争,不是底线意义的制度之争,包括是否还要回到内战以前的各州的独立状态,更不用说回到以前的殖民状态,这在美国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对现实政策的争论,对基本制度没有争论。只有具有高度底线共识的国家才能够持续和平生存下去。美国对蓄奴这个基本问题的共识发生断裂,不久就发生内战,内战重建共识之后才和平繁衍到今天。
  所以我们要辩证来看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和一致性。一方面,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是多元的社会,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的多元是指你我之间不共戴天、水火不相容,那我们能否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生存下去?对此我持怀疑态度。现在左右打得不亦乐乎,而且分歧是根本性的分歧,不只是福利和自由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大问题。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对右派、对整个民族来说都很危险。今天要考虑一些对中国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大家要坐下来理性探讨这些问题,争取形成共识。精英共识对社会很重要,如果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怎么形成上下共识?下层共识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下层共识才能凝聚起一种比较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和我们之间有一种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上下共识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观念上,上下未必没有共识。现在李克强、王岐山不让念稿,但是不是念稿,官员思想还是那些东西。对于政府应该怎么做,他们脑子里想的和我们想的不一定差太远,但实际做时绝对不会按照应然那套东西去做,而是屁股决定脑袋,既得利益超越一切。所谓的上下共识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压力、通过逼迫形成的,最后政府看到不不这么做不行了,也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毛教授也提到,如果公然否定改革就表示你的乌纱帽保不住了,这样上下就有改革共识了。但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存在一个广泛的强大的社会共识,首先要在知识界超越左右,就以上几个基本问题达成共识。

另外一个问题给张千帆老师,这次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对这样的提法或者对这样的总结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过于强调中国特色相关的制度、文化,那是不是使我们国家以往的东西进一步固化,未来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您觉得未来我国推动进一步改革可能性有多大?请您展望一下。

张千帆: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是过去20年形成的,其中前10年产生了很大问题,埋下了很大的社会隐患,后果在后10年才显得越来越严重。胡温体制试图纠正某些后果,但没有刹住巨大的“发展”惯性。十八大以后会怎么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十八大报告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呢?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最根本的是,改革方向应该由人民决定,尤其由人民经过协商、讨论、争论、辩论后形成共识来决定,而不是由执政党自己决定。当时,我稍微觉得有点意外的是,十八大报告是前一届即将卸任的书记给以后即将上任书记确定方向,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对。我当时满怀希望期待的是习近平对中国今后五年、十年何处去、怎么办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报告对于现在的体制有没有约束力都是成问题的,而且我不认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有什么共识,对于这些伪概念也不可能形成共识。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