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公法讲坛

宪政漫谈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3136

宪政漫谈

 

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民间
人物周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新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费尽心思地研究和诠释。而您一直认为,对顶层寄予太多期待是不现实的。
张千帆:对。这主要来自我对国内宪政进程的观察。尤其是2003年之后,我想得比较清楚。2003年为什么是标志性的?不仅是胡温刚上台,“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后,确定了中国式维权的一个模式:一定要有上层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但是上层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压力。
在收容遣送制的废除上,温家宝政府确实是雷厉风行的,他说废就废了。但是,这种压力一开始是来自于社会,没有社会的压力,上层是不会有这种行动。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人在讲“顶层设计”,甚至“顶顶层设计”,这会是有改革期待的精英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张千帆:我觉得在比较好的社会条件下,当然可以期望顶层设计,而且改革必须要有个顶层设计,但是这个设计更多是上下的一种互动,并不是顶层出于良心或者他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小岗村一开始也是村民自动发起的。推行经济改革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对于执政党没有什么害处,它本身是最大的利益获利者。
但到下面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等于是自己割肉。没有来自底层的推动力,改革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改革时段也不一样,当时的领导人是有一定担当的,他们或许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是真心希望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作为理性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首先是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害处。
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前景绝对是不容乐观的,阻力很大。这个阻力不会因为换一届政府或者新官上台三把火能解决。这将是一种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改革。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改革的动力主要在民间。顶层即便有心,他也可能改不动,更何况改革会损害每一个在位者的利益。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说,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改革动力不会太大。

记者:相比自由派精英对民众的悲观和恐惧,您的态度很乐观。这种乐观是纯粹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还是其他什么思考?
嘉宾:一部分是来自于观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你看中国一百多年来,从康梁变法到现在,都是失败。失败的根源在哪儿?归根到底,他们就是一场精英运动,康梁就是精英,问题是皇帝倒台了,他们就只有逃跑,因为他们只走“上层路线”。


记者:说起来,康梁维新也是顶层设计。
嘉宾:也是顶层设计,也失败了,因为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看不起下层,说“民智未开”。到后来,孙中山也是一样,说首先要去教育人民、开化人民,等到他们具备条件了,再来实行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条件”可能是永远不可能具备的。执政者都是会出于自己的利益来保护自己,他不会真正教育人民怎么样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否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一个转型社会里,非常开明的往往是弱势,保守势力的总归是强势。尤其是作为理性的人,我们都是首先看到自己的利益。有良知的改革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比较无知、愚昧或者短视,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以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的短期利益。你如果不靠体制外的力量,光是窝里斗,改革最后肯定是失败。
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人民,你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说什么问题都不能信任他们,那最后等于是你把自己放到了一条死路上。当他们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他的房子被拆,他居住环境,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民众都没有任何问题,他都有能力理性面对,不理性面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些主权、外交的大问题,则出于种种原因未必能信任他们。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自由派在重新谈启蒙,重谈开启民智。您有一些怎样的反思?
嘉宾:我觉得启蒙不是教育,不是宣传,不是给他上课,启蒙就是你要给他提供制度实践的机会,他自己就启蒙了。否则,你总是给他上课,告诉他“你是自由的”、“你应该怎样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他永远不会理解的。
中国民众为什么不理解自由派?因为民众觉得自己已经挺自由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由。我们很少提个人的义务,可以随地吐痰,可以随地扔垃圾,可以在地铁上吃东西,平时没有什么人来管我们。所以,他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那套对他有什么用。
你说怎么样去启发民智?我觉得胡适讲的很好,要让他学会游泳的话,必须得让他下水。让他学会弹琴,你必须要有琴给他,他有琴可弹才能学的会,你光教他乐谱,或者你在岸上教他游泳姿势,他永远学不会。
所谓的启蒙,就是让他做现代社会的公民。无非就是在我们宪法设计的框架里,让他去发挥公民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只有让他实际上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学的会,教是教不会的。学者自己就没做过公民,也没资格教别人。


记者:这种实践机会,也不是启蒙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的。
嘉宾:我们至多只能给这个社会或者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其实你不用去教导谁,你只要把属于他们的权利给他们,他们在实践过程当中自然就学会了。

做奴隶是最理性的
人物周刊:你主张以尊严为核心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替代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里。这会不会被认为不切实际,过于高标了呢?
嘉宾:我觉得不是不切实际,事实上,尊严和权利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两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尤其在政治领域,尊严基本上也就是权利,因为国家很强大,维护个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那你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有效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机制。
有人说在宪政领域,谈尊严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个人道德领域,它会更强调我们的义务感,至少是维护自己尊严和权利的义务。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权利经常甚至每天都在被侵犯,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采取什么行动。
所以,权利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当中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我们听起来,权利不具备尊严的道德义务感。权利话语听起来软塌塌的。既然是我的“权利”,是否维权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管。但是尊严是一个很有战斗性的概念,它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人。


人物周刊:一般的感觉,宪政谈得最多的是制度、公民的权利意识,你为什么这么强调道德和信仰?
张千帆:一方面,信仰也是一种宪法自由。另一方面,信仰和道德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包括维持国家制度,都是属于一种必要条件。否则,你就是拿着宪法去谈宪法,空对空那也可以,但是谁来支持这部宪法?谁能够站出来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你就必须要回归到信仰,回归到一些原则和理念上。


人物周刊:至少做推动工作的这些人,他要有一种超越理性、自私的个人的利益。
张千帆:理性自私是人的动物属性,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只有理性自私就成了鼠辈,对不对?耗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理念的。看到眼前这块食物,它就在想怎么得到,可以不择手段地得到,看到威胁就各自逃窜,没有什么相互担当。人都有自利的一面,这没有什么可受谴责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种“自利”限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不能过度地扩张自己的私欲,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理性自利对社会来说也是最有利的,每个人的“私利”加起来就是“公益”。
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些所谓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它们都是纯粹的理性自私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我想,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最根本一点,在于人是一种道德动物。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这么高度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是和道德、信仰分不开的。
没有一点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道德感之所以不那么强,是因为没有类似西方或者一些其他宗教国家的信仰。这导致了我们是一个老气横秋、工于心计的国民群体。《三国演义》这些传统小说都在教你怎么样去赢,在这个社会中占上风,怎么样通过各种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斗来斗去,看起来都是为了自己更好,实际上整个民族都在走下坡路。
信仰对于突破我们理性的困境是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谈到道德,会被包括许多意见领袖在内的人所嗤笑,他们认为很空,认为那更多是个人私域的东西。他会说,在这个年代应该是谈制度谈法治的。
嘉宾:我现在反而觉得谈制度很空。确实制度有问题,这谁都知道,但制度还是这样,你用什么去解释?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知道这个制度不好,但一涉及我们自己的时候,却还是乖乖地跟着这个制度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念,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或者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好像也挺情有可原的,因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这么做,自己当然也就只好这么做。这不是很典型的一种缺乏信仰的表现吗?
实际上,做奴隶是很理性的。我和随迁子女的家长接触比较多,这些人就是很“不理性”的,理性的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苦苦推动两三年,自己的子女很可能已经错过,那还在那儿推动干吗呢?自己还有风险,会不断地受到不必要的关注。
按照纯粹理性的观念,不应该有任何人出来推动,大家都应该“搭便车”,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便车可搭,因为根本没有“车”。这种囚徒困境,我想对于每个文明、每个国家都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点道德是非观念,这个国家就只能是一个满街耗子的国家。


人物周刊:可不可以这么讲,西方的一整套个人权利意识,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的经济人”,是植根于西方的信仰和道德土壤。在传统的伦理已被铲得干干净净的中国,抽离其原本的信仰土壤,直接移植这一套个人权利意识,实际上是蛮可怕的。
张千帆:对,西方其实绝非没有道德信仰,只是这些不属于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考虑范围。中国儒家的道德和政治从一开始是一体的,它很延续。这种连续性也很正常,政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
但在西方,你会发现它是分裂的,道德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世界,在那里你没有什么权利,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权利”?你就个“罪人”。但是,在政治领域或者在宪政领域,它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不怎么讲道德和义务。
我们光把眼睛盯着它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很容易会忽视它的政治学说下面是有义务作为支撑的。事实上,政治制度或者宪政制度的运行一定要有一些底线道德。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运转比较理性。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西方表面上看是政教分离的,但是信仰实际充当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个信仰基础上建立这一套制度,会是一种比较和谐的、良性的方式。
嘉宾:我就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未必说宗教一定是西方宪政的基石。
宪政里有些很重要的原则是来自于宗教,或者西方宪政的发展很大程度是源于一开始的政教分离。在西方,宗教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有能力去制约这个国家,而我们没有。儒家很大程度就被融入到权力的运行当中去,不足以作为一种独立的制衡力量来制约权力。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如果你要说宗教就是宪政的基础,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只能说宪政制度的运行不能没有一些底线信仰,而宗教就为它提供了这些信仰基础。


   背起你的十字架
     记者:从“个人尊严”,到从儒家的“破布里找金子”,个人感觉您像是在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世俗宗教。但是,无论是在中国和或者世界上其他地,人为设计的世俗宗教是很难推行的。
嘉宾:对,因为中国传统就是一种世俗信仰,儒家是一套道德伦理体系。
这也是我觉得儒家比较有生命力的地方。它是一种“为己哲学”,虽然有些也谈得很高远,但是它是有层次、有阶梯的,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发展自己的道德伦理。儒家强调“性本善”,经过后天的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做君子对谁好?他当然能做很多社会贡献,但首先是他对他自己好。他把自己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出来,他会比较自信,会生活得比较有自豪感。既对社会好,同时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生非常充实,非常有价值,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我们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让人看到自己的那种尊贵。我想没有人是愿意被人践踏,被侮辱的,这不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让小孩子从小接触这样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所谓比较积极、健康的人格。


     人物周刊:您在书里借用了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词,“每个人背上一个他力所能及的十字架”。
张千帆:是的,基督教是让耶稣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儒家则要提升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过这里我要对儒家提出一个批评,它后来放弃了这个理想,认为做君子当然好,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君子,大多数人还是小人。我认为,儒家应该把性善论坚持到底,把每个人都转化成君子,就相当于让他背起道德的十字架。你做君子是要有一定担当的,但是这不等于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人为了整个社会去牺牲,去承担十字架的全部重量。


   记者:这里有一个终极色彩的问题。你说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十字架,可是,为什么我要去背这个十字架呢?
张千帆:因为它就是你的。儒家讲,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自己的善性。你不能放弃,放弃就是小人。这个十字架就是说,你的人性当中有尊贵的东西,你必须让自己过对得住自身尊严的生活。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讲,那就表明你有权利了,你有“天赋人权”:你能自由讲话,你能拥有财产,你有人身自由……
但是对于儒家来讲,这也表明你有义务守护自己的尊贵,不能自甘堕落。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记者徐琳玲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