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公法讲坛

第三届世界宪政论坛暨选举制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点击量:5880

 

编者按201272122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人大议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宪政论坛暨选举制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紫檀万豪行政公寓举行,会议发言情况整理如下:

 开幕致辞:

王四新: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上午我们研讨会的开幕式。今天上面开幕致辞有三位嘉宾,一个是普适研究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澎教授,另一位致辞嘉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所长安德鑫教授,第三位致辞的是张千帆教授。每位嘉宾致辞以五分钟为限,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致辞嘉宾刘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

刘澎: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宪政论坛,是从宪政的角度研究选举。中国从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从来不缺选举,大家都很熟悉选举。但是过去的一百年选举并没有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因为选举不重要,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各种各样的选举都是形式,与群众的意愿表达没有关系,普通百姓不关心选举,选举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要是不改变,那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政治文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当然就更谈不上真正的崛起了。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法制的国家,要实行民主法制就无法回避选举问题就无法回避选举这个问题。无论是哪一层,那个层级的选举都应该成为民意的真实表达,而不应该是掌握权势的集团或者个人导演下的表演。

那么选举制度我的理解一个是要确立原则,一个是要建立机制,原则是一个总体的规划,体现了目的和宗旨,就是要不要民主,如果我们不要民主的话就用不着选举。机制是个施工图,就是实施规划的质量保障,就是如何实现选举,没有好的原则,你这个选举过程越精细,后果越糟糕,欺骗性越大。没有科学的机制就不能保证原则的贯彻,虽然有好的意愿,但是坏的程序必然要扼杀好的原则,最终让选举留于形式。所以希望参加这次论坛的诸位能够既从宏观上探讨选举应该确立的原则,也要从微观上研究影响选举结果细节程序。

我对选举没有深的研究,但是我理解有两条重要的内容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是无论党内党外,大小选举,你只要是选举,都应该有两条是坚持的。第一个是透明,就是选举走过场不起作用,原因在哪,不是选举本身不好,而是这个透明原则没有贯穿在选举过程的全过程,没有落实到涉及选举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选举的第一步是候选人的产生,那候选人如何产生,要有选举者提名,但是参加选举的人提名候选人以后谁来决定这个候选人呢,必须是参加选举的人,不是其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部门。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选举的操纵从候选人提名就开始了,为了做到选举的提名必须要把选举委员会选好,选举委员会要对涉及选举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严格的监督,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完全由参加选举的人决定,没有一个好的选举委员会,没有选举委员会的监督,没有对每一步、每一个细节严格的实施程序,选举从第一步就失去意义了。这是一条。

第二条是竞选竞争。这个竞选的本质是竞争,竞争我理解两层意思,一个是要搞差额选举,保证候选人的名额应该大于应选人名额,不能搞等额选举。第二个候选人要公开发表竞选演说,让人家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做的的是什么,这些都不告诉大家,这种选举是极不负责任,选的人不负责,被选的人也不负责任,所以候选人必须是通过公开竞争取胜。如果候选人不表明观点态度的话,那这种选举是一种幕后的安排,跟舞弊没有区别。

关键要把人民变成选民,这个选举才能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转变。

其次我再说三句话,经济上中国人要有纳税人的意识,政治上我们要有选民的意识,社会上我们要有公民意识。最后我想说一点在这个之上,或者在这个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我们要有信仰,如果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制度的安排是没有意义的。整个中国社会如果只有制度安排,只有法律建设,而没有信仰的话,那么中国社会不良倾向。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王四新:谢谢刘澎教授,尽管比较简短,但是点出了民主制度的本质所在,就是如何通过一些原则,或者通过一些程序来确保我们宪法里面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下面有请第二个致辞嘉宾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安德鑫教授。

安德鑫:大家早晨好。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北京,而且能够看到我们举行这样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会议,而且我很高兴能够收到我的好朋友张教授的邀请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我的学术生涯也是始于新加坡,当然是很多年以前。我六个月之前又回到了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叫做亚洲法律研究所。其中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考虑整个亚洲的法律和治理情况,从日本一直到巴基斯坦都是我们研究范围。

另外我们也是亚洲研究所的秘书处,这个亚洲研究所是33个亚洲法学院共同建立的网络机构,包括中国的一些机构,还有法学院,我们很高兴也承担很大的责任来做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做了一个世界宪法系列的书,我是编辑。这本书名字起的比较谦虚,我们出版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在我们这个系列里边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是人们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的。在讨论宪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这种背景的分析,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讨论宪法的文本,还有一些法律原则。我们是希望看一下宪法是如何执行的,在实践当中如何落实的,然后还要考虑一下宪政主义人们的看法对它的如何,以及实践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张教授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国的,大家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它现在还在备印的过程中。但是我是看过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读到它的话会感到受益匪浅,因为它确实在讲中国的宪政主义发展的时候讲的非常出色。我觉得张教授的书也是对中国一个重大的贡献,我非常期待看到这本书能够正式出版。我想可能下个月就可以面世了。当然我希望如此,出版的时候总会有各种问题。

另外我们还出版了11本这个系列当中其他的书,还有五本是正在准备复印。现在我们一共有40本书了,要不已经面世,要不已经和作者签了合同,要不准备在出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宪政比较研究的贡献。如果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书就会发现它们确实是讲到了一些比如选举、政党,政治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在立法机构当中的代议制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像在选举管理机构这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

我觉得这些书都会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如果对于民主机制感兴趣,对于宪政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感兴趣,想要进行比较研究的话,都会非常有帮助。当大家在建立机制的时候,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你要看一看别的国家有没有一些普遍的模式,有没有哪些成功的模式,在某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谈到选举制度的时候,这个选举的监督机构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对于选举制度的研究就是一种更高级的数学,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都无法理解,但是其关键就在于确保人们的意愿能够得到代表,而且能够使得这个立法机构对于人民具有意义,能够承担起责任,而且能够有效的实现这样的目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

当然我们也研究了政党,我们觉得政党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看政党是如何运转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和这个民主机制一样重要。

所以非常期望在今天的会议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发表各位的真知灼见。

王四新:感谢安德鑫先生。在他刚才讲解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你的机构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世界宪政探讨方面所做的努力,我相信你这边的能力,和你这边所进行的研究会对我们宪政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开幕阶段最后一位致辞人就是张千帆。

张千帆:首先欢迎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朋友,尤其是欢迎远道而来的外国教授。感谢刘澎教授、四新院长,还有阿登纳基金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这个会议不可能召开。现在做什么都很难,开会也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被要求转告大家,让大家不要在这个非常时期微博炒作,请大家谅解。

我们的研讨是纯粹学术性的,没有任何的政治风险。选举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对选举的研究是没有任何问题。研究选举很正常,不研究选举才不正常。而且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选举变得更加正常,这对中国很重要,只有有了正常的选举,我们国家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个论坛今年是第三届,早先已经进行了两届。第一届在2010年首届世界宪政论坛是关于宗教法治和族群和谐,这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对于宗教和族群的研究显然是不敏感的。去年我们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宪政论坛,探讨了土地征收、城乡规划和农民土地权利保障问题。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把这些领域,比如说宗教领域、族群领域、土地征收领域,还有这次要研讨的选举领域,主要国家的经验教训弄清楚,把这些领域治理国家的一般原则原理弄清楚,然后和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相对照,为指导中国的宪法实践、解释中国的宪法条款以及未来的修宪乃至制宪打下理论基础。

因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诉讼,所以我们对所有问题不只是缺乏一个权威性的解释,而且也缺乏常识性的理解。所以把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从第一届论坛开始,我们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一是想通过每年集中研讨宪法或者宪政领域的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的各国经验——不仅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梳理清楚。宪法学无非是这么八九个重要领域,希望几年之后对整个的宪法学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为中国未来的修宪乃至重新制宪奠定理论基石。我认为,中国也就是这几年安静时间,大家不妨坐下来踏踏实实做点研究,不要等到剧变来临的时候措手不及。

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人对于坚持中国特色却极其顽固,世界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如此固执地坚守自己文明的糟粕,以至于今天还有人提倡要让孔子的后代来统治中国。简直是笑话。

要保持开放的胸怀,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各国宪政的情况。像哈丁教授主持的这套《世界宪政体系丛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本书是他和另外一位作者合著的泰国宪法体系。请问在座的想想,我们对泰国除了红衫军在街头闹事,对泰国民主、对泰国宪政究竟了解什么?对于世界各国的情况,尤其是宪法制度的运行状态,我们目前是非常无知的。我们的学者,无论是老中青学者,对于外国宪法有深入研究的很少,以至有人写了一本《中国震撼》,说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试验都是失败的,一派胡说八道,但是我看有分量的回应很少,因为我们对印度等国实在太不了解了。这和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正在组织翻译这本书以及这套丛书里的其他书,希望能借此引进一些国家宪法的基本知识。

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研讨,在国内形成一支比较扎实的研究各国宪法的研究队伍。当然,这主要靠年轻人,但是由于比较研究吃力不讨好,年轻人的研究也需要引导和激励。右边这本是即将出版的《宪政评论》第一辑,会聚了我们两年前召开的第一届宪政论坛的成果——宗教法治与族群和谐。时间间隔有点久,主要是我自己的错。我们希望评论可以一直办下去,第二集就将是我们这一次关于政党与选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我希望这个评论能够吸收国内学者在比较宪政领域当中最前沿的成果。当然,我们也会翻译一些国外学者的论文。我们是平等的对待国内外学者,就是说我们希望国内学者的文章水平无论在深度还是视野的广度上都能够和国外的学者相媲美。

这就是我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次论文集还是很翔实的,其中有好几篇做得很扎实的外国宪法的论文。形成一个研究梯队不容易。中国人经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许这个国家等不了百年,我们通过十年的时间能够打造一支比较扎实的比较宪政研究队伍,我想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我们努了一定会取得成功。谢谢!

王四新:感谢张教授,我从个人角度非常欣赏这么多年来张千帆教授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组织中国的学术力量,研究中国的宪政问题上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今天我们在这讨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制度。本身民主是全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实践着所谓的普适价值,作为中国也开始从基层进行选举方面的有益探索,在这个时候我们欢聚一堂来讨论中国选举制度的具体实践,以及其他各国在选举制度方面可以借鉴的一些理念,以及它的具体做法,相信会像张千帆教授以前所做的许多研究,所出的许多成果一样,也像各位在这个领域付出的努力一样,会对中国的选举制度建立,中国选举制度的完善,乃至中国宪政制度的最终确立作出应有的贡献。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三位致辞嘉宾的配合。第一单元的活动到此结束。

 

下面进入第二个单元集体照相。

 

第一单元: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达勒姆:我叫达勒姆,我是来自于杨百翰大学法学院,同时我也是在欧洲的中央大学兼职。在这里为大家做主持人,邀请今天这一阶段的第一位托拜先生,来自法国的托拜先生,他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15分钟,请大家遵守时间。

托拜:首先感谢主持人的溢美之词,我也要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我这次机会参与今天的会议。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讲起来就会让我觉得很兴奋的一个话题,而且我期望着有非常精彩的观点的碰撞。对于中国的政治我了解的甚少,对于中国的宪法了解的也很少,而且对于政党制度的研究并不是非常深入,可能完全是偶然的机遇机缘巧合,下个礼拜在这参加另一场研讨会。所以借这个机会就过来了,虽然并不是深入研究的领域,可是我对宪政主义和政党非常感兴趣,一直有这种闲情逸致了解,进行了无心插柳的工作,所以很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国的情况。

尤其是在宪政主义与政党现存的一些功能之间关系的深入挖掘。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一定是必然的或因果的这种清晰关系,不是说要有宪政主义就必须有政党的分离,或者要有政党的什么形式。在18世纪宪政主义出现的时候,政党是根本不在画面中的。宪政主义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就并没有把政党放入他所建立的这一套系统中来。政党是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而且觉得是在宪政主义中比较讨厌的,比较排斥的,因为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权力的分离,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纬度去考虑,其中一种理解的方法就是要实现权力的制衡。如果有两到三个政府的主导方彼此之间进行竞争,这样就可以实现权力平衡。但是如果这两三方中的每一方里面都是属于一个政党,而这个政党是秉承着同样的一个理念和原则的话,那么这种平衡的力量也会遭到一定的削弱。所以最初的考虑就是如果说政党做的越细碎化越会促进政党权利的平衡。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只有一个党,或者有几个党这样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甚至人们会担心在多党共存的情况下如果某一党的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使得这一党更大的话,那么它的权力就会失衡。

现在我们法国内是多党制。但是民主党的总统基本上也是社会党的一个领袖者,而社会党又在国家的国会中占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然后他再选举参赛任命地下一个总理,同样来自同一个党,因此他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已经在那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权力的制衡。所以我觉得政党自己本身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安排,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党自己本身是非民主的。

在一个政党里面有这样一个领袖,然后有一系列的组织,高低之分,还有党员,而议员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必须要遵守政党领袖的意见,比如说他们向议会提交法案,然后进行投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集体行动的,除非是一些次要的问题。那么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他们都必须要采用集体行动投票一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些政党开始呈现雏形,当时就有非常明显的压制政党的行为,当时认为如果你成立一个党派是非法的行为。

18世纪启蒙运动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换了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民主机制应当有自由的讨论,如果说在政党内部你对于某些党纲进行宣传,然后遵守党纲,你有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不完全只是对自己提出的纲领负责。

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在大革命当中对自己的选民说,你们选我然后来捍卫我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捍卫你们的想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和我们今天对于民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我没有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做一个总结。

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对于政党这种不信任在18世纪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提到政党这两个字,一直到宪政历史后期才出现,一直到20世纪的时候才提到政党这个词,提到政党的时候也是非常简短,只是说某些政党得到了授权,可以自由组成政党,但是它们必须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举一个例子,联邦德国允许成立政党,条件就是他们遵守民主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取缔。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些政党必须要牢记这些原则,比如说因为考虑到纳粹的前车之鉴,纳粹如果是这种政党再出现的话就必须要取缔,或者进行改组。当时共产党政府也在警惕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在法国宪法当中自从第四共和国开始,就是在二战之后在法国宪法当中,宪法是说政党有助于建立民主,但是并没有一些明确政党特殊地位,只认为政党是某种形式的结社,并没有阐明说政党有哪些特殊之处。后来的法律开始考虑到政党的重要性,在民主过程当中它的重要性必须要容纳这些政党,有几个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建立非常严格的监管,对于政党本身的组织要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管,而且要对于政党的资金、筹资,还有正式选举的筹资进行严格的监督,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在法国有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比如说一个党可以接受多少捐献,而且它的来源是什么样的也有具体的规定。

比如说这个政党是不是只能从私人那里捐献,能不能接受公司的钱,这个钱是不是要向公众公开等等。对于接受的政治资金它的花费有没有上线,其实民主的只能它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严格的监管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看到至少是在欧洲国家他们都非常努力要建立这种严格的监管措施。

不仅仅是法律可以对政党进行直接的监管,而且还有一些普遍的法律,像普遍的宪法框架它并没有直接讲到政党,但是间接来讲它不仅可以影响到政党,影响到个人,而且还可以影响到政党的系统。

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只说一个法国宪法系统的特点。大家知道法国引入了总统直选,就是进行全民的选举,直选总统。总统如果是直选的话,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于政党制度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它减少了政党的数量。开始大概是有14个政党,今天我们数一数大概也只有4个政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政党制度,这种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制度就两轮,第一轮里面如果一个候选人获得了绝对多数他就当选了。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通常也是这种情况,那么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选举当中只有头两名的候选人可以彼此竞争,因此必须要成立一个针对第二轮投票的联盟。这个联盟并不是在选举那个时候成立的,而是在之前好几年开始,政党之间必须要进行联合,最终留存下来的政党数量就非常有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可以总结一下,一方面政党它可以去对普遍的国家体制产生一定的干扰,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实现分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政治系统本身也会对政党产生影响,有的时候会减少或者是增加政党的数量,或者是影响他们的运转方式。谢谢。

达勒姆:非常感谢。我们现在请李丹林教授来主持后面的讨论发言。

李丹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李丹林。感谢会议主办方,还有千帆教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程雪阳,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后发言。

程雪阳:大家早上好,感谢张老师和会议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原来我还想我是明天的报告,所以PPT没有做。我简单说一下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荷兰的政党和选举制度。

我的导师曾经说过他看过中国的宪法,除了我们一党执政以外,好像我们中国的宪法比荷兰宪法更先进、更文明、更注重保护人权。刚才在主旨发言的时候,有个老师讲我们对于民主,对于选举的理解,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荷兰的政党和选举制度是比较落后的。荷兰人特别喜欢一个分类叫历史性的宪法和革命性的宪法,美国人的宪法、法国人的宪法可能都是革命性的宪法,而像英国、荷兰他没有经过大的动荡,一直在和平年代,可以平和度过各种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宪法叫历史性的宪法,逐步演变过来的。

我大概介绍一下今天荷兰的选举制度。荷兰它起源于16世纪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那个时候有一个三级议会,但三级议会更多的是向各个省派到中央的一个外长,而不是真正的代议制机关。1815年荷兰人推翻了拿坡仑统治以后,他们建立君主专制过,1848年变成君主立宪过。从此以后荷兰的国会就实行了两院制:上院和下院。上院是由上议会,实际上是三级议会,原来的机构各个省议会间接选举,下议院则由人民按照比例代表的原则由人民直接选举的。

荷兰宪法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上院下院都是人民的代表,即便是上院也不是地方利益的代表。

我下面会谈到荷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分化,所以在荷兰很难形成一个绝对的多数党,所以它需要进行多数联合。荷兰有一个政治学家,他是个美国人,叫(雷波特),他们有一个协商合作民主理论,他就是从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

比例代表制在荷兰主要表现在第一荷兰不划分选区,当然之前曾经有的,现在已经没有划分选区的概念。每一个政党如果你在全国能够拿到一个席位所需要票数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国会里面。而只有进入到国会里面的政党它才有机会去执政,获得多数的政党最大多数党他有权利组阁,当然要组成一个政府的话它必须在议会席位里面达到50%以上。

因为它社会比较分化,所以在荷兰历史上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拿到50%以上的席位。按照现在下议院的席位数总共有150个,就是说要达到75个以上的席位,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拿到这个席位,所以它需要通过多党联合才可以形成一个政府,才可以组阁。

理论上来说这个比例代表制比较简单的,你所获得的票数除以总得票数,总的投票数除以150个席位就是每一个席位需要获得得票数,而每一个席位你所获得的票数除以每个席位获得的票数,就是你自己在议会里面所占的席位。

但这里面有一个上余席位的问题,除的时候总有余数,这对于荷兰的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对大党还是小党剩余席位怎么计算都是非常重要,对小党来说如果你能够剩余席位的话你有可能进入到议会,对大党来说你可能会增加一两个席位。具体的算法这是数学的问题,早先在计算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最大余数法,现在开始使用最高均数法。

讲内阁的组成,刚才我谈到它在1815年独立以后它从共和国变成君主国,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荷兰依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国。组成政府的时候,在政治实践中1880年以后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但是按照宪法的规定这个国家是由阿瑞吉家族的子孙、威廉一世家族的子孙统治,他也有权任命政府。180年以后的实践中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每次选举,然后由多数党来进行组阁,但是多数党必须由国王或者是女王他来任命一个组阁者,然后与其他的政党进行谈判。

最初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拿到绝对的多数,他必须跟其他的政党谈判,但往往这种谈判不一定能够谈成。很多政治家丢脸面,如果我任命一个多数党的领袖去找别人谈,谈了半天谈不来,组不成联合政府。如果你还必须任命他为组阁者、为首相的话会带来一些麻烦,政治家没有脸面。

后来有一个新的制度,有一个资深的政治家他来组阁谈判,各个政党,包括最大党,次大党,第三大党的领袖过来谈,谈成了任命最大党的领袖作为组阁者,担任首相,他来组织内阁。

这些东西在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具体有的一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荷兰的宪法有两部,一个是包括欧洲大陆的荷兰宪法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大陆以外的原来的殖民地现在组成部分的宪法,然后有适用欧洲大陆荷兰本土的宪法。

这两部宪法其实并不是国家最高的法律,在成文宪法之后还有一些不成文的法,而这些不成文的法,比如说政府是由最大多数的党提出动意进行组阁,所以不成文的法对荷兰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比成文法更重要。

政府组阁首先任命首相和其他部长一起来组成内阁,首相通常是由最大多数党来担任,其他的如果达成,比如工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天主教、人民党组成内阁的话,这些部长由他们内部进行分配。比如我可以安排你到教育部,或者到外交部,这个是由他们内部分配,组成联合政府政党进行分配。

荷兰选举制度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开问题,它不是很公开,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政党,然后政党来决定它跟谁来进行联合,它怎么来分配内阁的职位,选民对这些问题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发表意见。

实际上组阁的过程也是秘密的。究竟哪些党联合选民没有任何权利过问。

另外君主对于组阁的影响,当然这也视为王室的秘密,荷兰的君主对于政府的组成运行到底有多大的权利并不是大多数人清楚,即便对荷兰人来说也只有参与其中的政治家才能了解女王对组阁到底有什么的影响。

政府的倒台在荷兰和比利时、卢森堡经常出现,也是因为多党联合执政造成的,如果三个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其中有一个党或者两个党他反对政府在某个问题上的政策,他就可能退出内阁,政府就倒台了,这个时候需要重新进行选举。

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再次选举和政府倒台之间,或者这一届政府到期之后有一个过度阶段,这个过度阶段需要有一个看守内阁。看守内阁也是一个真正的政府,他能对具体的事物作出明确,不能对特殊敏感问题作出决定。

荷兰的政党制度跟宗教关系非常深刻,荷兰的政党起源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最初这个国家是由新教的人推翻西班牙国王的过程中建立的,之所以推翻西班牙是因为他们反对天主教。新教在很长一场时间在这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他并不认为政治中应该参加宗教的因素,包括在学校里面讲基督教,但并不倾向于天主教或者新教。后来天主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们的学生应该到天主教的学校里面上学,也有部分新教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去新教里面上学,这里面发生一些宗教的冲突。

大概19世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库帕,他能力非常强,坚韧不拔,他通过和天主教联合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为他天主教学校斗争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就要组建自己的政党,有自己的报纸、俱乐部,一个社会应该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包括他有自己的交易组织。荷兰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宗教的因素在政治中扮演中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形成,这个社会是功能齐全的,它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新教柱群。

新教的族群组成以后他对整个荷兰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新教的人他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俱乐部和交易组织,买个什么铅笔你去新教开的杂货店去买。他有自己的政党,我把它翻译成柱群。新教组成以后,天主教说我们也要组成自己的柱群,天主教也这样,后来的社会主义兴起,社会主义也这样,然后自由主义也形成自己的族群,荷兰形成四个柱群。新教人从生到死,在柱群里上学,看自己新教的报纸,参加新教的运动俱乐部、政治俱乐部,参加新教的投票给新教的政党,他去世的时候按照新教的礼仪进行安葬。一个人的一生不需要跟其他的柱群接触,柱群之间的通婚也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被禁止的。

这些情况造成荷兰社会的分裂,对于荷兰政党制度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一在这个结构下政党被看作是私法上的组织,而不是公法上的组织,所以荷兰宪法到今天修改二十几次,但是政党这个词语和这个制度从来没有在宪法中出现过,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司法的组织,它是柱群、天主教柱群或者新教柱群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公法的机构。

第二个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以及社群的影响,每个选民必须为自己柱群的政党进行投票,所以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性,政党也不需要去选票、拉票。

第三个就是天主教和新教慢慢形成一个理论,因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起来以后会形成对立面理论,说我们有宗教意识得宗教党和世俗党斗争,我们不要跟他们联合。然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关系,国会和政府本来是分离的,但是因为政党的因素,多数党组成联合政府政府有的时候基于政党的纪律会对议会中的议员进行施压,往往是政府会高于议会。

最后一个就是1960年代柱群开始瓦解,主要是因为电视的原因,电视的传播导致柱群的瓦解,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天主教可以看到新教,看到社会主义,看到自由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想接触到以后,柱群进行分化,但是柱群今天依然根植于荷兰的社会结构中间,对荷兰的政治和政党和宪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李丹林:感谢程雪阳博士,他的发言让我们对荷兰特色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有了很多新的了解,接下来有请谭道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谭道明:谢谢达勒姆教授,谢谢李丹林教授。我发言的题目是墨西哥联邦制与政党制度的互动关系。

首先介绍一下联邦制,它有两大特征:

第一它是一项宪政制度,联邦制是规定在宪政文本之中,并且受到宪法保障。目前世界上所有的联邦制国家都是成文宪法国家。

第二特点它是自治和共治的统一。在中央层面,联邦单位通常是各州共同参与中央事务的治理,在地区层面各州还有市级单位都拥有一个自主决定地方事务的权利,不受联邦或者中央的非法干涉,因为联邦制就是宪法中规定的保障共治与自治的一项制度安排。

为什么要探讨联邦制和政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要从美国学者威廉·里克的政党制度决定理论说起。他在他的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里面《关于联邦制起源、运行和重要性》著作里面,他提出宪法中的制度安排向参议院、联邦最高法院,他们都没有办法影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趋势。只有政党制度是决定联邦制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里克的这个理论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当然他这个理论不是无限可击,它有些问题。第一个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两党制,是比较松散的两党制,中央领导人他没办法控制地方的领导人,甚至反过来地方领导人反而能够对中央领导人有很大影响,中央领导人在竞选的时候还要求助于地方派系的支持。所以里克认为,美国松散两党制是美国联邦制存在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他的理论是单向制度,政党制度决定联邦制的存在,但对于联邦制作为一种宪政安排,它又没有对政党制度产生影响,他没有谈到这一点。所以我就想探讨在墨西哥联邦制和政党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墨西哥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有市级单位,在宪法里面明文规定这三级政府的权力分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剩余权力条款,剩余权力条款它拷贝了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把剩余权力都赋予州,这是墨西哥的联邦制的特点。

政党制度在墨西哥政坛上主要存在三大政党:革命制度党、国家行政党、民主革命党。其中民主革命党成立比较晚,1989年成立。之前主要是两大政党,当然还有其他党。

墨西哥政党制度是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从1929年一直执政到2000年长达71年,比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还要长。2000年以后革命制度党就失去执政权,墨西哥政党制度就变为多党竞争制。国家行政党取得了2000年大选,连续两界任职12年。在今年201271号选举中,最老的革命制度党又再次获得执政权。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下面介绍一下在一党独大制时期,墨西哥政党制度对联邦制的影响,在执政前期一党独大是得到巩固和强化,使得联邦制不再发生作用,整个宪法都已经被虚置了。由于国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革命制度党手中,尤其是革命制度党的总统还是党的领导人,总统可以通过党内机制来迫使州一级,乃至市一级的领导人下台,这样使得联邦制没有用。

对于这种一党

敬请关注
博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