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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讲坛之六、燕山大讲堂151期(上)

作者:郭道晖、张千帆、王占阳、曲相霏、张翔   点击量:4877

宪政讲坛之六燕山大讲堂151期

主题宪政社会主义与82宪法的前景

主讲人:郭道晖(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教授)

评论人: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曲相霏(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2年2月23日(周四)19:00——21:30

地点:希格玛B1小剧场

要点一【82宪法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82宪法的优点在于宪法在民主和法治方面的一些规定所体现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进步;宪法摆正了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宪法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和企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82宪法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82宪法最大的缺陷是没有鲜明的明确司法独立,另外是没有建立权力制衡制度,三是违宪审查制度,所以一些明显的违宪行为包括违宪侵权的立法没有得到纠正,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公民的权利更缺乏宪法的保障。

要点二【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我信奉社会主义,也一直希望实行宪政,所以我也赞成宪政社会主义。但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赞成的宪政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我赞成的宪政是新的宪政主义。

要点三【共产党应该成为宪政党】现在的法律体系肯定不是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几个要点,起码一条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的法律体系是支撑民主的吗?现在的法律体系是不让选举,形式上走过场的选举,没有选举哪有民主?郭老还讲了很多权利都是乌托邦条款,宪法35条,现在在有些地方讲35条都是属于不合法的。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公民权利都虚的时候,就没有社会主义。

要点四【国家、社会、个人中应该“人权至上”】我觉得和国家主义相对应的基础之上我赞成以社会至上,也就是说在政府、国家、社会的主体中,如果选择一个主体作为至上的地位,我赞成社会主体占至上地位。但如果在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几个主体中做选择,我觉得不是社会至上,而可能是个人至上,也就是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在各个价值主体中处于至上的位置,把个人的人权放在最重的位置上,所以与社会主义相比较,我比较赞同“人权至上”。

要点五【我们现在把党的领导歪曲了】党的事业至上实际上是党的利益至上,而党的事业以人民利益为工具,不代表人民利益还谈什么党的事业。“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而我们现在把党的领导歪曲了,领导变成控制、管辖、支配,这都是错误的,只能提共产党作为领导,只能提出他以政策、政治来领导,而不能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而发号施令,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你的任务。

 

82宪法的闪光点

张翔:非常感谢各位光临燕山大讲堂,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四位法学界非常著名的学者,在这里首先感谢张千帆老师把宪政讲堂放在燕山大讲堂举办,今天到场嘉宾有有“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老师,本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的张千帆老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老师,还有社科院的曲相霏老师,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张千帆老师。

张千帆:大家晚上好!宪政讲坛因放假停了几期,很高兴现在又重新开始,并且非常高兴和腾讯燕山大讲堂再次合作。今天非常有幸请来了和江平、李步云齐名的“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教授。其实郭老应该是他们三人中最年长的,今年84岁了,但大家看到他还是非常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几年前我在北航主持过郭老的讲座,那时候讲的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这也是郭老新作的标题,讲座完毕有听众提问,问郭老为什么能够健康长寿。郭老的回答是三个字:讲真话。这听起来非常令人费解,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真话讲多了可能会遇到麻烦,讲得太多了不仅不会健康长寿,可能会起反作用,所以在今天大家可以求教郭老,为什么讲真话反而能够健康长寿?这对鼓励我们在一个经常不讲真话的地方为什么还要讲真话是很有意义的。讲真话可能会付出代价,郭老也付出了代价,但最终他还是得到了健康长寿。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吗?

郭老这一生也可以用“讲真话”这三个字概括。郭老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在清华任职,曾是清华党组成员。大家众所周知的佳话是朱镕基总理的同学入党介绍人。郭老自己入党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热血青年”。现在则是“白发青年”,这是网上对他的评语:郭老年纪大,但思想跟年轻人一样敏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他的特点都是批评执政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郭老就批评当时的执政党;后来执政党换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继续批评,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1957年,郭老反对“反右”,结果被打成了右派。19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郭老已经50岁了,被调到全国人大,在那儿工作了八年多,亲身经历了中国法治和宪政的发展。今天邀请郭老来讲82宪法回顾与展望,他是最好的人选,因为他亲身参与了82宪法的制定。60岁的时候,他去《中国法学》任总编,继续保持着他的风格。他应该是《中国法学》这本国家级刊物迄今为止最敢言的总编。我也很有幸,第一篇文章正是在郭老任总编时发表的。

这么多年以来郭老一直保持着他的本色,非常不容易,八十高龄但思想依然敏锐,八十岁后还出了好几部专著,不断思考中国的改革问题。今天非常有幸,请他来讲82宪法以前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当下炒得很热的“宪政社会主义”问题,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郭老给我们讲座!(掌声)

郭道晖:大家晚上好,谢谢主持人张千帆教授的邀请,谢谢腾讯网的邀请。这个题目是张千帆教授拟的,我先就这个题目发表一点感想。三十而立,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二十而立,二十岁加入共产党,三十岁时就“三十而垮”,参加共产党被咱们共产党整下来。到1979年改革,彭真从监狱里放出来(解放前坐六年半,文革时还坐自己党的九年半监狱),他出来当全国人大法治委员会主任。开始没有什么人,他原来的秘书王汉斌想请我过去,所以我50岁“出家”搞立法。

至于82宪法,倒确实是三十而初步立了,新中国建国后32年,即1982年,制定了82宪法,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的第四部宪法(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是其中比较好的一部宪法,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用的一直是这个82宪法。这个宪法从制定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周年,在今年恐怕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今天就讲讲这部宪法制定有哪些亮点、问题以及今后应该怎么做。

一、宪法在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新规定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

82宪法于八十年代初制定,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热火朝天时,而且经过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另外,在1981年党中央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前(1980年)我有幸参与了四千老干部讨论决议草案的工作,作为大会第一组的秘书。我在前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介绍决议讨论情况的文章。1982年宪法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制定的。当时我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派我去做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秘书,所以亲身体验了制定过程。现在凭我的记忆,就我所了解的、认识的谈一下。

关于82宪法,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提出,因为至今都闪耀着光辉:

(一)确认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82宪法是把公民基本权利摆在总章后面作为第二章(过去是摆在国家机构后面作为第三章)。82宪法第一次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挪到前面作为第二章,突出了它的宪法地位,而且这个地位要高出国家机关、国家机构,这很有深意,意在表明公民权利是本,是高于国家权力的 ,先有公民和公民权利,而后才选举、授权产生国家机构及其权力。国家权力也不容侵犯公民权利。

82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总共立了24条,比54宪法多出5条,比75宪法多出20条,比78宪法多出8条;而且82宪法在37、38、39、41连续几条里关于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做了规定,这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老干部亲身痛受文革时期恣意践踏人权、人格而定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第一次纳入宪法。

另外在第41条确认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以及检举的权利,这点非常重要,到现在还有不可或缺的针对性。这是现在公民维权的宪法依据。我要维护我的人权和合法权利,我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控告、检举政府的贪污腐败,我可以上访。现在上访受到打压,而这条是保护上访的,谁打压上访就是违宪的。这一条在79年已经颁布的刑法就有这些类似的规定。1979年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一口气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刑法就是其中之一,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红卫兵、“革命群众”可以任意抄家、拘捕、刑讯逼供无辜公民、干部等,比如刑法把“侵犯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专列一章,特别是把侵犯民主权利规定为犯罪,并作为刑法很重要的一个罪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而且任何机关或个人侵犯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以刑事处分。刑法还规定禁止以大字报、小字报诬告、毁坏他人的名誉,严禁诬告革命干部和群众。这都不是法律语言,是主持制定刑法的彭真等领导干部以其切身的体验、深受其害而制定的。宪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和背景下制定的。

(二)宪法初步摆正了作为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

82宪法纠正了75宪法、78宪法在党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75宪法把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有一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意味着共产党在体制上是高于人大权力的机关,这显然是把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列宁早就指出“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所以82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几个字删掉了,这不是否定党对国家事务在政治上的领导,而是纠正党政不分、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

75宪法还规定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军队”,至今也还有人说“军队受党的绝对领导”,这个提法也许意在强调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从法理上说我认为是不妥的。为什么?所谓“绝对领导”者,即排斥任何其他领导;而事实上82宪法就前所未有地单列一节(第三章第四节)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中央”就是指国家军委,其第一条(宪法第93条)即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也就是指国家军委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当然,在我国,基于历史和现实某些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受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即所谓“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宪法还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其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相同。就宪法确认的全国人大职权(62条)中,也规定由全国人大来“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同一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这些都涉及对动用军队的重大决策。此外, 在宪法总纲第五条还特别明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的这些规定,都明示了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要对全国人大负责,亦即要受国家宪法的约束和全国人大的领导。这些规定是参与制定82宪法的人的重要共识和立宪观念上的提升。那种所谓“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言论,背离了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政精神,也不符合我国军队是受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供养的事实。他们或许出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好心”,实际上却在帮倒忙,不自觉地把党置于违宪境地。

宪法还恢复了过去54宪法比较正确的做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在序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规范条文。刚才我念的75宪法是作为宪法的条文,具有规范性、强制性。82宪法改为写入序言,而且写的序言只是作为革命或者建设经验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种规范。

有人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四项原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国家必须履行的基本原则,但它不能强制所有国民和所有地方都遵守。譬如香港、澳门实行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求他们遵循四项原则,港澳就不能搞一国两制。对全国的宗教徒也不能强迫他们信马列主义的无神论,那会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矛盾。所以我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的立党原则与治党原则,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特别是它的中央领导人以及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原则;而并非全民人人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宪法原则,何况一般公民也没有办法遵守(施行),因为他们不直接掌握也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或党权,无法对他人“坚持”“党的领导”和“专政”,也就谈不上违反这个原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谁有资格犯大的错误,那只有共产党。”因为它是执政党。事实上,建国以来是谁违反、破坏了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党的领袖和四人帮之流的领导人。他们大搞领袖专权而不是党的集体领导;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搞对人民的全面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极左的思想和路线,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里还须说明一下,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区别。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附带说一句,这句话同我在此前十多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是基本近似的。我的原话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力,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时我这篇文章是被几个老“左”先生认为是“否定党的领导”,而在《求是》和《真理的追求》等期刊上进行大批判。)这就是说,共产党以其正确的党纲、路线和立党为公的精神,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在政治上、政策上起引领、指导的作用,成为领导党;作为执政党,则要经过法律程序,即必须由人民来选举。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成为国家主席、总理、各部位负责人,必须经过代表全民的全国人大来选举、确认,当选的党的干部才能行使国家权力,才能成为执政党。有人说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宪法没有这个规定,宪法没有设某一条确认“中国共产党是永久的、天然的执政党”。即使在建国初尚未建立人大制度时,共产党也不是根据“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自行执政,而是建国前夕通过当时已成立的全国人民协商会议的正式选举,它的执政才有合法性。

此外,宪法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和企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而且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或是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职权。这一条字字千钧,是82宪法最大的亮点,而且对当今现实有非常大的针对性,可惜至今没有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一条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

(三)82宪法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82宪法将75宪法、78宪法的指导思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取消“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原则,而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纲领。宪法里规定了要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确认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自主权,也确认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宪法地位,为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提供了宪法依据。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过去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新的宪法可以制定法律,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会议制定,法律由常委会制定。特别是在县以上设立人大常委会,加强了人大的经常运作。

我讲的上述这三大方面,不一定完全概括了82宪法的优点,它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1982年通过以后,在后来的30年里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原则纳入宪法,这非常重要,体现了宪法的民主性、时代性和开放性,这是82宪法的优点,好的方面。

 

82宪法的立法缺陷

二、82宪法的缺失

毋庸讳言,82宪法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光有宪法文本还不行,还必须强调宪法实施。这涉及有宪法可能没有宪政问题。

什么叫宪政?这个词在过去相当忌讳,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开放些了,可以讲宪政,但对什么叫宪政恐怕有些领导干部、有些朋友还不完全理解。在过去十多年间,我对什么是宪政,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

宪政,简言之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人民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从立宪到行宪、修宪的全过程就是宪政。宪政又可以叫做“宪治”,依宪治国。解放前,我国老一辈法学泰斗钱端升、王世杰在他们合著的《比较宪法》中提出了“宪治”和“宪德”的概念。

82宪法存在什么缺陷?

第一,在治国理念与制度方面,最大的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只说是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而不是法官独立审判;也不像1954宪法概括地规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而是列举地规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意味着没有列入的机关如执政党的地方党委不受此限,而且也可能解读为公民和社会团体对明显的司法不公和腐败依法进行的正确批评监督建议也排除在外)。

再则是没有建立权力制衡制度、无罪推定等原则。

三是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一些明显的违宪行为,包括违宪侵权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以及执政党“以党治国”的违宪违法行为没有得到纠正,公民的权利缺乏宪法的保障。这是第一点。

第二,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离社会主义宪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生命权、思想、信仰自由、迁徙自由没有,居住权、罢工权(75宪法有)、权力分立制衡没有,财产权不完备,城乡居民的土地房屋财产受到侵害,到现在还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82宪法第一次列出一条(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讨论时,这一条没有为大家所注意,也未经公民的听证或者代表的认真审议,就忽略过去了。我当时也只简单地以为,城市的交通、公园等公共用地当然属国家所有。现在问题大了,搞城市化,大搞拆迁,原来老城市居民私人所有的房产是连带着私有的地产的,除房契外,还有地契,建筑底下的地皮是他买的,本是私有的。但因82宪法这一句话区区11个字,就变为国有,等于无偿没收了。也就是说普通公民一夜就被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土地资产没收,导致现在拆迁矛盾是那么的尖锐、激烈。土地很值钱,政府拿去转卖,这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再一个是人身自由权不完善,缺乏救济制度。

至于现在一些新出现的、新生的权利,比如生存权、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安宁权、知情权、隐私权等,在宪法中都没有明示确认,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权利。

第三,宪法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是,有宪法权利但没有法律来保障。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不能把宪法司法化,法院不能适用宪法的某一个条文来审判。没有制定法律就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来判案,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比如宪法35条所列举的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除了集会游行示威有一项法律以外,其它都没有法律,只有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而这些东西不是依据法律的(现在并无这些法律,无法可据),所以在立法权限和程序上是违宪的,违反立法法,因为立法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的法律来制定,法规、规章只能依据法律来制定,没有法律以前不能制定,而现在我们的国务院却超前制定了很多法规、规章,比如宗教事务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法律是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当然,这些自由也不是绝对的,特别是游行示威应该有所限制。但游行示威是在“六四”政治风波以后由公安部出台一个草案,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委员们一看,里面竟有22个“不得”!人大常委委员们说,你这不是保障游行示威自由法,而是限制游行示威法。所以人大常委会把22个“不得”砍掉了12个,还剩下10个。据我所知,北京市在这个法通过以后,只批准了三个游行示威:一个是美国轰炸我们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个是一本小说牵涉到侮辱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要求游行抗议;还有一个我忘了。当然我也不主张动不动搞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和社会安全有矛盾冲突,特别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在激情驱使下,会有打砸抢烧,所以要有所限制,正如当年法学泰斗张友渔老先生(北京市副市长)在我所主编的《中国法学》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的,游行示威法的主旨是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以这个为目的;也需要一些限制,但限制也是为了自由,如不能妨害人家的安宁或者骚扰、占领公务机关。但限制是为了更有序地行使公民自由。如果考虑到要照顾大局,那公民出于自愿可以暂时放弃行使这项自由,而非根本放弃享有这项自由的权利资格,这不能等同。

总的来讲,宪法上确认的公民权利没有立法,权利就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那些权利就变为“乌托邦条款”,不能实现,这是最大的问题。为此,我在十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建立宪政立法体系》,强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要有公民权利的立法,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备的立法体系,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还缺门,怎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你可以说它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但称不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去年参加法理学的一个年会,讨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把这篇论文提交上去,结果得了一等奖。当时我发表即兴感想:这事既可喜,标示法学界同仁有独立思考,能不顾忌讳来评奖,因为宪政在当时有些敏感;又可叹,十多年前的论文现在拿去还可以得奖,说明现在还没有实现,改革太滞后。

 

展望: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刚才讲到没有宪法就不一定会有宪政,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那到了今天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完善宪法。但单有完美的宪法文本而不严格实施,不严格依宪治国,也白搭。现在理论界、法学界提出一个新命题新理念:宪政社会主义。下面我就把这个问题谈一下。

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2006年向中央上书要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西北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华炳啸出版了一本60万字的专著,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宪政社会主义。还有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老专家高放、政法大学的江平等教授以及老宪法学家许崇德都写文章赞成中国应该搞宪政社会主义,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也写了一篇《我所认同的宪政社会主义》(在南方周末发表)。

我信奉社会主义,也一直希望实行宪政,所以我也赞成宪政社会主义。但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赞成的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我赞成的宪政是新的宪政主义。

那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都没有搞清楚。后来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定义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相比,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因为它没有涉及到上层建筑问题,只是讲经济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公平分配问题。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谈话的20年纪念,我觉得他这个谈话很伟大,救了中国,救了改革开放,也救了他自己,否则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大不一样。南巡后中国开始名正言顺地正式实行市场经济(前面还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南巡讲话时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不要就姓社姓资问题而争论,市场经济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我觉得现在的确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凡事问姓社姓资,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不开,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分不开,彼此联系紧密(有人还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主体地位不同)。比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香港、澳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很多企业既有国家股,也有民营股,还有外资股,你说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另外,民营经济在宪法上也确定了地位,“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既然是市场经济组成部分,还要说姓资姓社的问题吗?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晚年还特别讲股份制、议会制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早先时,中国国家主席王震到英国访问,他到英国一看,看到他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那么好,大加赞赏说,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不过他还是加上一句:假如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更好了。

说到“党的领导”,我可以多说几句:任何国家(现代民主国家)都必须有政党的领导,宪政国家必须实行政党政治。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多党制,实际上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坐庄,轮流领导。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都一直是自民党在领导。政党是要的,党的领导是要的,否则就不可能集中反映人民或某个阶级的意志问题。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个领导力,怎么去领导,是搞党政不分,以党治国?还是实行民主宪政? 关于以党治国,邓小平在1941年就批判过,指出那是国民党的遗毒在共产党里的腐朽表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党领导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去领导问题。

我现在要进一步问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姓什么?关于社会主义有人统计有70多种: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还有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政的社会主义,还有毛泽东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社会主义,还有我们东北邻邦的家族世袭的社会主义,已经传到孙子了。他们一年中有30多个节假日,除了四五个是国庆节之类外,其它都是祖孙三代的生日或者忌日都是假日、节日。另外卡扎菲的独裁也号称是“大众社会主义”,希特勒奉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南美洲也有几个国家、亚洲的缅甸、印度,也曾号称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多种多样。我查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马恩就集中列举和批判了除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当时已经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比如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抽象的“真正社会主义”,还有资产阶级的保守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所以,你遇到有人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时,就需要问他的“社会主义”姓什么姓封还是姓资、反动的还是保守的?是进步的、符合人民需要和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还是相反?所以首先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姓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姓宪政,我主张宪政社会主义。

那宪政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

一,它首先是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简单的说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社会至上即人民至上。只要一系列政策对社会特别是人民中的弱势主体有好处,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平、正义、生存、温饱等精神文化与物质需求,有益于社会的普遍幸福和共同富裕,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可以说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因为社会主义继承的是人类历史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这些“因素”的不断积累,量变到质变,逐步发展成长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资本主义也叫做新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主义,比过去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当然它也有经济危机、不平等,但它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什么叫新宪政主义?宪政核心要素人权、民主与法治(宪治)。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约。不过,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权力制约是国家权力内部的相互制约,以国家权力来制约国家权力,于一个国家是密封的机器,内部的部件互相有机的结合或自律、相互制衡,这样可以防止权力专横和腐败,这很有效也很重要。但我们有的领导人说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你不搞那一套,却站在议会讲台上说这个话?议会不就是从西方那一套移植过来的吗?包括你穿着西装、皮鞋,乘的小轿车,不都是西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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