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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作者:孙蕊、赵力、卢永琦、李嘉辉、曹旭东 整理   点击量:5170

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611,“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龚祥瑞自传》首发式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会议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共邀请到来自全国近20所高校和实务界对中国宪政和法治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40余名,收到论文30余篇。

开幕式暨《龚祥瑞自传》首发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育部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李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国土资源部副总督察甘藏春,中国宪法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为开幕式致辞。

    姜明安教授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向与会者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表现在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建党90周年到来之前探讨辛亥革命问题很有意义。在辛亥革命的问题上,有些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研究,学界还有争议,希望会议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李强部长表示非常高兴参加此次研讨会。他本人研究政治学,宪政里一些基本原则的思考也是政治学者关心的问题。并且,他对宪法问题非常感兴趣,去年参加一个在荷兰举行的会议,还专门写了关于中国宪法中人民概念历史演变的论文。本次会议中还将举行《龚祥瑞自传》首发式。他学生时代曾聆听过龚先生开设的课程,印象深刻,并曾在龚先生曾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因此,他来参会倍感亲切,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陈斯喜副主任委员指出,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三件大事之一,历史意义深远。但辛亥革命的一些理想没有完成,故给后人留下很多课题,百年后重新研究非常有意义。他说,现在中国要走的现代化道路,很多概念、观念都是西方舶来品,需要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与中国传统的东西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是我们完成转型非常重要的两大任务。在此过程中,宪法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建构我们自己的宪法逻辑、宪法话语。

    甘藏春副总督察指出,此次研讨会题目很有意义。他说,自己虽然离开宪法学界多年,但一直关注宪法,工作实践中,处理问题最高的还是宪法问题。宪法的冷落与时代有关,相信下一个阶段宪法学会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显学。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宪法学界的地位还是崇高的。中国的宪政最终到底要靠中国人民来实现,中国丰富的一百多年的宪法实践还要靠中国的宪法学家来总结、来提炼。

    韩大元教授表示,为保证开幕式按议程时间安排进行,他不再按准备的发言稿致辞,仅简短祝愿,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接下来举行了《龚祥瑞自传》首发式,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律师和姜明安教授致辞。

    蒋浩副总编辑说,今天举办龚祥瑞先生的自传的首发式,意义非常重大。首先感谢陈有西律师大力引见。一年前得知手稿时,坚持放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初稿编辑历时一年多,编辑付出了很多艰辛。本次出版前后,得到很多学者、专家、朋友的帮助,除陈律师外,还要感谢北大法学院沈教授等,帮助进行文献的核实、照片的索取;感谢曾经就职全国人大的何山先生,在百忙之中提供了龚先生的教学照片;感谢多次审定本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彭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龚祥瑞先生作品为荣。

    陈有西律师讲了四点。首先,终于完成了龚祥瑞先生遗愿,他非常高兴,感谢北大出版社。第二,人生有很多的机缘巧合。龚先生是一个世纪老人,人生前37年在国民政府时期活过来的,充满朝气和理想;后面是48年,他没有到海外去,一直到在北大长期执教,非常感人的一辈子,书中的很多内容值得深思。他能解释龚先生也是人生机缘。第三点,龚先生至少有四点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家国情怀;无怨无悔;独立思想;和奋斗不惜,死而后已。第四,我们如何前行。现在是一个思想宽容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僵持的阶段,我们尤其要思考,认真细读龚先生这本书肯定有收获;要完善现行宪法;要实现宪政,通过个案落实我们国家的宪法。陈律师还说,要在十八大前再为龚先生出版一本纪念文集。

    姜明安教授讲了对龚先生的三点印象。第一点印象,特别有激情。龚先生搞宪政,很多领导人、学者不理解,批判他乃至更甚,他一点也不理会。临终之前还在讨论宪政怎么搞,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个信念当中。第二点,特别好质疑。大到对宪法,小到对政府具体政策,还有对学术界的观点;在报纸上,在课堂交流中也提出很多质疑。第三点,特别重探索,一辈子都在探索。首先是探索中国的文官制度,后来搞公务员制度;再是探索行政诉讼制度;还在实践上进行探索,80岁了还带学生到全国各地搞调查,出了一本《法制的理想与现实》。读这篇自传有三点启示: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怎么执政。

 

第一单元 临时约法、共和主义:命运与前景

    该单元围绕“临时约法、共和主义:命运与前景”主题进行了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主持讨论。

    一、发言阶段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前景”。他认为,革命对于宪政是没有好处的,他是用一种比较悲观、消极的眼光来看革命,包括辛亥革命。但是他认为,探讨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辛亥革命,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义至关重大。他指出,之所以在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是因为清末开始的一连串的改革失败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一再受挫,改革失去了好的时机,流变为革命。这提醒现在,改革应该把握好时机,如果不能顺利,民众无法接受,又有可能爆发一次革命。而这这对中国应该不是一件好事。可能又会带来大的灾难。他把改革动力分为两种:一个是官方动力,一个是民间动力,并指出从01年齐玉玲案到司法解释的废止,官方宪政这条路径很难走下去。官方宪政走不下去只有靠民间宪政这个路,从孙志刚等这些事件发生以后能够推动某些宪政制度改革,但是推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面临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继续推动中国宪政改革,官方宪政还有没有希望?民间宪政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障碍情况下,还有没有希望?

    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从“共和”词义切入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共和”这个词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的“共和”创制于先秦,特别强调的一个意思就是共和协和行政的意思。西方的共和和民主有时混同,但二者有明确界分。民主更多强调的是多数人的统治,共和更主要的是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没有宪德的话,很难形成一个共和的体制。直接民主更容易走向民主,而代议制更容易走向共和。中国辛亥革命以前,对民主和共和这两个概念不是特别清晰,经常混用。(二)共和的机会。中国从近代来说,有三次机会可能走向共和,一次是钦定宪法大纲;后来46年、49年都是有机会走向共和,失败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没有把不同的力量纳入中国的宪政里,而是通过一种暴力快速的要解决这个政权。从对共和理解的角度看,那时是将其理解为民主。(三)辛亥革命对现在的影响。苏永钦有一本书是《寻找共和国》,寻找共和国到底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共和”还它本来面目的话,是与民主对应的概念。在中国未来建立共和的时候,除了通过多数民主解决群体合法性之外,怎么保证统治者有政治道德、有德性,能够把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或者一个集团的利益能够区分清楚,让人们参与,这可能是未来走向共和里更加重要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韩春晖教授发言的主题是“共和的变迁与法治的成长”,他认为:辛亥百年来,我国所追求的共和模式历经了“五族共和”、“工农共和”、“民族共和”和“人民共和”的变迁。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共和之路基本上是采取“民主主义共和”的主导性进路,往往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共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共和主义进路调整为以“宪政主义共和”为主导。自此,我国共和形象的塑造与法治形象的塑造实现了统一,法治开始健康成长。未来的公法建设应该继续强化和完善“分权制衡”与“人权保障”两大类公法机制。

    广东商学院涂四溢教授围绕论文“约法的宿命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做了发言。他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知识分子发动的、具有民族和民主性质的革命,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阶级革命,《临时约法》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政体设计,缺乏实际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且,议会民主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密切的亲缘性,中国的官僚主义专制控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为议会民主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辛亥革命之后的某些客观因素也有利于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只是由于辛亥知识分子角色意识上的误区,以及知识分子在理论知识和理论素养的缺乏,如知识分子甚至未能区分出议会民主制的宪政意义和民主意义,使得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建设遭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后发展中国家克服宪政建设的客观困难的必要条件,议会民主制的成功,离不开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

    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博士发言的主题是“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民国奠基与民初宪政经历中的欧美模式。他认为,我们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建国以及立宪很大程度上对欧美模式有很大的参照,四种模式分别为美、英、德、法模式,但是那时的中国现实有四个限制:第一是清朝留下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要依靠各民族的贵族联盟,所以一旦汉族地区实现共和,要想把贵族联邦打破的话,少数民族就要闹独立。第二,从太平天国开始,汉族官僚开始崛起。地方主义这一块非常激进,导致结果使得辛亥革命之后很难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没法治理。第三,中国所属国际环境非常恶劣。第四,有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政治思想的精英,相互之间达成妥协非常难。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能够把皇帝推翻,但是造成结果是国家没法治理,民国所采取模式把国家能力基础破坏掉,一个是汲取能力,第二是军事上的强制能力,也就是说中央是没法控制军队的。百年之后,中国已经突破了晚清留下的许多消极的结构性限制,克服了民国的“军绅政权”,也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模式。然而民国奠基和民初宪政留下来的许多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第一,通过削弱国家基础能力来“反专制”,导致的会是在“专制”倒台之后,建立不起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第二,中国的政治变革始终离不开民族的维度,政治家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顾及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了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许多时候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第三,共和政治是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合作与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善(common good)的政治,尤其需要培育政治信任,凝聚和维持政治共识,需要各方为了共同的福祉,作出必要的妥协。没有这种精神,不仅共和政治无法向前继续发展,既有的政治成果,也会逐渐衰变乃至流失。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童之伟教授表示,他持有的是一个改良的立场,不赞成革命,他强调宪法学要走出边缘。我国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下完成。新民主主义和民主责任制的关系问题,没有民主就是另外一种专政。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定位下,执政党处理跟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不能一刀切,要实行科学领导的方式,改为间接领导。最后,他提出一个新主张,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政治,党带领我们实现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拿出一些资源来。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指出,我们要回到宪法的知识,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背后更多宪政的因素。

    二、评议阶段

        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教授就张千帆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张千帆教授的发言给他的总体的印象是绝望的百年轮回,张千帆教授的文章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我们靠什么,还是要靠人民,靠人民是靠两部分,一个是普通大众,另外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认为就焦洪昌教授的发言可归结为三个关键词,共和、民主、革命,并指出“共和”这个词容纳了民主没有真正完全容纳革命。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绳就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这个学说基本要点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三个一”下面,是专制回归,不是共和,中国真正的共和是北洋时期。

      国家法官学院的谭红教授就韩春晖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韩春晖教授的立论较高,从国家形象的角度来谈共和与法制的关系;对共和的基本框架概括的非常精炼:一条中轴,两条进路,三位一体,四项制度;共和宪政包括民主;提到共和、民主与自由三位一体,谭红教授认为也可以四位一体,还有法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系王守田教授就涂四益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涂教授的观点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变革年代对于自己责任担当的考虑。一个阶级革命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目的,这样的政权也是往专制和独裁方向发展。推翻了清朝皇帝之后,天下大乱了,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都会这种情况。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君教授就章永乐博士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基本同意章永乐博士所提到的四个因素:民主、中央和地方、政治精英、国际环境。对于国家基础能力和共和宪政关系,这两者到底谁决定谁这一问题,杨小军教授认为,即便国家能力决定政治的共和和宪政,关系也是复杂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最终要作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才能够长治久安。

    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就童之伟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童之伟教授是基于过去话语不能理清,用中国民主对接西方民主现象,以至于在马克思国家政治学说,把民主划为一种专政这一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市场政治”这一概念的,并认为叫做“社会主义共识政策”更好一些。

    三、自由讨论阶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梁成意教授认为,中国宪政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为历史起点,西方启蒙思想引进中国。二是1917年孙中山提出一党治国,标志着中国特色宪法思想的萌芽。三是在1924年,孙中山对三民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国共两党基本接受民三民主义。第四是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宪法的形成。第五是中国特色宪法的成熟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这个概念。

    杨支柱教授提出,辛亥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与民主不是对立的。一次革命难,二次革命易,清政府是弱小的,我们要尽力一次革命。

 

第二单元 地方自治、立宪努力和政治博弈

    该单元围绕“地方自治、立宪努力和政治博弈”主题进行了讨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主持讨论。

    一、发言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李元起教授谈了他在写作《民初地方自治问题浅析》一文过程中的四点思考。第一,什么是地方自治。辛亥革命时并不清楚,从民国时期的实践来看,基本上将“地方”等同于美国的联邦组成单位;我们既有民族地方自治,也有一般地方自治,需要搞清楚二者的含义和相互关系。第二,为什么要实行地方自治。这要从基础和目标两方面考虑。民国实施地方自治没有成功,是因为基础不扎实,地方自治一定要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民国时期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地方的实力,现在的目标是否应该是实现民主、民生。第三,如何实行地方自治。当前的地方自治制度没有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工。地方自治的范围,理论上没有一致意见,应该加深研究。此外,还要考虑具体的自治措施。最后,民国时期地方自治往往导致国家不统一,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需要健全和完善政治、经济体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政治宪法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第一,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我们宪法的序言基本上以革命史观叙述,是不是革命这一种路径就能够建成中华民国呢?实际上最终的自我更新是由《清帝逊位诏书》完成的,它完成了妥协的和平主义的新的提升,和临时约法加在一起构建成了这个时间内宪法的精神与内涵。第二,《清帝逊位诏书》包含五层宪法意义:1.它是一个具有宪法契约性的文件,把王朝统治权逊位给共和国,这是最关键的一层意思,是一种和平精神;2.是袁世凯条款,此后的帝制复辟都违反它,《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不单纯是革命,还有和平主义,国共两党革命史观应该深入检讨;第三层,人民问题,第四层边疆史地领土问题;第五层,天命,现代共和国有一个新天命,就是人民主权。

    国家行政学院的任进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地方自治制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包括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地方自治的提出。这一用语首次见于1909年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1910年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这三个文件非常先进,因为辛亥革命没有实施;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专章详尽规定地方自治;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也都规定了地方自治,但并未真正实施。第二,新中国的地方自治有三个发展阶段:(1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21954年《宪法》没有采取《共同纲领模式》,而是确立了“民主集中制”;(3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确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地方制度。第三,我国目前有三种不同的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一般地方没有实行自治制度。第四,将来地方制度怎么改。一是,特别行政区制度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二是,地方政府的产生更加体现民主,直接民主范围更大;最后,地方制度发展可能会更多体现地方利益,最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远景目标。

    苏州大学的上官丕亮教授做了“激进的革命能产生理性的宪政吗?”主题报告。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帝制,也产生了一部宪法,但是为什么中国并没有走上宪政之路?辛亥革命革了皇帝的命,但没有革专制的命,没有产生“相互抗衡”的“势”;同时,也没有形成大家共同相信的“理”,民主共和的思想没有深入人心。暴力、阶级斗争与民主宪法是不相容的,辛亥革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鼓吹宪政理念是比较可行的。要建立宪政之“势”,制定部好宪法都需要理念。大家要守规矩,特别是法律人自己要守规矩,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要太乐观,不能过多寄希望与领导和群众,最后还是得靠自己,我们可以改造自己。在精神方面一步一步的做,从战士、武士,变成绅士;只有宪政文化产生,我们的宪政才能真正实现。

    厦门大学王建学教授就其论文《论近代中国的地方立法试验》发言。他首先介绍,近代地方自治有很多法律文本,清末的一些自治章程还得到了实施。他的论文主要关注一个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试验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把近代地方试验分为三个时期:1.清末时期,试验主要在上海和天津两地,通过地方试验立法,把地方自治的内容加以实践;2.民国前期,地方立法试验更加丰富和多元,比如立法主体非常多元;地方立法不以国家或者是上级政府批准作为条件,因此非常分散,整个国家的状况比较混乱;3.民国后期,从1930年代开始,北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国家对各个地方的控制更为强势,国民政府秉承地方自治政策,但是通过一些统一性立法,扼杀了地方的活力。他认为,最可取的还是清末时期,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地方的活力,同时也没有破坏国家的单一性。

    郑州大学法学院侯宇教授发言的主题是通过湖南省宪运动来对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和宪政的内涵做一个经验性的总结。湖南最早颁布省宪,也是唯一实施的省份。这部宪法实行四年就失败了。但四年时间能够给民主一种尝试和培训,这种精神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值得我们思考。总结原因,我们欠缺对宪政或自治的真正理解。宪政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实际生活方式和习惯,来自私人生活中的长期孕育,有宽容精神、妥协精神、诚信和合作这几个方面的成因。首先,对对手要宽容,对异己要宽容;另外,要有妥协,联邦模式未在中国实行,就是没有妥协;强势群体需要对弱势群体妥协。最后,要讲诚信,政治上做出一种制度安排,一定要严格遵守;百年宪政的轮回,最终问题就在于缺少政治上的诚信。

    二、评议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曲相霏教授就李元起教授的发言谈了三点感受。第一点,西方地方自治与中国传统自治怎么结合。文章里提到,地方自治、联省自治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西方地方自治以民主为基础,与中国传统自治以管理为目标是有区别的;最关键的一点,西方地方自治是向中央要权,而中国传统自治是在尊重中央集权前提下的自治,没有分权的要求,所以有这样一个障碍。第二点,如何处理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为防止分裂采取了中央集权体制,这个关系确实很难处理。第三点,对北伐战争意义的一个反思。北伐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消灭了军阀,但也堵住了地方自治的空间;第二是北伐成功了,但也造成了后来的国共分裂。

    北京大学法学院田飞龙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旭博士对高全喜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田飞龙博士认为,高全喜老师的研究是保守改良的史观,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意义。他提出几点商榷意见:1.高老师在研究当中提到光荣革命,没有揭示出基础和实质,英国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和相对自治的社会,我们的转型不具备这种基础。2. 青帝退位具备汉族民族革命的因素;3.中国不是一下子选择了激进主义,激进主义的成功是因为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他认为高老师说出了很多新意,期待由点带面,带动中国立宪史的观察,抱着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待共和建国。王旭博士谈了两点意见。1.怎样对待历史。高老师这篇文章最大的意义在于证明历史不仅仅是客观描述。《清帝逊位诏书》在激进革命观下被看做革命的后果,高老师分析认为它造成了一种天命,革命派和立宪派没有读出,错失了历史契机。2.对今天的意义。百年共和的主题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如何构建集体人格,以暴力革命不能实现共和国,无法构建一个集体人格。谈历史是为了唤起公共理性,唤起新的人格。

    国家检察官学院温辉教授对任进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温辉教授首先谈了辛亥革命的几点认识,她认为辛亥革命的最大遗产是共和主义;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同的;共产党偏爱民主主义,作为革命党是有道理的,但转为执政党后,更需要共和主义,路径有二,一是扩大政治协商的范围和参与程度;二是加强国民教育,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宗旨,强调人的主体性。就任进教授的发言,她认为首先展现了任进教授大家的一面,资料翔实;其次,显示出他对文本主义的钟爱;最后,他的展望体现出乐观态度。

    杭州师范大学刘练军教授对上官丕亮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首先表示比较难评,因为对上官老师的论证和观点都很赞同,认为在中国形成维护宪法的习惯和理念很困难,学者独善其身也很困难。接下来他主要谈了自己论文。他认为改良不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文化优越感导致片面理解西方宪政;二是,立宪派通过互惠手法建立古今支撑,不能解决问题;三是,文化优越感导致事关国际的意义上对西方不是很遵从。

    中国政法大学薛小健教授点评了王建学博士的发言。首先,她认为王博士的论文以叙为主,论证似乎不足;其次,立法演变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更充分;再次,文章当中提到一些命题是不是可以再斟酌一下,比如在文章里提到:“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临时政府时期的地方立法实验,这个时期可以毫无夸张的说,中国已经实施了联邦制结构形式”;最后,文章的意义是什么,文章结论认为清末时期的地方立法试验最好,但好在何处。希望能有更深刻的分析。

    《中国法律》杂志社的董彦斌编辑对侯宇教授的文章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第一,是关于湖南省县本身,为什么湖南会发生省宪似乎没有清楚回答;第二,对于湖南省宪运动,好象对宪法、宪政做的反思多,对事件本身少一些,其实后面是重心,希望修改时做一下深化。董彦斌编辑谈了自己的思考。为什么湖南会搞省宪,这个过程很漫长,到民国初年地方自治才成为共识,民国时期地方与中央的梳离铺垫了湖南省宪运动的逻辑前提。

    三、自由讨论阶段

    前来听会的杨金柱律师发言指出,当前中国的法治现实是有宪法无法治,宪法学者最重要的任务是推动先进民主。此外,他还认为,网络改变中国,宪法学者要走出象牙塔,结合中国现实,对国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重大标志性事件发出呐喊。

    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发言指出,近代中国确实有一场地方自治的运动,失败了,但是我们能否就此断定地方自治不适宜中国?我反复研究孙中山的一些见解,在他的理论当中,地方自治是实现民主宪政重要基础,宝贵的历史经验应该值得注意。人人在理论上进行争论和探索,有助于当代人们理解西方自治的思想和理念。

 

第三单元 辛亥反思、宪政发展和当代中国

    该单元围绕“辛亥反思、宪政发展和当代中国”主题进行了研讨。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元起教授主持讨论。

    一、发言阶段

    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从公法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国体”概念出发,通过概念史的梳理,审视在他看来中国百年来最重大的公法课题。根据他的梳理,国体概念最早来自中国,如汉书中的“通达国体”,后来被日本人拿去,主要是针对中国,来表达国家的尊严。到明治宪法制定前后,“国体”成为宪法学概念,穗积八束用“国体”来翻译德国的“国家形态”概念,有两层意义,除宪法学意义,还有超法意义,后者是将日本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和东方固有的政治道德原理相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意义,实指天皇一直执政。19071908年间,达寿将国体概念引进。之后的梁启超所讲的国体并不是主权之所在,而是国家的最高机关之所在。而毛泽东认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这个概念史出发,中国宪法文本显得非常奇怪。第一条第一款里就是国体的,但是依穗积八束的说法,第二条第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才是国体条款。自辛亥革命以来,国体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内涵不断的变迁,乃至变到跟原来引进国体的概念含义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

    武汉大学秦前红教授指出,共和的很多问题在当下里远远没有结束。首先,联邦党讲共和就是两个标志,一是选举,二是任期。如果用这两个标准来看,当下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从改革开放来,中国没有真正的任期制度,在地方层级的机关里,任期制度是没有真正坚持的。共和要解决一个问题,大国治理中人才的选拔问题。在我国这样的大国,会有很多阶层,受过高等教育,最终成为国家领导人,必须打破任期制度的问题。西方在共和制度背后里用两种制度——选举制和考试制度来解决内在紧张问题。而我们国家用共青团培养干部的体系,或者秘书政治体系里来解决干部上升问题。其次,共和制度通常有两个维度支撑,另一个即地方自治问题。我们过去用乡村自治能够解决一个地方里长远问题的思考能力问题,现在共和在中国实行的结果造成一种短视主义、功利主义的东西。共和在我们当下还远未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任务。

    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试图通过三个政治哲学家思想对认识辛亥革命开端时期的一个困局提供思路。首先,施米特的政治结论强化人民的地位,强调人民高度的同质性。这又是通过制造敌人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来强化,即政治的标准就是划分敌我。施密特的逻辑导致一种不断革命的结果。人民主权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纯粹绝对程度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把人民主权自身给毁灭了。其次,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走出施米特困境基本思路,一个是强调多元化,一个是人民的行动。她还认为政治本身并不是划分敌友,同时认为审慎、审议是一种美德。最后,根据阿克曼提出的二元民主的模型,人民决定是非常政治时期,是一种立宪式重大决断的高级立法。他把人民做出决定称之为人民民主。第二种由国家机关代表人民做出的是日常政治,是普通立法。革命之后通过立宪,能够不再继续革命,通过二元民主的革命能够实现宪政的实施和宪法的发展。

    山东大学法学院王德志教授主要谈了其去年出版的著作《民国宪政思索研究》当中的部分文章。第一,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连续性和继承性问题。辛亥革命革的是革清政府的命,革的也是君主制的命。但是这个继承性和连续性主要表现在清末社会的自由传统。一个是经济上的自由,另外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民国时期宪法学视野问题。当时有很多人研究宪法,宪法学不是唯一的力量,并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也不是最强大的,大部分做文学研究。我认为民国时期这些思想活跃和百家争鸣为后来,包括当代中国宪法存在和运行提供了一个思想环境。有三大意识形态,第一是马列主义,第二是西方自由主义,第三是现代宪法学,这三大意识形态并存,相互交流和碰撞,它是中国当代宪法运行发展的一个思想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中国宪政进程当中政党的作用”。他以宪法的制定、修改为视角,谈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宪法的内容。第二,政党直接主导宪法制定和修改。第三,通过宪法直接确认政党国家政权的控制。从进程来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非常注重运用宪法来为自己掌握的政权或者是控制的政权提供正当性。宪法应当是一个国家国民意识和人民意识的体现,也是这个国家进行组织活动政党的游戏规则,但是当政党直接操控宪法制定和修改的时候,宪法对政党规范的作用就不存在了。我们国家同样的代表机关——全国人大,它代表民意的时候,必然导致在国家出现双重代表。民主政治有责任政治这一说,由民意产生,对民意负责。我党不管是革命当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担当法律责任。

    二、点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张翔教授首先对林来梵教授所做的概念史梳理表示肯定,同时指出,还有两个历史时期中关于国体的讨论值得考虑。一是在袁世凯复辟之前有组织关于国体的讨论;另外一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政协会议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国号的讨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齐小力教授认为,秦前红教授的文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活动为视角来探索中国宪政发展的道路,选题视觉非常独特,虽然研究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但还是回答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和立的问题,辛亥革命破掉了一种旧制度,实际上它是推翻了皇帝,但是并没有推翻封建专制。辛亥革命摧毁了皇权,破坏了专制权力的一个宿主,但是专制幽灵并没有消失。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宝贵教授认为,李树忠教授能够通过三位法学家,通过他们提出民主主权的思想,人民民主的思想和人民共同行动的思想,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相对立的地方,同时也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契合点,他又引入到辛亥革命,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

    中国人民大学张龑博士以自己对王德志教授的文本的理解并结合王教授的报告谈了一些感受。张博士认为鄂州约法只是一个没有效力的草案,是宋教仁先生一个人对西方宪法理想化的理解后,直接照抄放到中国的文本。宪法学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部如何让值得追求的价值在中国生根发展的机制,找到这个机制之后,才是我们宪法学的一个任务。一百年我们宪政历史只是把这些指标作为一个文本反映出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深入研究背后的机制、原理在哪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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