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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法治30年》新书发布会暨蔡定剑学术思想研讨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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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中国反歧视立法与实践进展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今天这个环节由我来主持。我们请来了几位老师和实务界的专家针对这个话题进行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周伟老师。欢迎周伟老师。

 

周伟(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在这里发言,我感触很多。我和蔡定剑老师的经历和研究方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曾有服役经历、下乡经历,最初研究的领域都是法理学。我们也都曾研究人大制度,他研究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研究中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制度。我们后期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反歧视领域。

讲到中国的反歧视法,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离不开蔡定剑三个字。可以说蔡定剑先生是反歧视法理论研究的先驱,这个领域的研究不多。国内理论界正式开展这个理论研究是2004年,是小范围的,2005年蔡教授做了非常庞大的团队,对国内和国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比较考察,奠定了国内法学院反歧视法理论研究的基础。而这个基础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未来立法和实践的发展,大家才会意识到它的先驱的作用。

中国的法治实践变化最大的领域就是反歧视法,这也离不开蔡定剑这三个字。2002年国内才开始出现反歧视的观念,到今天不过十年。在国内一系列反歧视的案件,比如身高、乙肝出现之后,很多专家都在评论、呼吁、进行理论论证,其中蔡定剑教授的工作很独特。他运用媒体资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立法方面,他起草了《反就业歧视法立法建议稿》,得到两届政协委员的提案,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为议案提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从2003年的乙肝歧视案到去年,这个领域的立法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发展太快,这是我们在座的很多教授都没有想到的。这是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都分不开的。

最后一点,反歧视法的研究虽然人不多,但是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样一部法律。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我们对公平、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看法会不断改变,我们对反歧视法的重要性,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转变最终会实现。我也相信中国法学院很快也会像30年前美国和欧洲的法学院一样,开设专门课程。希望这个领域越来越得到重视,得到学界和媒体的支持,共同促进反歧视法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发言完毕。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下面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刘伯红老师,欢迎刘老师。

 

刘伯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

各位尊敬的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因为做性别歧视而加入到这个队伍中的,在这个队伍中,我觉得蔡定剑老师是一个旗手。我想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回顾一下他所做的贡献。首先是调查研究。到底在中国歧视状况是怎样表现的,特别是在就业领域中,蔡老师一直在坚持做实证研究,在我国很多地区进行了很大范围的调查。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仅仅从感觉的角度证明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不客观的。蔡老师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却能够运用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行反歧视研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次,蔡老师积极倡导反歧视,积极运用于媒体的良好关系,宣传反歧视理念。蔡老师喜欢用“集体无意识”来表达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对反歧视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准确。我在中国知网以“反歧视”为主题词作了一个调查,从1990年到2000年,一共有17篇论文谈到反歧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一个是对妇女的歧视。这些文章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对农民工的歧视是错误的,但是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造成的对妇女的歧视是应该的。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到2004年,2004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的一年。一共有190篇论文,大部分都是法学家的作品。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到200812月,一共有730篇,包括论著,这与这里很多老师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的反歧视研究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特别佩服蔡老师能够和媒体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去年五月份蔡老师写了一篇关于男女同龄退休的文章,发在《南方周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人站起来骂他。最近我们做了一项关于退休年龄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像蔡老师那样公开讨论中国法律应该怎样保障男女平等的权利,只说了有多少人赞成同龄退休,居然国内有十二万人点击,其中80%持反对意见。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权利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有40%的人认为男女不同龄退休没有侵犯妇女参政权、社会保障的权利,没有侵犯妇女的人权。这是在很多国家都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能站出来大胆倡导这些问题,是非常不同意的。

再次,蔡老师推动反歧视立法,这些年在推动立法方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一种,是蔡老师、张老师他们做的,进行专门立法。另一个是主张在现有法律中加入反歧视的规定,比如在《就业促进法》中加入对于就业歧视的规定。我个人两边都支持,参加了所有这方面的活动。《反就业歧视法》两次作为人大提案提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反歧视法》,对什么是歧视进行界定,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头,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地方性实施细则中,有两个省对对妇女的歧视做出了简单界定。虽然是非常不全面的,但也是一个进步。

在中国促进平等、反对歧视,特别是进行这方面的法律改革,蔡老师是我们带头人和榜样。蔡老师的三方面的努力,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反歧视非常重要的领域。我觉得,我们纪念蔡老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三个领域中深入做下去。最近我们也做了三个研究,一个是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修改的研究,一个是关于退休年龄的研究,我们还想从如何解决劳动力供大于求,如何应对中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如何解决养老基金缺口这些方面,进一步说明关于退休政策的改革。

我就简单说这些方面,我们也希望在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内,让蔡老师的主张和理想尽快实现。谢谢!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刘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感受。下面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小楠老师。

 

刘小楠(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刚才周伟老师和刘伯红老师对于蔡定剑老师在反歧视领域的贡献做了非常好的总结,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简单对蔡老师在反歧视方面的工作做一个介绍。我一直觉得蔡老师的去世对我国反歧视事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因为蔡老师在反歧视领域的地位是很独特的,他的很多价值和作用是不太容易被取代的。

我认识蔡老师之前我就在做性别歧视的研究,认识蔡老师之后,我发现我对于性别歧视的研究与他不一样。其一,我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基于我自身是一个妇女,我基于自身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产生了研究的欲望。另外,我更多的是把性别问题作为一种学科和学派来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但是蔡老师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弱势群体,但他全面关注反歧视问题。他是基于宪法上的平等权以及每个人都影响有的基本人权、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来从事反歧视研究的,对他来说,更少的存在自身的利益和感受的问题。蔡老师更多的关注具体的问题,他想在社会中如何真正改善这些人的问题。我认识蔡老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更多的是在衡量自己活动有没有价值的时候,但其实知识分子可以有另外一种境界,高校老师可以做更多有益社会的工作,而不仅仅是著书立说。蔡老师的反歧视研究出发点更加广泛,在这个领域他的研究有很多非常独特的价值。

其一,关注反歧视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种类型的歧视,从立法到行政到司法的各个侧面的途径,他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调研和研究。在早期,在对中国的就业歧视情况还不太了解的时候,蔡老师就发放了3500多分问卷,在中国十大城市搞了全方面就业歧视的调查,出版了110万字的著作,使社会大众对中国歧视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又陆续做了国家公务员录取招录工作中的歧视情况的调查,还有对大学生毕业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分别开了新闻发布会,在社会上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另外,蔡老师对就业歧视的认定、基本特征、排除条件,做了综合的研究,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种歧视领域里面。

第二,他使中国反歧视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合力。之前Ira和耶鲁大学的教授都跟蔡老师谈过,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想把大家团结起来,能够经常交流,形成一个网络和平台,互相帮助。大家也觉得蔡老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和核心。

另外,蔡老师对于中国社会起到了一个思想启蒙的作用。蔡老师一直说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自上而下的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启蒙。比如立法者,宪政研究所近年来做了很多反歧视的培训,让来自全国的地方人大和法工委的立法者认识到反歧视的危害和严重性,希望他们在地方立法时有所改进。我们还对各个单位人事部门的高管进行了培训,让用人单位意识到歧视是不应该的。为了影响社会大众的看法,一方面,蔡老师一直在想他的作品如何作用于大众,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就业歧视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在组织媒体培训。社会公众的意识受媒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媒体能关注就业歧视的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正确认识,他们做的新闻报道就可以影响公众的认识。我们这几年的媒体培训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每年的法制宣传日,蔡老师都会组织全国十几个高校进行反就业歧视宣传,在人才招聘会进行相关宣传,同时给大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另外,我们做的一些社会调查也有改变社会意识的作用。比如我们做的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歧视的调查,2011年的招考有一些条款已经改了。

蔡老师的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他的培训也感染了一大批学者也从事和关注反歧视的研究,参与到反歧视的研究。很多学者在从事研究的刚开始对就业歧视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通过这个项目这些学者开始了解和接触相关问题,之后也会在各自的学科领域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时间到了,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大家。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谢谢刘老师。下面的发言人是社科院的曲相霏老师。

 

曲相霏(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交流。刚才刘伯红老师提到了关于媒体的问题,可能很多的人都会对媒体有很多的看法,我们的确是看到了很多庸俗的炒作。我跟媒体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我看来,我们的媒体不比我们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行业缺乏良心,而且在中国宪政的发展过程中,媒体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角色,它们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能够和蔡老师合作的媒体应该都是媒体中最有良心的人。

反就业歧视可能是蔡老师在最近几年中所作的许多宪政工作中的一项非常具体而细微的工作,但对很多个体来说,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大事。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消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一个小工和大厦的设计师聊天,发现两人是同龄人,都在1992年参加了高考,湖北小伙考了515分,北京的建筑师考了497分。但是北京的学生上了建筑大学,做了设计师;湖北的孩子落榜了,在工地上做小工。发微博的人说这是人生错位。这就是制度上的不公造成的命运上的巨大差异。这就涉及到了高校招生中的一种歧视,地域歧视。在今天,地域歧视没有多大程度上的减低,这种地域歧视造成了人们在就业市场上命运的差异,这反过来成为了高校招生歧视的理由。因为很多高校是把学生的就业率作为指挥棒。北京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能够比较顺利的在北京找到工作,高校就比较愿意招收北京的学生。这种极为不公平的地域歧视,工具就是万恶的指标制度。在新中国建国以来,指标制度好像就没有给我们带来公平、正义、美好、和谐。高校招生就是事先划定指标,然后按照指标招生。指标划分的标准是地域,首先在本地招生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其次在不同地域指标的划分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讲。这两年教育部提出要降低部属高校的本地招生率,08年提出要降到30%09年提出要降到28%。很多高校的本地化率有所降低,但想中国很多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很可能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近两年来北大清华去年和今年两年在北京的招生人数是不降反升的。在不降低录取率的情况下,在最后又有一个扩招,反而扩大了在本地的招生。张千帆教授主持了一个课题,我们去询问了理由,比如省部共建、地方财政支持,对于这些理由我们也做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各个地方给学校投的钱顶多只有中央所投20%。拿着20%的投资获得50%的招生率,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公平的。张老师的课题希望能够改革目前部属高校极端不合理的地域歧视招生制度,希望教育部能够统一行动。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说希望很大。教育部批评高校很行政化,但是在很多不需要行政化的领域它行政化了,而在这个非常需要中央政府拿出权威和手段来行政化的事情上,它却没有一个强硬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项目也设计了一些改革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张老师联系。我就谈这些,谢谢!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谢谢!下面请益仁平中心的主任陆军给我们发言。

 

陆军(北京益仁平中心主任):

我来自一个反歧视的NGO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我们机构近这些年在实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这些年的工作之中,与蔡老师的工作思路非常吻合。或者说我们也在自觉不自觉的利用蔡老师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成果,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与蔡老师合作过程中,感受十分深刻。蔡老师的反歧视工作无论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是十分独特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家,还是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倡导家。蔡定剑利用媒体的协助,可以启蒙和引导公众意识,另外为我们这些实务工作者提供了数据基础。比方说我们最近做的残疾人就业中的歧视、乙肝歧视,我们会拿出蔡老师的调查数据,把我们的个案工作升华了。蔡老师对于各地人大法工委的培训,充分利用了他独特的资源;媒体的培训非常有创意,也使反歧视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媒体也非常愿意深入了解这样一个关系到民生的、相当专业的问题,同时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12·4的普法宣传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点,作为一名前官员和学者,蔡老师不仅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政府和学术界,也非常贴近民间,非常关注NGO的发展。我们益仁平中心成立之后,蔡老师多次邀请我们参加会议和活动,积极支持我们的活动。有时即使是时间十分仓促,他也会支持我们的研究。

除了对NGO、公益机构的贴近之外,蔡老师对于民间公益人士也特别支持。比如大学生雷闯在2009年给全国1983个大学校长写信,呼吁消除乙肝歧视,蔡老师对于这个活动十分赞赏,邀请了二十位学者写了一封联名信。这些活动在整个乙肝携带者群体中令大家十分感动。在蔡老师的追悼会现场也有不远千里赶来的乙肝携带者人士,感谢蔡老师对于反对乙肝歧视所作的贡献。

在蔡老师以及其他各位老师的努力下,反歧视工作,,特别是反对乙肝歧视这些年在立法层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比如说《就业促进法》成功添加了平等就业的专章,有专门条款,一些歧视性的法律也在进行修正,最突出的是在乙肝歧视的领域。在实务方面,由于立法的改进,也使得诉讼的结果有了很大改进。最近有一个乙肝歧视案,获得了一定数额的赔偿,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乙肝歧视为例,仍然存在违法成本低的问题,用人单位可以开除、辞退携带者;而劳动者进行维权的时候成本就非常高,比如举证困难、立案困难、审理时有偏袒、赔偿标准低,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在其他领域,进展就更小。比如艾滋病、糖尿病、基因歧视、残疾领域,这些领域的反歧视活动也是举步维艰。在这些领域行政部门起到了带头歧视、破坏法律的作用。目前反歧视的进展还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让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蔡老师这些年不断提出两条指导思路,一是进行专门的反歧视立法,二是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保障公民平等就业的机会。蔡老师在这些年不断提这两个解决方案,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我相信终究有一天,我们要么进行专门立法,要么设立平等委员会,到了那一天,其实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蔡老师的在天之灵也才终将得到告慰。谢谢大家。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陆军。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社科院的黄金荣老师。

 

黄金荣(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想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像上午老师们指出的,现在的法治进程还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也似乎不断在放权,但是仍然是占主导地位。这实际上对法律是处于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虽然我们讲社会主义法律体制已经建成,但如果我们客观看,有些领域根本没有法治,有些领域只有有限的法治,有规定但是没有好好执行,但有些领域就相对比较好,比如普通的刑事案件或一般的民事案件,大部分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在这样一种政府掌握全局政府的情况下,原来的某些传统控制方式不会轻易放弃,有些政府控制方式还是没有变。法治建设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越来越涉及到宪法的基本权利,政府的放权或自我限权的意愿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社会的推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做,今天讨论的反歧视议题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对中国的反歧视的立法和观念的变革做出了非常大贡献的人物和组织,像周伟老师、陆军的益仁平中心,这些热心人士经过十年的推动,至少在法律层面有了质的飞跃。当然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法律,我觉得还是观念上的,大家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

下一步寄希望于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从量的积累来说,我们是通过个案促进观念的变革和法律的实施。我们不仅仅是宪法不能实施,很多法律都不能实施。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法治建设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抱一个乐观的态度,毕竟还有像益仁平中心这样的许多组织非常活跃,互相呼应。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法治的希望。谢谢!

 

(自由讨论)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虽然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还是有一个简短的自由讨论阶段,不知道哪位老师有问题?

 

Maggie LewisProfessor of Law, Seton Hall University):

我对于反歧视法律是外行,但是我听了专家发言之后,受到了很多启发,也感佩蔡老师对于反歧视的贡献。我是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从那时到现在,中国有了大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据我了解,现在中国法律上还没有对歧视有清晰的定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歧视”必须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要进行很多工作。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刚才老师们提到了很多方式和措施,包括立法、诉讼、行为艺术、媒体报道,好像没有专门提到公民在报道反歧视案例领域的作用,不知道哪位专家能够分享一下意见?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教授):

最大的歧视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团结95%的人”,这就是违反宪法的。作为一个执政党,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不能只对大多数人负责,而应当对全民负责。现在是13亿,如果只团结95%,或者“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而不是全部人民,这是最根本的错误。执政党是要对全民负责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所谓团结大多数,都是违反法律,违反正义的。

 

陆军(北京益仁平中心主任):

我来回应一下公民记者的问题。在反歧视领域,公民记者确实也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微博时代到来之后,很多信息都是通过微博进行传递。但是因为现在反歧视问题还是一个相当不敏感的问题,所以在主流媒体上还是完全可以传播的,应该讲无论是在反歧视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主要还是跟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合作,这可能是跟其他一些领域有所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些体会。

 

张乐伦(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对于Maggie刚刚提出的为什么在法律上没有对歧视作出界定的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意外,2002年才最早提出反歧视的理念的,我觉得5年内可能有点困难,但10年内有望出台反歧视的专门法律,15年内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下一步是如何能够真正实施这部法律,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各个领域的智力支持,包括经济学领域。

 

第四单元:人大制度建设与公共财政监督的问题与前景

 

蔡霞(中央党校教授):

    蔡老师在生前对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是毕生奋斗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宪法的实施,也就是宪政建设问题,宪政建设最最本质和关键的问题是人大建设如何完善以及怎样把政府的钱袋子管起来,使人民的钱用来为人民牟福利,而不是用来政府官员自己花费。尤其是近几年蔡老师关于人大问题的思考和公共财政监督的探索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多的努力,所以,今天第四个问题是对蔡老师最好的纪念,也通过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把蔡老师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能够完成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下面请第一位发言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成栋先生发言!

 

王成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是蔡老师在政法大学以后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在宪政研究所是蔡老师的研究员,通过5年多的合作,对蔡老师有新的认识。蔡老师近年的主要工作有:反就业歧视、公共财政、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这三个大的课题。我有幸参加了这些课题,公共财政是主要的,对它有一些新的认识。近几天有个新的迹象,中央提出6月份以前要把中国的三公消费公布出来,增加透明度,包括公共预算过程中的报表、公共预算过程中程序设置。这与我们的课题,几蔡老师的推动有密切关系,他影响了相当的政府官员,对公主财政有了新的认识。

    蔡老师首先是法学家、实践家,这些都是蔡老师当之无愧的。同时蔡老师还是法律活动家,通过他超凡的组织能力、个人魅力、影响力,影响着各个层面,他跟媒体、部位、地方政府、人大、公务员、专家、民众都能很好的结合起来。不仅是在国内,他还与外国友人、基金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都是真诚的、友好的、相互信任的。

    蔡老师还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极为敏锐,洞察事物极为细致。比方说,公共财政领域对于法学界是陌生的,但是蔡老师对于存在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比如说,计算报表的价格很多人不太了解,他比财政部财政专家的认识都有独到之处, 提出了非常先进合理的预算报表,对财政方面的一些概念提出变革,为此与财政学家进行经常的争论,并且他非常坚持,他看到了我们一些熟视无睹的漏洞。在公共财政领域他特别强调权力的分工制衡,强调人大、党委、政府三种国家权力内部的配合和制衡,还特别强调预算单位的合作和监督。从上海闵行的经验看来,这三者或者四者关系处理的比较好的。最好的办法是广大人民的参与,他这种各种力量和权力平衡的思想是非常好的。

    蔡老师不仅记忆力超强,而且他还是是一个理想家,他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对中国的改革和前途充满了理想和热情,他总是说做起来再说我们不做,谁来做?,很好的体现出一种责任感。书中他的名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他挂在嘴边经常说的一句话。

以上海闵行区为代表的公共财政试点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以下七个大方面:一、执政党、人大、政府和人民群众在预算过程中的监督、制衡和配合;二、预算要看得重,为此自己亲自编预算报表;三、不仅仅要编制让公众、外行和人民群众能看得懂的报表,而且要编制一个可预测、可评估的预算报表,这体现美国发达国家的预算评估概念;四、预算整个的过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编制阶段、审议阶段、监督阶段,他更强调从编制阶段技术、程序和实体权利问题三个方面的配合和协调;五、预算过程的参与,预算的公众参与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良机,这种参与强调了现有制度之外的人民的力量,人民有序的参与对于预算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甚至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都会有变革;六、透明,国防和外交都没有可保密的,都可以公开;七、人民代表机构作为代议机关要不断培养他的能力,不断壮大,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主导的作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谢谢!

 

蔡霞(中央党校教授):

    王教授给我们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概括了蔡老师的五个“家”,讲的非常到位。下面请魏梦欣女士发言,她是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魏梦欣(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谢谢各位,非常荣幸给我这次讲话的机会,邀请我讲话的原因,我所在机构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多年来跟蔡老师在财政方面有过合作,特别是上海闵行区试点项目工作。谈到社会监督政府,包括财政方面的监督,政府不仅是公开几份文件、举办一个听证会而已,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对于财政报表编制,使公民可以读懂预算报表。有时政府的人员也感觉应该多做一些工作,他们对这些听证会也会有所失望的,很多听证会失败了,是因为没有提前公布一些信息,让大家充分了解听证会。

另一个与财政有关系的蔡老师的工作,就是土地和拆迁,这也可以说是财政的一部分,土地是公众很重要的一个财务和资产,地方政府越来越以来土地的交易来获得其预算的来源,这些都涉及到公共财政收入。土地也要向财政一样,越早越多的公主参与、跟人民交流,告诉他们政府需要征收土地的原因,是会是影响人民接受的可能性。现在在土地管理工作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追求太多的目的,特别是拆迁的基本理念:是保障房屋产权人的利益,还是为了扩张政府财政,用土地融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给农民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也要保留一定的农业生产的水平,一块土地也不能同时做那么多的工作,必须把这么多互相有冲突的目的得到一个排序性的判断。必须很基本的决定目的是为了什么,土地是为了什么来使用土地。短期内可以做的就是,建立一个规定来要求,每一次要征收土地之前,最起码要有一个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必须公开所有的关于土地的交易和土地的发展计划,公开征收土地的所有的情况,特别是对权利受影响的人,不仅告诉他们政府权利的效果,而且要告诉他们决定的因素,听证的时候可以全面的理解效果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样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可以避免我们现在发生的暴力的冲突,这是蔡老师在公众参与、公共财政领域给我的启发。

 

蔡霞(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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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