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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法治30年》新书发布会暨蔡定剑学术思想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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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法治30年》新书发布会暨蔡定剑学术思想研讨会

 

    2011514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走向法治30年》新书发布会暨蔡定剑学术思想研讨会”。著名法学家江平、郭道晖、孔杰荣(Jerome Cohen)、爱德华(Randle Edwards)、陆思礼(Stanley Lubman)以及蔡定剑教授生前的合作者王晨光、戴玉忠等50余名中外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日程

开幕式

主持人:张千帆、刘小楠

致辞人:伯恩敬、王晨光、科恩

 

第一单元: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会公布仪式

主持人:李树忠、李楯

发言人:刘星红、张乐伦

 

第二单元:中国法治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戴玉忠、朱维究

发言人:江平、Randle Edwards、郭道晖、Stanley Lubman、俞荣根、霍宪丹、林莉红

 

第三单元:中国反歧视立法与实践进展

主持人:Eva Phils, Maggie Lewis

发言人:周伟、刘伯红、刘小楠、曲相霖、陆军、黄金荣

 

第四单元:人大制度建设与公共财政监督的问题与前景

主持人:蔡霞、常少扬

发言人:王成栋、魏梦欣、程洁、熊伟、刘仁文

 

会议总结

主持人:刘小楠、李萍

发言人:柏恩敬、张千帆

 

 

开幕式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定剑先生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尤其是远道而来的美国友人。蔡定剑先生的思想具有独特的魅力,会议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纷纷要求来参会。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尤其是《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主编之一、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他手术后放弃在家休养的时间,赶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十分令人感动。

大约三年前,蔡定剑、王晨光教授组织专家一起讨论《中国走向法治30年》初稿的修改,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可惜三年以后,斯人已逝,但是定剑先生的精神长存。蔡老师去世之后,我们举行了几次缅怀他个人的朋友聚会,但是一直没有举办过他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今天借福特基金会举办《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中英文版本的发布,使我们有机会讨论和思考蔡定剑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此次会议,邀请各位专家对中国法治建设发表高见。定剑对中国宪政涉猎十分广泛,今天的会议我们只能集中于其生前着力推动的几个领域。

我们今天的议程分为几个阶段。前几天,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已经宣布成立,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向社会公布,希望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第一个议程。接下来是通过《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一书,来回顾与展望中国法治之路。下午有两个议程,一是探讨中国反歧视立法与实践,二是人大制度建设与公共财政监督。这些都是蔡定剑生前致力推动、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领域。

 

刘小楠(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

非常感谢张千帆老师对于会议举办背景和目的的介绍。下面有请项目资助方、福特基金会柏恩敬先生发言。

 

柏恩敬(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

各位早晨好,首先感谢大家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参会,同时非常感谢主办会议的北大和政法大学的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均是蔡老师生前创办,并为之倾注了心血的研究机构。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会议的背景。蔡定剑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和合作伙伴,也是中国法治研究和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对中国法治的贡献,必须在以后法治发展中真正体现出来。我在中国走访各个大学法学院时,许多学生虽然从来没有见到过蔡定剑教授,但是深受他的思想影响。

蔡老师在很多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刚刚认识之时,他尚在全国人大任职;但是他同时具有学者的深度,以及对于问题敏锐的理解。即使在离开全国人大,专职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仍然保持与官方的良好关系。他担负起沟通官方和学界的桥梁,他举办的会议既能邀请到第一流专家学者,也可以邀请到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并对这些官员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蔡定剑教授同时作为学者和行动者(律师)之间的桥梁,这也是蔡定剑教授的重要品质。他不但研究宪法,而且关注反歧视领域,并且和很多律师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蔡定剑教授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和行动者之间形成了桥梁作用。

他同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今天的会议并没有进行宣传,原本计划为一个小型会议,但是许多外国专家要求参会。我的经验是,在中国举办这种学术会议大家参与热情并不高,但是今天来了很多朋友。

蔡定剑教授热爱他的国家、热爱他的同胞、热爱他的工作和家庭。举行这个研讨会,围绕蔡教授生前热衷的领域,展开讨论和交流,是对蔡老师的最好纪念。如果蔡老师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我相信他会非常高兴的。利用这个机会,将蔡教授和王晨光教授主编的《中国走向法治30年》的英文版本进行发布,并邀请了该书的其他一些作者,进行学术交流。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项目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在30周年之际,我们想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籍,同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进行回顾。我们请蔡定剑先生和王晨光先生来主持法律项目,主编《中国走向法治30年》。我们设想该书在国内外都产生很好的影响,同时出版中英文版本;该是重点在于分析,而非简单的描述;书籍的各个章节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交流、评论,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并不能把书籍分发给每位作者,我们希望尽快弥补这项遗憾。

我与蔡老师认识十多年了,早在中美法律交流项目开始时,我们就互相认识了。他不但在学术界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为人给所有朋友们特别的感受,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分析问题的能力非常敏锐、思路非常清晰,总是让人受益匪浅。他不仅关注理论,而且关注当下社会问题,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工作的目的不是在于个人荣誉,而是在于争取中国进步。我依然记得蔡定剑当年骑着自行车和我在后海见面的情景,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最后,我想到蔡老师会想到他的微笑,虽然他的工作都是是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包括反歧视、政府透明等课,但是他一直乐观。现在我们想起他的乐观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大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刘小楠(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所长):

非常感谢柏恩敬先生!在蔡教授生前,福特基金会一直非常支持北大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和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我们希望得福特基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到下面请王晨光先生发言。王晨光先生也是《中国走向法治30年》的主编之一,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仍然坚持参会,我们深为感动。

 

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会议不仅是对《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一书的讨论,更是希望可以针对中国当下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找到出路,以期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推动。同时,借此次会议对书籍的主要编撰者蔡定剑教授的追思,以及对他开创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总结。

就我本人来说,能够参加《中国走向法治30年》的编写,是我一生之中难忘的经历。这本书是合作的结晶,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的结果,也得到了一些学界前辈的指导,这都是该书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我想借这个场合,说明虽然我和蔡定剑教授共同作为《中国走向法治30年》的主编,实际上主要工作是由蔡老师完成的。因为我中途曾赴美国访学,许多工作都是由蔡教授完成的。这本书也是经过反复讨论形成的,书籍的撰写者多次的反复商议,目的使该书不仅是描述和评价,而且要对现实风险进行评测、对未来发展进行预估。当然,这本书也非尽善尽美,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讨论并着力实践推动。我也想以该书为起点,不断反思、进行完善。

蔡定剑教授不仅是思想者,而且是一个务实的行动者,这在学术界是非常少有的杰出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呐喊呼吁,而且需要身体力行,逐步将法治发展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蔡定剑教授是将思想和行动完美结合的典范。

我们讨论本书的同时,深深怀念蔡定剑教授,回忆他对中国法治的卓越贡献。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不管在历史长河中、在现实实践中有着很多的挫折和教训,他仍然不屈不挠、通过行动去逐步推动法治发展。这种对于法治的信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暂时的倒退和回潮只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不能回避敏感问题,通过细微之处推动制度的进步。蔡定剑教授无论在从政还是在治学中都有着乐观的态度,并着力一步步推动制度的变革。这些都是令我深深感佩的。

现在中国作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实体,政府深度参与到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有序的激变”留给世界很多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和我们现存的许多认识都是不太符合的,因此留我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怎么解释中国的经济和法治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走向法治30年》正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限于我们的知识,并不能很好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也作为一个引子,促使大家更好的思考。

我依上面这些简单的概括,介绍《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一书,并表达对蔡定剑教授深深的怀念。谢谢大家!

 

刘小楠(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

谢谢王晨光教授的精彩发言,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纽约大学法学院科恩教授,下面有有请科恩教授致辞。

 

科恩(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也很荣幸今天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今天既是不愉快的一天,也是愉快的一天——可惜蔡老师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了,而又需要祝贺《中国走向法治30年》英文版的发行。我希望今后重要的书籍都应该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

《中国走向法治30年》是讲述中国1978-2008年的法治发展,但是在2008年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之后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我特别希望听到发言人对于新情况借介绍。现在法治碰到了新的障碍,但是我们也有比较好的改革,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对于执法的重要性还不够重视,比如警察的作用。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警察,但都应限制警察的权力。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我没有实际了解到实际的内部系统运行。但是我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比如一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情况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些很多国外朋友都十分关心这些问题,也涉及到警察权力的运用。因此,学者需要关注执法问题,很多人都担心警察权力过渡膨胀带来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蔡老师的最好的纪念。谢谢大家!

 

 

第一单元: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会公布仪式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刚才在开幕式上,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很精彩的发言,下面我们进行“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的公布仪式。

蔡定剑教授是我的学长,我们在大学时时同学;后来他到政法大学工作后,我们又成为了同事。他的离去不仅是政法大学的损失,也是法学界的重大损失。为了纪念蔡定剑教授,在蔡教授夫人刘星红女士和张乐伦女士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

下面请刘星红女士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刘星红(蔡定剑教授的夫人、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安排这个议程,使我们有机会在此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的相关情况。在蔡老师去世之后,得到了学界、媒体和民众的广泛追思,大家肯定他的独立精神、担当情怀,更重要的是肯定他所追求和奋斗的事业。因此,蔡老师的家人和朋友们认为需要做点什么,一方面是对蔡老师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对于蔡老师所追求事业也做点贡献。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成立蔡定剑宪法教育基金,这个想法得到了政法大学的支持。政法大学基金会也是经过民政部门批准的公益基金,我们决定将宪法学基金设立在政法大学基金会之下,从而获得了合法的身份。

我们的宗旨是:纪念蔡定剑、鼓励青年从事宪法研究、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发展。目前我们打算做两件事情:一是“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受资金限制,目前面对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宪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进行评选,要求学生成绩优秀,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关系国家法治发展的精神;第二是“宪法学优秀论文奖”,面向35岁以内的青年学子,不受职业和专业限制,鼓励青年从事宪法学研究。当然,随着资金规模扩大,我们也将设立其他一些奖项,扩大评选范围。

在基金之下我们设立了“管理委员会”,包括了蔡老师的家人、政法大学基金会秘书长、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另外聘请了一些顾问,包括江平教授、郭道晖教授、王春生主任、俞可平副局长,指导我们的基金运作和发展。另外,设立了“专家评审库”,包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专家组成员,作为优秀论文奖的评委。这些专家都工作非常繁忙,但是都十分乐意加入我们,这也让我很感动。

资金主要来源是依靠师友的捐助,约有60万的原始资金。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江平教授、陈光中教授都率先捐款,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和法学院都进行了大力支持。另外,我们进行了小范围的的募捐,包括在律师的支持。现在资金总额大约是106万,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为了资金长期发展,我们准备募集200万。我们也期望继续得到大家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支持。

我们计划在今年蔡老师去世一周年之际,进行优秀论文的评选。正如江平先生所说的“法治天下,人才第一”,因此我们正是想通过论文的征集和评选,促进优秀青年对宪法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目前暂定了一些征文主题,主要是围绕蔡老师生前关注的领域,包括税收和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宪法学意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实施和司法监督程序、城乡规划和农地征收制度比较研究、土地征收的公益性要件和审批程序以及补偿标准的比较法研究。这些都是比较宏大、但是有非常重要的题目。希望在座的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完成这些题目,这也是对于中国民主宪政发展的支持。

谢谢大家!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感谢刘星红女士充满感情的发言,下面请为基金成立付出很多辛劳的张乐伦女士的发言。

 

张乐伦(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大家早上好。正如科恩教授所讲到的,今天应该是很快乐的一天,但是想念起蔡定剑教授,仍会有些沉重。请大家看一下蔡老师在三味书屋讲座时的照片,当时已经病重,仍然很坚强。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蔡定剑,他的精神也鼓励着我。

关于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刚才星红进行了很详细的介绍,主要工作也是由星红和克蒙完成的。基金的设立也得到了许多同仁、朋友的支持,我们一致决心将定剑所坚持的事业继续下去。

定剑和星红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因此基金设立在政法大学也是非常合适的。政法大学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举行了很隆重的成立仪式。基金管理委员也得到了很多师友的支持,会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初始阶段,基金主要作为助学金和优秀论文奖;我们也考虑资金更雄厚一些之后,也可以资助一些项目。

定剑的奉献精神、务实精神和巨大勇气,将会以基金形式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自由提问阶段)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好的,现在进入自由提问阶段,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陆军(北京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

我想请问一下,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的推广主要通过什么方式?

 

刘星红(蔡定剑教授的夫人、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目前基金并没有进行推广,主要是在学着和朋友之间进行的讨论和募集。之后我们会通过网站公布信息,包括政法大学法学院和教育基金会网站,人大与议会研究网、北大公法网。当然下一步的具体工作仍有待管理委员会的讨论,我们感觉责任重大,必须将基金管理好。

 

熊伟(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

蔡老师在实践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但是我发现基金用于实践方面的推动力度似乎不大,比如调研流动人口选举权的保障,可以考虑资助学生、民间人士进行实践活动。

 

刘星红(蔡定剑教授的夫人、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过您提到的实践课题还不在我们目前的计划之内,鉴于目前中国现状,我们首先希望基金能够建立起来,然后逐步发展。当然,您说的问题非常好,我也会考虑时机成熟时从事相关活动。谢谢!

 

张乐伦(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也有资金限制方面的原因,因为目前资金还不是特别雄厚。将来资金更多的话,可能考虑资助项目。

 

熊伟(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

实际上如果项目能做的更有价值的话,会得到更多的人支持。比如,我们目前在微薄上开展的的艾滋孤儿救助项目,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我想这也是一条思路,谢谢。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作为刘星红女士和其他蔡定剑的朋友发起成立的基金,他们让我做基金管委会的成员,我起初是有些犹豫的;因为在中国做事,可以像蔡教授一样始终坚持原则是很不容易的。蔡定剑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蔡定剑去世以后,网站上有“世间再无蔡定剑”的标题,我想作为既有原则,又能平和、理性的推动中国前进是殊为不易的。这不仅需要思想和观点,也需要行动!

前天基金在政法大学成立时,很多朋友都做了发言,我听了很有感触。特别是郭道晖先生和江平先生的发言,二位长辈的发言十分精彩;而年龄比我稍小一些的人、在职的人,就不如二位老先生讲的那么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退休的老人所讲的话,要比年轻人要深刻敢言。正如王晨光教授所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缺少一种化解和协调利益冲突的机制。而我们说,宪政正是保障国家发达、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基本机制。基金的设立目的,是希望年轻人比蔡定剑教授做得更好,这样中国才是有希望的!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第二单元:中国法治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戴玉忠(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尊敬的各位老师、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我和朱维究老师也是《中国走向法治30年》作者,因此主办方要求我们作主持人。下面请尊敬的江平先生发言。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我想“中国走向法治30年”有进有退,其中进步之中最有印象的是,我从1978年参与的行政立法研究工作。作为一个私法研究者,来领导一个公法的立法工作,这是出乎我预料的。

当时陶希晋老先生主张颁布一个“行政立法纲要”的文件,推动中国行政实体法方面的进展。但是我们在和行政法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之后,我们认为制定实体法的条件不是太成熟,于是考虑用程序法推动实体法的发展,由此开始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工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工作进行的很顺利,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思考:即是用法院的诉讼程序法来推动实体法的进展。民法的发展历程也类似,我们先有《民事诉讼法》,然后才有了《民法通则》,直至现在《民法典》的起草。有了诉讼程序,就必然会推动实体法的演进。当时我就考虑到,公民就计划生育、土地征用方面的诉讼,可以大大推进实体法的完善。

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经常思考:能不能以宪法的诉讼来推动宪政在中国的进一步开展。但是目前宪法诉讼在中国是禁止的,甚至明令禁止讨论宪法诉讼,相关专著也不能出版。宪法诉讼现在几乎是禁区,危害也非常大。现在的宪法审查现在是非常空洞的,如果能够有诉讼程序的保障,即使不成立宪法法院,由普通法院来管辖,也是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宪法研究中需要突出违宪诉讼的程序,从而有实际操作的手法、法律运行的规则。通过诉讼程序逐步促进宪法的完善,逐步走向宪政。

蔡定剑教授最可贵的学术品格就是把宪法从理论落实到行动之中。宪法从理论到实践,最重要的就是把宪法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蔡定剑研究的反就业歧视问题,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宪法实践逐步推动,我认为可以借鉴行政法的经验,就是通过诉讼程序来推动实体法——这应该是比较好的方式。

谢谢大家!

 

戴玉忠(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有请美国哥大Randle Edwards教授发言。

 

Randle Edward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教授):

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但是有一位朋友却离开了我们,但是大家经常会提起他——他就是蔡定剑教授。在他短短的54年生命中,他达到了令人敬重的高度。

蔡定剑是我的朋友,他也是大家的朋友。蔡定剑是对正义和平等具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他人!蔡定剑教授勇敢无畏,他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蔡定剑教授永远都在寻找最好的办法来界定公正和正义,并促使所有人得到公正和正义!

蔡定剑教授在哥大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个商店卖给他一件假货——一个不能播放的电视机。蔡定剑教授认为,只要我们努力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当他购买了假电视机时,他认为不能得到救济。我告诉他去小额索赔法院去起诉。其实在此之前10年,我就与小额法院打过交道,我有个炉子用了3年就坏掉了,邻居们都可以用10年,但是保证期只是1年。后来我的太太去小额索赔法院,竟然获得了胜诉。蔡定剑教授在一位学生的陪同下,也获得胜诉,他十分高兴。

蔡定剑老师的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谢谢大家。

 

戴玉忠(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感谢爱德华教授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尊敬的郭道晖教授发言。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

谢谢主办方给我发言机会,我本来为会议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法治的阻力与动力》,鉴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要陈述一下观点。

首先,我认为中国30年的法治,初步解决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问题。30年后,我们应该提出“从法治到宪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进一步提出“依宪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现在只是停留在法治,还可能只是实行“形式法治”,甚至以法谋私、执法违法、以法反法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强调从法治走向宪政、宪治。

现在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个人对此持保留观点。虽然我们现在又很多法律,无法可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备。这里我想引用蔡定剑教授在《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中的观点:立法和法律体系的缺陷还有很多,其中包括立法部门利益的倾向严重,公开性和参与性不足,立法权错位和人大立法权的流失;人权法的缺失、社会法的缺失、税法的缺失等。归根结底就是宪政法律的缺失,目前需要建立宪政立法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基本法律缺失。

现在我们实行宪治遇到了很多阻力,人为设置太多禁区。学术界也有人提出“宪政派误党误国”,针对的就是蔡定剑教授生前组织的一次研讨会。目前宪政的阻力包括了阶级的阻力,目前实际形成了权贵阶层、特权阶级,这些姐姐极力阻止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反对事实宪政。另外还有思想阻力,以“国情论”阻挡“民主、宪政、自由”等朴实价值。现在关于“三个至上”的讨论也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如果不加以澄清,会引导我们走出误区。

归根结底是选择“宪政和专政”、“维稳和维权”之间的矛盾,歧视这些都不是对立的,但是现在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稳定当然很重要,维稳不能压倒一切。现在我们宪政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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